靠国家扶持拯救不了衰落的北方，反而会害了它
南北差距根本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这种差距并不像地理因素、文化因素那样难以克服，相反，它完全是事在人为的。此时指望国家扶持、给更多投资，其实是期望“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真正应当做的恰是摆脱这种思维，减少过度的干预，释放民间的活力，在一个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时代背景下，也只有这样才能强化市场机制对北方的渗透，打开新的局面。
本文由无冕财经（wumiancaijing）原创首发
作者：维舟
编辑：雷缓之 设计：布冬 编辑助理：朱智琪
不久前，各地去年的经济成绩公布，天津被南京挤下，全国GDP前十大城市的行列中，北方自此只剩下北京一根独苗，这引起了许多关于“北方衰落”的忧虑。
直到1978年，全国经济十强城市之中，北方还占有六席（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哈尔滨、青岛），当时“南北差距”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陆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主要都是在沿海与内陆之间的“东西差距”，然而这两年，似乎忽然之间，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变成了“南北差距”。
▲2020年，天津被南京挤出全国GDP前十大城市。图片来自国民经略。
这种社会心态的变动是有依据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粗略估算，2000年沿海各省市的人均GDP还是全国平均值的143%，而内陆仅为70%，相差两倍多，但由于大量人口向沿海迁移，而内陆则加大开放和基础设施建设，接纳了更多产业转移，到2019年，这一落差已收窄到1.5倍（124%比80%）。与此同时，南北方之间却由几乎均等急速拉开差距：2000年还是100%比99%，2019年就变成了114%比84%。
换句话说，“东西差距”仍在，也还是比“南北差距”更大，但前者在缩小，而后者却在加大，甚至隐隐呈现出某种“南北大分流”的态势，真正让许多人为之忧虑的就在于此。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变动究竟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何解释南北差距
对这一现象的一个流行解释是所谓地理假说，也就是认为，北方经济变差，归根结底是因为在气候、地缘等天生的地理因素上就不如南方，尤其是冬天漫长寒冷，对农业、工厂开工、室外服务业都是不利因素，而北方的海岸线也相对较短，远离国际主航道。尤其在解释“东北为何衰落”这个问题上，地理假说更是许多人的钟爱。
以往在解释沿海/内陆之间的“东西差距”时，这种地理梯度发展的观点也经常被抬出来，因为这看起来相当一目了然。的确，地理上比较偏远的地方通常更不发达，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交通成本高，人口、资金、信息的流动都慢，如果运费高昂，这的确会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如今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地理上的阻碍，沿海/内陆之间的差距缩小就是一个明证，这就很难解释为何内陆省份克服了地理因素，而同时期北方省份却无法克服，更不能解释为何南北差距独独是在近些年才开始拉开。最明显的是东北和西南：东北是全国铁路网最发达的地区，而西南地区却多崇山峻岭、又不靠海，交通最为不便，然而近二十年来西南经济已爬出谷底，倒是东北在人均GDP上取代西南成为全国各大区的垫底。
事实上，近些年就算是在北方内部，经济发展较快的也是几个内陆省份，尤其是陕西、河南，而辽宁、河北、天津、山东这样的沿海省市却落在后面。按十多年来的发展势头，河南很有可能取代山东成为北方各省经济表现上的领头羊。如果说地理因素决定着经济繁荣，那就无法解释为何在同样寒冷的情况下，按说地理条件更优越的省份，经济表现却不行。
地理假说也潜在地低估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只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式地搭便车，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努力所致。与之相比，另一种文化假说就强调，是人们所秉持的价值观推动着当地经济的兴衰。1960年代初，加纳和韩国的人均GDP相差无几，但三十年后竟拉开到相差14倍！劳伦斯·哈里斯等人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中因此指出，“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文化能使经济发展的局面完全不一样。
很多人都注意到，北方社会重义轻利，很多人又好面子，下岗后宁可在家呆着，也不愿出去摆摊。不仅如此，北方的官本位思想更重，之前就有个段子嘲讽“鲁性”：在山东，这个新年回去，就算开着奥迪也没用，因为你回乡本身就表明你不是在体制内工作。相反，在东南沿海，一个人发财后，那是会得到普遍称羡的，意味着此人“很有本事”。这种价值取向当然会影响人们是否选择商业领域发展，进而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今年春节，山东农村的过年“跪拜”习俗在网络上引发了争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各地的文化差异性。图片来自齐鲁晚报。
