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框架理论的提出 - 就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框架（Frame）最早在1974年由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人类学家贝特森的“框架”概念之上进行完整的定义并引入文化社会学领域，其在《框架分析：关于经验组织的一篇文章》（Frame analysis :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的著作中认为，框架是一种人们用来领会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认知结构，使用者通过它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似乎无穷无尽的具体事实。国内学者孙彩芹将其归纳为，“框架是一种认知、呈现事物的架构，经过对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凸显特定内涵，表达某种思想，而这种思想又反映了特定的文化价值”。学者Reese将框架理论定义为三类：一是侧重于新闻框架的效果，认为框架就是一种选择和凸显，框架一件事，就是选择所感知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加突出，用这样的方式促成一个独特问题的界定、因果皆是、道德评级以及如何处理的忠告。[1]认为不同的新闻框架将会对受众如何理解、评判新闻的方式、态度产生影响。二是把框架看作是一种积极的意义生产过程——“框架是有组织的中心观点或线索故事，为一系列的事件提供意义”[2]，生活在社会中的公众，必须通过某种认知框架来认识世界万物，通过框架来建构意义，用以明晰社会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整体情况。三是认为框架本身不仅是意义的再生产，也是一种有规律的筛选手段——“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3]以目前大量的框架理论的研究成果来看，其讨论主题主要集中于四个层面：一是对框架的内涵的讨论；二是对媒介框架的来源研究；三是对媒体报道框架的分析；四是关于框架效果，即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之间的互动的研究。框架的双重含义：1、框架作为一定的知识体系或认知定势预存在我们]的大脑中，它来自于我们过去实际生活的经验；2、我们根据既有框架来建构对新事物的认识。
- 新闻框架理论 - 新闻框架是新闻媒体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性处理的特定规则，这些准则来自于媒体立场、编辑方针以及与新闻事件的利益关系。同时受到新闻活动规律的制约。准则规定着一家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基本态度和本质判断。在一定新闻文本中，新闻框架通过一定的符号体系表现出来，这些符号形成对新闻事件意义的建构。（具体信息的凸显、弱化、事件定性归类以及引申泛化等等。）新闻框架存在的必然性：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新闻版面资源的有限性矛盾；媒体框架与个人框架的必然性。新闻框架作为媒体为新闻事件定性的主导型框架，对受众认识、理解新闻事件以及对新闻事件做出反应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就是框架效果。Gitlin最早于1980年名为《世界在看：大众媒体准新闻的制造与非制造》一文中将框架与新闻研究的话语生产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定义为“一种持续不变的认知、解释和陈述框架，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的范式，符号操控者能够利用框架，构建话语和认知”之外，也存在着认为新闻框架是“新闻内容的中心组织原则”，是“大众媒体组织和表征问题和事件的方式”，是“符号工作者长期透过大众媒介组织言说（包括口语与视觉）的过程，长期以后形成固定的认知、解释与呈现形态，以选择、强调、以及排除社会事件”，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臧国仁，1999）等众多说辞。国内传播学者何志武认为，“新闻框架是新闻传播者依据自身对外界解释的认知基模，结合各种现实语境要求，通过选择、凸显等方法对客观事实进行架构，最终形成符合自己预先认知的社会真实的一种新闻建构模式”。若稍加归纳，便可知晓，对于新闻框架的大多数定义和解释而言，均涉及媒体机构利用文字符号、图像符号等相关文本信息，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对客观事实进行选择和加工，并赋予其一定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判断。这种新闻框架的形成是新闻媒体长期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新闻生产原则，受众通过新闻框架以构建社会现实，了解事件发展的原因和脉络。对于新闻框架的功能，Entman于1993年总结了新闻框架的四大功能：界定问题；确定问题成因；作出某种道德判断；提出解决方案或改善方法。同时，Entman提出大众传播的“框架四定位说”，也就是在大众传播的框架分析过程中，至少需要考虑到新闻传播者、新闻文本、新闻受众和社会文化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因此形成了传播者框架、文本（新闻）框架、接受者框架、文化框架等几个理论定位。此外，Gamson对于“框架”概念在不同层次意义上区分出两类框架——“框限”和“架构”，即某些框架专属于某个或某类事件，与具体的议题之间具有直接相关性；而另一类框架能够超越不同的事件、议题、事件、文化语境、国家界限，在多种报道中被反复使用。