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希尼：归功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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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西默斯·希尼辞世的消息就像当年听到他获诺奖的消息一样突然。那年10月初我正好在伦敦，5日晚和另外的两个朋友几乎一宿未睡，等着诺奖评审委员会的权威发布。我们所等的当然不是希尼，但最终等来的正是希尼。因期待落空而感到怅惘是免不了的，却没有谁不服气，事实上，作为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希尼也是诺奖史上最无可争议的获奖者之一。很快传来了那些早已备好长枪短炮的记者们由于找不到目标而急疯了的消息，所有的人都在问“希尼在哪里”，谜底是他正在某地度假；而更令记者们发疯的是，面对被打爆了的追踪电话，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获得诺奖很意外，也很高兴，但一切都容我度完了这个假再说—那份大气、从容和淡定，令希尼原先在我心目中极为抽象的形象开始趋于具体。
2000年秋天由我担纲责编的《希尼诗文集》即将出版，而我和几位朋友也为策划作者本人访问中国忙得不亦乐乎。此事说起来难度甚大，但挡不住众人的热情，尤其是译者之一、希尼多年的朋友、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欧比尔先生的大力斡旋，于是慢慢有了眉目，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发出正式邀请之际，一个突然的变故使所有的计划都泡了汤，由此中国读者失去了一个亲炙伟大诗人教诲的机缘，而希尼本人也失去了一个与中国同行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缘。当然，那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缘，更没有意识到，十三年后，这一被浪费了的机缘会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
正是这份遗憾把我带回到十三年前的一篇短文，原题为《像了却了一桩夙愿》，说的是《希尼诗文集》出版后的一点寸心甘苦。记忆中此文当年曾以不完全版本发表过，这里谨完整呈献给读者，以为一瓣小小心香：
作为责任编辑拿到沉甸甸的《希尼诗文集》，我有大喘一口气的感觉，像了却了一桩夙愿。这本书的出版，如果从定选题算起，历时差不多三年有半。说来真是一种缘分：假如那天吴德安和欧比尔教授没有去《诗刊》找我谈诗，假如我们没有谈到希尼的诗并进行了愉快的交流，假如《希尼诗文集》中文版的版权不是恰好委托给他们而我也正在办理调入作家出版社的手续，最后，假如最初定夺此书的中国文学出版社没有发生财政上的困难，则我将与这本书错失交臂。当然，希尼的书仍会出版，我也仍会是他的忠实读者，但那将是另一本书，另一种心情。
我最早读到希尼的诗是在1987年，那时他还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成名作《挖掘》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首为诗人和诗本身写的诗，另一种意义上的“元诗”。后来又陆续读到一些，其中写他和母亲一起叠床单的那首（《出空·之五》）曾令我久久不能自已。“我们就这样拽直，折起，最后手触到手/只是一霎那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弗罗斯特之后，似乎很少有谁能像他那样，不改变日常经验的质朴形态，而又处理得如此精妙、简洁和富有深意。还有那首著名的《惩罚》。在这首诗中，诗人以悖谬的多重身份确认其“艺术的偷窥者”立场，以坦率地暴露内心矛盾揭示文明的内在冲突，让我明白什么叫“在一念之间抓住真实和正义”。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巨大的魅惑。我无法抗拒这种魅惑。
