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为何被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誉为史学史“必传之作”？
《中国史学史稿》是以刘节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于中山大学讲课讲稿为基础整理而成，它的出版，对于建设中国史学史这门新学科是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贡献。
这部著作见解独到，材料丰富，集中体现了刘节先生对于古代史学的丰富学识和几十年的治史经验。
以前出版的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也是一部有学术见解、材料丰富的著作。
不过书中没有讲到历史哲学，现在刘节先生这部著作讲到了，这就前进了一步。
它在内容上和写法上所取得的成就，为推进史学史研究和写好这方面的专门著作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经验。
第一，把重点论述各个时代的主要史家与综述一个时期史学发展的概况结合起来。
这是本书在内容和表述上的突出优点。各个历史时代所产生的成就卓著的史学家，撰写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著作，代表一个时期史学的最高成就。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所写的名句用到史学发展史上同样是很恰当的。
史学史著作必须对这些主要史家作深入的论述，这对于阐明史学演进规律，总结史学遗产，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史学史稿》，刘节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同时，史学史又应该反映出一个时期史学发展的概貌，扼要地论述到其他史家作出的贡献。
本书做到了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书中对一些重要的史家，如司马迁、班固、刘知幾、杜佑、司马光、郑樵、王夫之、章学诚，都辟有专章或专节论述，讲生平事迹、学术贡献和对后代的影响，既讲成就也讲不足。
最值得我们重视，也是最突出显示刘节先生的学术功力与高明史识的，是书中所设《司马迁与班固》这一专章。
刘节先生十分精辟地论述《史记》《汉书》创立纪传体史书这一辉煌成绩在史学史上的巨大意义，肯定《史》《汉》都是有思想体系、有严密组织的巨著，论述班固虽然变《史记》之通史为断代史，但《汉书》中仍然贯穿了会通之义，指出光从通史和断代史上区分马班之高下优劣并不正确。
又说：“班固《汉书》体制模仿《史记》，而改通史为断代，于二百三十年间史事之记述则甚整齐划一。所以刘知幾《史通·六家篇》中说他：‘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至于《汉书》十志，远远超过司马迁。”
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评价说，《中国史学史稿》在20世纪的史学史著作中，标志着重视对历史思想作分析、评价之新风格开始出现，因而是必传之作。
从上面举出的刘节先生对《史》《汉》的评论，即可见一斑。刘节先生又指出《史记》“考核之功则不足”。
对于班固，著者说：“《汉书》十志，远远超过司马迁。”这样评价马班史学的优缺点，是中肯的。
正确评价著名史家的学术贡献固然甚为困难，而要写好一个时期史学发展的概貌也是不容易的。
本书对各个时代史学概况的论述，常能提纲挈领而又避免空泛。
第二，总结、评析不同时期史学所具有的时代特点。
历史家的作品是凭借各不相同的时代条件，为了回答各不相同的时代课题而写的，不同时期的史学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
如何把史学著作跟它所产生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联系起来考察，说明其独特的时代色彩，揭示其实质意义，这是史学史研究中必须足够注意的问题。本书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例如，论述魏晋时期史学时特别拟定了“文学、玄学与史学”这一标题来说明其时代特点。刘节先生说：“这个时代的史学界有一种特殊风气，与汉代以前固然是不同，与隋唐以后也大不相同，我们讲史学史的人，必须把这个时代的精神讲出来，才可以说是完成任务。”“就一般风气来说，当时一般文人都是兼通玄学的。”“这就可以看出当时人治史，并不满足于千头万绪弄不清的历史事件，还想要在这些错综纷乱的历史事件中归纳出原理原则来。”“在当时的社会里，其要求有二：其一，是通古今；其二，是笃名教。”袁宏《后汉纪序》就是典型代表。这些都是紧扣时代特点来论述的。
第三，注重阐述史学演进的渊源联系，考镜学术源流。
刘节先生认为，历史学中考据、疑古二派，到了宋代“都有鲜明的旗帜，而且都有很强有力的代表，足以为后世史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考据一派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有《音辞》《书证》诸篇，对于古籍考订实开其先声。“到了唐朝，其族孙颜师古，著《匡谬正俗》一书，其书与后来王应麟之《困学纪闻》，实同为考据学的先锋。”可见宋代之历史考据学，实渊源于颜之推、颜师古。
后来王应麟的考史方法，“对于清代学者顾炎武以下影响皆甚大。”宋代疑古一派的渊源，则可上溯到孟子、王充、刘知几等人。
由于受他们的影响，宋代有更多的史家表现出疑古精神，如司马光对于上古一些事情的怀疑，欧阳修直斥河图、洛书说法的“怪妄”，王安石对《春秋》及三传的怀疑等等。
而宋代史家提出来的疑古课题，“到了清代，都得到进一步的深入”。这些论述，很能说明本书注重阐明学术渊源流变的特色。
第四，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材料。例如《东观汉记》一书，一般只被简略提及而已。
本书则引用各种材料说明：最早受命作《东观汉记》者是班固，他与陈宗等共撰世祖本纪等二十八篇；著书出力最大者是刘珍，在他手里书已基本完成；《东观汉记》实际上是第一部官修史书，体例为纪传体，又设有载记，载刘玄以下至公孙述，又有百官表，与《汉书》相同。这样就使读者对《东观汉记》一书有较多的了解。
又如，“唐代史官及注记制度”一节，引用了《册府元龟》《文献通考》、新旧《唐书》的志和传、高似孙的《史略》、陈鳣《续唐书·职官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资治通鉴》等十几种记载加以说明。
再如，书中对宋代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会要所等的设置和修撰情况叙述也甚详，其中广引《东京记》《山堂考索》《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十几种记载。书中还写有“《明史》修订的经过”一章，详引了有关材料，“意在给研究《明史》者开辟一条途径” 。
上述四项，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和撰写专著，都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经验。此外，书中有些见解，是刘节先生结合自己多年的治史体会总结出来的。因为本书原来是一部讲稿，所以存在一些缺点也是毋庸讳言的，如有的材料选择不甚严格，在提法上有的尚欠允当之处。
然而某些不足并不影响本书在总的方面具有的重要价值。毫无疑问，《中国史学史稿》是刘节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的学术遗产。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