弗瑞斯（De Vrees）等人将此类所谓的通用框架分为：事实框架、冲突框架、人情味框架、责任框架、道德框架、经济后果框架、领导力框架。其中，事实框架是新闻报道中对客观事实陈述或描述；冲突框架着重强调新闻事件中所涉及的个人、团体、组织乃至不同国家、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冲突和对抗；人情味框架往往基于某种特定的感性基调，以个人视角切入，强调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责任框架是在新闻报道中对于引发某一事故或现象并造成一定损失、伤害的当事人进行责任归属，报道中常呈现明确的归因逻辑；道德框架与责任框架相似，但其侧重将事实内容划分进道德理念中；经济后果框架简而言之便是新闻事件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包括经济损失等；领导力框架常出现在对于一些国家、组织、团体的领袖对于群体内部的工作、人际关系等内容的协调和控制。新闻框架研究主要以文本研究为主。作为意义生产的空间，新闻文本既能够反映新闻传播者受到自身的价值判断、道德立场、媒介背景等因素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对新闻文本的影响，又是接受者框架形成的重要原因，是直观了解传播者框架、接受者框架和文化框架的重要契机。正如黄旦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消解》中所言，框架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媒介如何反映现实并规范人们对之的理解，且这些反映和规范均是以媒介的文本或话语得以体现。媒介的生产不是孤立的，其文本或话语的产生也是多重关系的产物。因此，新闻框架研究不仅是一种以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为核心的方法论，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社会批判色彩，主要在新闻生产的研究领域揭示传播者对符号的控制（陈阳，2007）。过去十五年来，研究者记录下了框架能对新闻受众产生的影响。其中最常见的研究发现是，接触新闻报道能使受众习得与建构新闻报道的框架一致的看法。如果报道主要由单一框架，特别是来自精英信源的框架所主导，那么受众倾向于被这种框架所引导。这一研究还揭示出，新闻报道能强烈地影响新闻读者或观众理解新闻事件和事件中的主要人物的方式，特别当新闻涉及一系列正在进行的高度公开化和具有相关性的事件时。例如，新闻报道能够影响人们如何看待社会运动。通常情况下，新闻报道的框架是支持现状的，并致使人们产生对不利于社会运动的观点。新闻框架经常将社会运动的领袖表现为过于情绪化、无组织纪律性或幼稚的人，损坏了他们的形象。由社会运动者组织的示威游行，则被描绘为具有潜在的暴力性，因此警察的行动是合法的。框架理论对一个长久以来就是新闻业所接受和珍视的信条形成了挑战这便是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观念。与客观性观念相反的是，框架理论认为新闻业的作用应该是提供一个论坛，让关于社会世界的不同观点得到常规性的呈现与辩论。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控制这一论坛的是能够影响新闻报道框架的社会制度，这些新闻报道正在建构社会世界。这种社会制度能够推行服务于强化或固化现有社会秩序目的的框架，边缘化那些对现状提出质疑或挑战的框架。社会精英对如何生产新闻具有广泛的了解。他们知道记者致力于新闻生产。这使得他们能选择基个框架，并有效地建议记者对新闻进行这样的架构，最后让事件按他们的意愿呈是现。例如在伊拉克冲突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新闻叙述一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确凿证据的蘑菇云、英雄人物般的杰西卡・林奇、萨达姆雕像的倒掉、胜利完成任务的航空母舰着陆、布什总统的感恩节拜访、曾是足球明星的军队突击队员帕特・提尔曼（ Pat Tilman）的英勇牺牲…数不清的案例反映出记者如何按照精英们的意愿对事件进行架构。兰斯・贝内特架将之称为新闻现实框架，因为在每个案例中，都有利益相关的精英“介入到记者对戏剧化新闻的建构中去，这种做法模糊了潜在的现实语境，其中包括记者消极报道常规性的伪新闻事件（如竞选活动某一站），到记者更积极参与的合作报道（如航空母舰着陆），再到记者受其职业驱动而非常感兴趣的关于谣言、舆论操盘和基于推测的故事”。公共关系越来潜越成为一种重要的职业，服务于将对新闻故事呈现的控制制度化于架构过程中——所有主要社会制度，最值得注意的当属公司和政府，均雇用公共关系职员来推广使他们维持或拓展对社会世界的控制的框架。例如，单单美国国防部就雇用了7000名公关专家。
- 总结 -框架作为一种基础的认知结构能引导人们感知和重现现实。戈夫曼的框架概念十分接近认知心理学中的“解读图式”一词：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分析是以大脑中已有的一些既定模式为基础的，这就是解读图式。它涉及扎根于人们大脑之中的已有观念和既有价值倾向，在人们的无意识中发挥作用，而这一过程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建立起来的。戈夫曼强调框架的情景定义——人们正是根据习得性经验来对情景进行定义并采取行动的。某种意义上，戈夫曼所讲的“框架”来源于内化了的社会规范，一种自我化的情境定义。本专题参考文献：[1] Entman,R.M.,“Framing: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 aradig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Vol.43,No.4.[2] Goffman.,E.,Framing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New York,Harper&Row,1974,p.21[3] Gitlin,T.,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