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称希尼的诗“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其中“伦理思考的深度”或许对中国当代诗歌有着特别的启示乃至警示意义。当然，我不认为这种深度可以孤立存在。它既与诗人对人性和历史的复杂性的把握有关，也与他的语言姿态及其表达，与构成其风格的其他因素有关。希尼的诗从不回避什么，他的想象甚至给残忍也留下了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他的诗又始终保有一种足以体现文明高度的视角，一种维系人心的温暖调性。希尼从不高高在上，也从不试图把自己无论有多么正确的看法强加给诗歌。他的语气亲切平和。他抓住细节刻画和揭示。他捕捉日常诗意的笔触越是具体、精确，就越是透露出他对人类生存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就越能体现诗歌之于生活世界无可替代的伦理价值。对希尼来说，这是一种有关“善的驻留力和可传播性”的信念。在这种信念中，写作的伦理力量和写作自身的伦理密不可分。
《希尼诗文集》中文版的最初篇目是经希尼本人亲自过问的。考虑到这一点，同时也尊重了第一译者的愿望，我放弃了开始时拟将其他一些译者的译作也收入诗歌部分的想法，以保证其代表性和翻译风格的一致性。作为一种补偿，我增加了8篇评论，所评对象多为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诗人：曼捷斯塔姆、W.B.叶芝、奥登、伊丽莎白·毕肖普、罗伯特·洛威尔、塞尔维娅·普拉斯等。我没有在意这样的安排是否会导致全书诗、文比例的不合理，因为作为一个公认的天才批评家的希尼较之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希尼毫不逊色；因为二者同属那个像僧侣俯身祷告台一样俯身他的书桌，试图“以他的理解为支轴”，“承担世界赋予他的那一份重量”的、忠于职守的冥想者形象的有机组成；因为二者的互为阐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领会其“既忠实于外部现实的冲击，又敏感于诗人存在的内在法则”的诗歌理念，拓展出文本和文脉双重意义上的纵深。
“他的诗在世界诗歌史上是一个多么巨大而美丽的事件！”—英国桂冠诗人泰特·休斯在读了希尼的作品后如是赞叹。而我想说的是，我不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还会有哪本书值得我如此倾心。特别是在校阅诗歌部分的翻译时，你得对照原文逐行逐句逐词地推敲过去，如临如履，丝毫也不敢懈怠。不仅是作为一个责任编辑，同时也作为一个诗歌工作者，一个偶或涉足翻译领域的人，我知道译诗是一件多么困难、多么娇贵的事：一个松松垮垮的诗句，一个缺少质感的词，甚至一缕分寸欠佳的语气，嵌在上下文中是多么刺目，像对你摆脸色一样令人窝心；而要就一种有争议的译法达成共识又有多么伤脑筋……好在这一切现在都已化为愉快的回忆，我终于可以像一位普通读者那样，一面毫无负担地击节赞美伟大的希尼，一面深怀着对诸位译者由衷的感激之情。我所能感受到的幸福莫过于此。
希尼走了，但他的作品还在，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世界诗歌的巨大影响力和持恒的启示还在。现在我们甚至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他当年的受奖致辞何以会以“归功于诗”为题；而据我所知，1948年T·S·艾略特获诺奖后回到其故乡圣路易斯小城，受到万人空巷的凯旋式欢迎时，也曾反复说过同样的话。这表现了伟大诗人面对荣誉的同一谦逊情怀吗？当然；但不如说是他们共同的遗嘱，据此他们代表人类对诗本身的伟大，对诗之于人类自身可能的改善，之于人类文明进展可能的贡献，表达了同一的感恩之心。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当“归功于诗”成为我们共同的心声之日，才是一代代诗人们真正的安息之时。
2013-09-03
挖掘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
一支粗壮的笔躺着，舒适自在像一支枪。
我的窗下，一个清晰而粗粝的响声
铁铲切进了砾石累累的土地：
我爹在挖土。我向下望
看到花坪间他正使劲的臀部
弯下去，伸上来，二十年来
穿过白薯垄有节奏地俯仰着，
他在挖土。
粗劣的靴子踩在铁铲上，长柄
贴着膝头的内侧有力地撬动，
他把表面一层厚土连根掀起
把铁铲发亮的一边深深埋下去，
使新薯四散，我们捡在手中，
爱它们又凉又硬的味儿。
说真的，这老头子使铁铲的巧劲
就像他那老头子一样。
我爷爷的土纳的泥沼地
一天挖的泥炭比谁个都多。
有一次我给他送去一瓶牛奶，
用纸团松松地塞住瓶口。他直起腰喝了，马上又干
开了，
利索地把泥炭截短，切开，把土
撩过肩，为找好泥炭，
一直向下，向下挖掘。
白薯地的冷气，潮湿泥炭地的
咯吱声、咕咕声，铁铲切进活薯根的短促声响
在我头脑中回荡。
但我可没有铁铲像他们那样去干。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
那支粗壮的笔躺着。
我要用它去挖掘。 （袁可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