不过，如果深入去看近数十年的南北经济大格局，就会发现，这种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尽管一直存在，但却难以解释为何它直到近十多年才产生那么严重的影响，因为直到2000年前后，北方整体上的人均GDP都并不比南方低，东北甚至长久以来都是“共和国长子”，是全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文化”毕竟是一个地方相当稳定的社会因素，又怎么解释这几年才引发那么明显的差异？
“文化”的力量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是受新教伦理激发，并断言在中国是“文化阻碍了发展”，然而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中国以往数百年的经济发展滞后，并不是因为文化本身，而是政治因素和经济体制。
“讲政治”还是“搞经济”
在“南北差距”这一表象的背后，其实说到底还是市场机制的力量。
相比起北方，南方各省普遍矿产资源不丰富，不得不重视轻工业、服务业多过重工业，又相对远离政治中心，其结果，全社会的劳动力是围绕着相当不同的产业结构组织起来的。
这在东北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国最重要、最发达的重工业基地，又承接了“一五”计划的大量项目，东北一度风光无限，城市化率、人均GDP都位居全国各大区第一。1952年，东北的工业产值竟占了全国一半多（52%）。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极为便于集中化管理、可以通过“大干快上”迅速发展，但问题是，到了市场经济的时代，越是这样的老工业基地，面临的转型困难就越大。
朝鲜半岛的南北方提供了一个更为极端的样本：在战后分离之初，由于北方多矿产、水力等资源，日本殖民时期的工业建设就主要集中在北方，而南方主要依靠农业、手工业和小商业，人口密集而相对穷困。虽然经历了战争的破坏，但北方的工业基础还是远好于南方——直到1975年，南方的人均GDP才追上北方。在此之后的情形人所共知：南北阻隔形成了反差强烈的两种实验室环境，如今南北人均GDP已拉开到了50:1，而要论文化因素，原本它们都是同根同源的。
在统一的国内市场、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之下，中国不可能出现这么极端的失衡，但内在的机制却不无相似之处。1949年后，虽然是“全国一盘棋”，但南方由于原本的工业底子薄，国家项目又少，因而在计划经济中实际上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五”计划前夕，上海工业产量占全国总产值的1/5，但仅占国家投资的2.5%，到1957年，有25万人调离上海去“支援各地建设”。
对南方各地来说，这是普遍现象：由于长期得不到多少国家投资，只能想办法“自力更生”，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反过来，自上而下的干预也就因此较少。很多人现在或许已经忘了，如今被视为经济最发达之列的广东、福建两省，在1978年之前其实是得不到建设的角落。
▲2020年，广东GDP在全国排名第一，福建排名第七。图片来自盘古智库。
很多人强调的“文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的政治经济机制所不断塑造的，因为北方相对来说更加“讲政治”，必要时经济就得为政治让路，而南方近三四十年来则可说“最大的政治就是搞经济”。不仅如此，由于长期服从指令和调配，北方在经济领域也很容易出现“等靠要”的被动性，乃至出现了变局时也反应迟缓，因为很多人觉得，那么大的厂子，“国家不会不管的”，等到这样的局面真的出现时，就顿时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
短期内，这可能看不出来多大差别，但当中国在1992年后更进一步转向市场经济、尤其是2008年后转向内需，南方就逐渐显示出比北方更亲市场、也更适应市场竞争的优长。北方之所以在短期内难以翻刻，也正因为这是双方内在的结构性差异，体现在方方面面，诸如官本位文化还是商业文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效率、企业对市场的灵敏程度等等。经济学者任泽平团队通过大量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南北差距根本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
在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北宋时，朝廷就对陕西实行严格的榷盐制度，对食盐的运、销控制极严，明代也强化在经济生活中的国家干预，以便控制民间的竞争与分化，保持社会稳定，然而这种做法的另一面，则难免严重压抑民间经济的活力，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积累到后来乃至出现“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明史》卷二二六《丘橓传》）的局面。
明白了这一点，那么也就可以让我们意识到：这种差距并不像地理因素、文化因素那样难以克服，相反，它完全是事在人为的。此时指望国家扶持、给更多投资，其实是期望“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真正应当做的恰是摆脱这种思维，减少过度的干预，释放民间的活力，在一个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时代背景下，也只有这样才能强化市场机制对北方的渗透，打开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