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散》于今绝矣(4):嵇康的拒仕隐居志向与生命绝响
南开大学宁稼雨的雅雨书屋:青灯摊书、传道授业、以文会友、闲情雅致。
四、嵇康的拒仕隐居志向与生命绝响
从生命逻辑上来讲,嵇康拒仕隐居的志向应该也是他实践玄学人生主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入仕为官的生命内容是无法获得“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和“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那种生命境界的。因此,当曹魏政权的颓败和危机让他对政治失去兴趣,而司马氏政权的跋扈又把他完全推向对立面,终于使嵇康形成以生命自由为最高价值追求人生理念——“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弘论》)。当“竹林七贤”中奉行与司马昭合作式相处关系的代表人物山涛为官调任,推荐好友嵇康继任时,嵇康终于痛快淋漓地写下用官场仕途换回自己生命自由的宣言:
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
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与山巨源绝交书》)
尽管嵇康用“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二者乃为“君子百行,殊途而同归”为山涛入仕为官留足了面子,但嵇康本人的志向显然在于“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这实际上也就明确回绝了山涛推荐他入仕为官的请求。不仅如此,嵇康连自己的老朋友阮籍也没有放过,以委婉的措辞否定了阮籍的圆滑处世方式: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与山巨源绝交书》)
在否定了山涛的入仕为官和阮籍的圆滑处世方式后,嵇康就把自己一个人留在了与司马氏政权势不两立的危险境地中,而他嫉恶如仇的性格也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俗语有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嵇康一旦公开亮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其危险的威胁也就随之而来。其中与嵇康结怨已久,必欲置嵇康于死地并且最终成功者钟会就是一例。
按说钟会也算是个文人,而且也是个道行不浅的文人。作为当时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儿子,他本人的书法造诣也很深,而且他还是魏晋玄学的重要理论家,“四本论”学说的代表人物。他对嵇康是又敬仰羡慕其才华,又忌恨在心。他的重要玄学理论著作《四本论》完成之后,心里没底,想请嵇康审阅批评,“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世说新语·文学》)。这样的交流毕竟让他感到憋屈,终于鼓足勇气来见嵇康: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新语·简傲》)
这个尴尬的场面终于让钟会无法忍受,埋下了仇恨种子:
钟会为大将军兄弟所昵,闻康名而造焉。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会深衔之。后因吕安事,而遂谮康焉。(《世说新语·简傲》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
因为司马昭的宠护,钟会把自己与嵇康之间的恩怨转变为一种政治陷害(这是天下告密小人的惯用手法),他曾秘密向司马昭进言,“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晋书·钟会传》)对于选择与司马氏政权决绝和嫉恶如仇的性格可能带来的危险和恶果,嵇康本人不是没有思想准备,也不是没有人提醒: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世说新语·栖逸》)
本条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中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对此,笔者以为嵇康的本意倒未必在自责,不过是在感觉有负朋友们的提醒而已。因为,在嵇康生命最后时刻到来的时候,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他本人的精神状态,不但没有这种自责,反而是无怨无悔的淡定和庄严: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晋书·嵇康传》)
一首《广陵散》的绝迹,恰恰是嵇康那种高洁人格的形象化身。嵇康走了,但他的高洁人格却在后代产生极为强烈的震撼和怀念: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颜延之《五君咏·嵇中散》
两汉本绍继,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李清照《咏史》)
呜呼!如康之天才,稍加以学,抑又何当也,而肯袭前人之口吻,作不情之遁辞乎?然此书(《与山巨源绝交书》)实峻绝可畏,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人。……夫康之才之技,亦今古所有;但其人品气骨,则古今所希也。岂(向)秀方图自全,不敢尽耶?则此赋可无作也,旧亦可无尔思矣。秀后康死,不知复活几年,今日俱安在也?康犹为千古人豪所叹,而秀则已矣,谁复更思秀者,而乃为此无尽算计也耶!(李贽《焚书》)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读通鉴论》)
嵇康的人格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其可效仿性,而在于其可参照性和警示性。无论在任何时代,对于普通文人来说,嵇康永远都是人格的楷模;而对于任何卑劣文人来说,嵇康永远都是投鼠忌器的梦魇。
(本文节选自《嵇康:“《广陵散》于今绝矣”》,《文史知识》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