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生活的人 | 群租生活
电影《饮食男女》剧照
认识他的人有很多，了解他的人并不多。
他喜欢开玩笑，一些冷场的玩笑。他对别人很热情，虽然这热情未必换来真心。他玩世不恭的时候得心应手，动了真情，却是一肚子的莽撞和委屈。
男人最笨拙的时候，也是最认真的时候。越笨拙，越来不及伪装，也就有了一丝真的可贵。反之，男人做起事来若是游刃有余，未必是他付出多少真心，也许是被生活的惯性所推动，就像是一个风流浪子使女人动心，不是因为他对那女人动了多少心思，而是因为他在许多女人那里，已经无数次试错。
如何敢把真心交给对方，越长大，越怕付出真心。竹篮打水一场空。于是用无所谓的口吻，说最真的话，若是对方不理睬，也好找补一句，说说而已，不要当真。偏偏不认真的人，比认真的人更容易松弛，认真的人，因为认真而笨拙。空赴一场。到最后，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她，还是为她所付出的时间。
但感情的事都是后话，老许现在尽一个客厅主人的义务，为新人接风洗尘。新人到来，照例要聚一次餐，老许张罗着，夜晚打边炉，走个形式，好让易川和室友们不至于太生疏。他知道易川是广东人，特意选了一家粤菜馆，看易川一脸斯斯文文又闷闷的样子，坐在他身边，时不时给他制造说话的机会。
他笑起来很憨厚，可能跟吃胖有关。跟易川坐一块，就像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一个弥勒佛，一个瘦竹竿，一个热心肠，一个冷面人。坐定定好似木头，眼镜闪现幽微寒光，那沉寂的眼神仿佛要洞穿对面的心事，欲言又止，发出莫名其妙的怪笑。
他们在饭局聊天，其实许尽欢可能对易川也不是很感兴趣，他就是下意识不想有人被冷落，在国外生活了十多年，孤独的感觉他太容易得到。
那是一次普普通通的聚餐，可是随着岁月的淘洗，随着聚餐者一个个的离去，关于那次聚餐的记忆却愈发清晰，水光一样影影倬倬地浮现在易川的眼前。那不是一段完整的、没有褶皱的记忆，而是碎片的、落地串珠一样叮叮当当的声响。阿达的笑容、思珍的愁绪、李子璇微笑过后的沉默、张晚意自信而沉着的面容，还有许尽欢似是故人来的目光，都一点点打在他的心里，像是南方的细雨浅浅地刮过窗户。
饭局里，他就像尽地主之谊似的热情介绍每一个人。张晚意打断他说，大家简单自我介绍就好。许尽欢像是撞见龙门镖局的老板娘，缩着脖子点点头。
介绍按顺时针方向进行，许尽欢攒聚，照例他先开始。许尽欢熟练地说:“我叫许尽欢，你也可以叫我老许，我就是长得着急了点，但其实跟你差不多大（对着易川说）。我是宁夏人，现在在上海工作，给一家游戏公司做策划。”
他把自己匆匆过掉。下一个就是阿达，一个女侠风范的女生，迎头走来有种她要跟你称兄道弟的错觉。不，应该是姐妹。阿达是一个毫不避讳支持女权主义的人，相比于一些知识分子用更中性的女性主义遮遮掩掩，阿达对所有认识的女生和男生都说，对，我就是女权主义者，我要拍一部女权主义的电影！不是向男权滑跪的，而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电影！她在这个问题上绝不含糊，以至于有一次易川看金基德，她会旗帜鲜明地表示出对金基德的厌恶。看金基德是自由，但批评他也是自由！她跟易川就金基德、伍迪·艾伦和波兰斯基的问题讨论了许久，最后并不能说服对方，但允许彼此的差异。
比起阿达，李子璇和陈思珍就实在平静许多。但李子璇是有点俏皮和傲娇的宁静，像一只一脸生无可恋的受欺负的软猫猫，又会时不时地奋发一番，对世界宣示自己的锐气。陈思珍则是继承了朴素家庭任劳任怨的品质，她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根正苗红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但生在小城市，没有大院子弟那般的资源和福利，也没有东北老国企工人的保障，父亲和母亲不得不进城打工，做小本生意，她一路走过来，也实在没沾着一点儿根正苗红的好处，最大的实际的好就是学费，其余全凭自个造化，做题考试，一脸稚气地闯入大城市，感受身边人反差的眼色。
在室友当中，张晚意是看起来最沉得住气的人。如果打辩论赛，她会是当仁不让的四辩人选。组拍摄团队，她就是负责导演的角色。她身材高挑，目光沉静，说话不多，但每句话都有分量。一群人叽叽歪歪的事，她几句话就讲明白了。男人害怕的场所，她自个儿也能独自闯入。跟思珍一样，她也是小城市出身，但她家庭富裕些，爸爸妈妈至少在小地方有体面工作。她自己也用功，读书时才华就已显现，不是笨拙的、做题家式的，而是喜欢胡闹的、具有破坏性的，跟一般三教九流的混在一起，回来还能考好成绩。就是那种，你给大家一道题，用八百字作文，讲一个感动的事，别人都写感动中国，父慈子孝，她写的是郭巨埋儿里那个儿子的感受。
她从小被人羡慕，可是在进入大城市后，身边有个性的人多了，有才华的同学，一条街都排不完，她虽有天赋，也没到万里挑一的程度。也曾迷茫，也曾怀疑自己，如此蹉跎几年，不好不坏，电影梦还没实现，倒是先做起综艺节目导演。
相似的境遇，引起相似的共情。走在回去的路上，易川心想，他在北京的大多数朋友不会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在上海认识的朋友也不是“阿拉”或者“老克勒”。他们在北京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家，在上海也不会有这种幻觉，口音和语法的不同就已经划分出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异。对漂泊与打工的感同身受，让他们把对方作为朋友。
孤独成为他们的共同话语，热闹也吹不散的孤独，如同太阳般焦灼着人们的内心。
快乐让那失落的感觉更加强烈。
回到租屋后，大部分人上楼睡去，许尽欢和易川还在客厅，看一会无聊的电视，说一些有的没的话。许尽欢感兴趣的是，作家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他对盖茨比书店在北京的遭遇也充满好奇。老猫去了哪里？盖茨比为何关闭？
作家的故事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
那天夜晚，易川告诉许尽欢，盖茨比书店已经在疫情期间关门了。之所以关门，外界以为是财务危机、邻居举报、街道办介入等不可抗力，但还有一个微妙的原因，是因为在疫情期间，盖茨比书店旗下一家生活实验室收留了一位住客，那位住客谎称自己从长沙入京，其实他是从武汉——这个当时中国最严重的疫区而来，按规定，那时武汉封城，所有在武汉的人都不能出城才对。但是愣是从武汉出来了（据说是在封城之前，乃至疫情消息公开之前），进京了，而盖茨比书店疏于对他的身份核验。一时疏忽，给邻居和居委会留下把柄，居委会苦盖茨比书店久矣，可算是找到一个无可辩驳的由头，把盖茨比书店及其生活实验室从小区逐出，而老猫已经无力重建书店。
那之后，易川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老猫，他打电话问朋友，朋友也不知道老猫的下落。他给老猫发微信，几个星期没收到回复，直到有一次他睡前看手机，老猫才弹出回复问：“易川，你现在在哪里？最近过得好吗？”易川给他回复，老猫说自己在老家，前段时间没看手机。知道他没事，易川放心地松了口气，开玩笑地问他，理想破灭的感觉怎么样？老猫不以为然地说，哪有破灭？这只是暂时的挫败！
老猫总是一副很乐观的样子，他比其他人加起来都要坚信盖茨比书店可以重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青年空间（不是青旅）可以在北上广持续生长，形成中国的格林威治嬉皮公社，一个探讨公共议题、鼓励思想交锋的舞台，而不只是寄居在大商场里的安安静静的书店，最终影响到更多青年人的思考和行动。
老猫已经不知道对多少人说过这个宏图伟愿，大部分人的反应就是：嗯，你说的很好。然后就没有下文了。盖茨比书店关门后，人们更确信老猫理想破产，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终将走向溃败，他们会安慰老猫，但不相信他能东山再起。老猫倒还是跟以前一样，隔着电话，你还是能感受到他的朝气、乐观和夸夸其谈的动力，实在是太熟悉了，和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完全没变，就仿佛时间在他那里定格，岁月不曾冲毁他对理想的决心。他的信念不曾变老，就跟他整个人一点没变一样，人们笑他、敬他，又渐渐远离他，他把自己活成了谜语，活成了一个孙中山似的人物。如果说盖茨比书店及其分部是辛亥革命后的各派势力，老猫就是那个被大家尊重又被大家架空的革命领袖。他已然是盖茨比书店的图腾，但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里大大小小的分部——那些本部关门后青年们自发建立、自行管理、名义上是青年空间其实就是把群租房用来周末办活动的地方——从一开始就脱离了老猫的统治，成了一个个实际意义上的自治空间。老猫的自治理想某种意义上倒是因此实现了，而他成了一个逝去之物的象征，一个大家都听他说话然后贯彻落实左耳进右耳出宗旨的人。
许尽欢挠有兴趣地听着，虽然易川的话语透露出一丝玩笑的口吻，但他倒是觉得老猫是一个活出自己精彩的人，他的一生或许狼狈，但会比很多模仿一套人生成功模板的人活得更传奇、更有自己的风格。至少，和千千万万个千篇一律的富豪挣钱的故事比起来，老猫的故事写出来会更有意思、更令人啧啧称奇。
“他是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
“但这不是一个属于堂·吉诃德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