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指臣 刘生龙：人口结构变迁与中国家庭储蓄率：理论与实证
在新发展阶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尤为重要。本文基于代际交叠（OLG）模型，从理论上论证了人口结构变迁与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我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理论研究和实证结果均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家庭储蓄率都会产生负向影响，同时还发现少儿抚养比变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要明显大于老年抚养比的影响。由于老年抚养比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在边际效应上仍较小，我国在较长时间内虽然储蓄率趋于下降，但仍然会保持较高的家庭储蓄率。
吕指臣，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后；
刘生龙（通讯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与高增长的局面。但由于储蓄超过了投资，大量储蓄盈余转变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这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加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强烈要求经济增长从投资转向消费驱动的“再平衡”呼声。而实施“再平衡”政策，首先需要搞清楚我国高储蓄率背后的原因。一些研究成果表明，1990年代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得私人在住房、医疗和教育上的负担加重，是中国家庭储蓄率不断上升的重要原因。另一些学者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从人口结构变迁的视角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或者从被抚养少儿数量的下降解释中国家庭的储蓄增长。还有很多学者从预防性储蓄的视角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现象。此外，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也是中国家庭储蓄率不断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现有文献，中国高储蓄率是由多方因素造成的。对于不同地区或者不同人群来说，主要原因可能都不同。但在一个家庭中，人口结构无疑是导致储蓄行为变化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育和抚养子女是为了自己老年之后能得到子女赡养。相较于城镇地区，这一传统在农村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更为脆弱，保障水平低下，不得不主要依靠家庭养老，或通过增加自身储蓄来保障老年之后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口结构变化对农村家庭的储蓄率影响更加深刻。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农村家庭生育子女数量下降，而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家庭中的老人数量不断增加，这种人口结构变化从两方面改变了农村家庭储蓄率。一方面，抚养子女和教育支出费用下降以及为将来养老的预防性储蓄增加，使得农村家庭储蓄率上升；另一方面，家庭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支出增加，又将降低家庭储蓄率。
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是基于中国农村实际情况建立了一个三期代际交叠模型，从理论上证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考虑到中国农村居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仍然很高，本文假设老年人口是部分劳动人口而不是纯粹的消费者，这样的假设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二是利用大样本微观入户调查数据研究人口结构变迁对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大多数实证研究文献都用到了宏观加总数据。由于加总偏误的影响，基于宏观数据估计的结果发现人口抚养比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不显著，甚至为正（Kraay，2000；Horiokaand Wan，2007）。虽然近些年来由于数据可获得性增强，一些文献开始利用入户调查数据研究人口结构对中国家庭储蓄的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献主要研究的是城镇家庭储蓄率，专门研究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的文献非常少见。三是再一次从人口结构变迁的视角对中国的“高储蓄之谜”进行了补充解释。
二、理论模型
三、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农业部农调队2003—2008年微观入户数据。调查农户23000户，调查行政村360个，样本分布在全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笔者获取了其中11个省份的微观家户样本，包括浙江、福建、广东等东部发达省份，山西、吉林等北方省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以及四川、甘肃等西部省份，具有较强的全国代表性。本文选择2003—2008年样本，是因为这段时间正好是中国人口结构快速变迁、家庭储蓄率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时期，且这些年份既包含了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家庭总收入、总支出等数据），还包含了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个人特征信息，非常适合本研究主题需要。为了排除异常值的干扰，本文对样本进行了清洗，删除了父亲年龄在25岁以下和85岁以上的样本，对储蓄率1%最高和最低的样本进行缩尾处理。此外，本文还删除了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进入回归的样本约为29000个。
被解释变量家庭储蓄率用家庭总收入减去总支出之后除以家庭总收入进行衡量。在样本期间里，农村家庭储蓄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从2003年的12.8%上升至2008年的19.1%。
核心解释变量是家庭人口结构变量，主要包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前者用家庭中0—20岁青少年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重衡量，后者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15—64岁人口表示。在样本期间里，少儿抚养比（用20岁以下人口占20到64岁人口比重表示）从49.7%下降到38.4%，老年抚养比（用65岁及以上人口占20到64岁人口比重表示）从14.2%上升到14.8%。
本文用到的控制变量与当前主要文献基本一致（He H., et al.，2018），包括家庭变量和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其中，家庭变量包括家庭实际总收入（用各年份CPI调整为2003年不变价）、家庭中男孩数量、家庭中是否有公职人员、风险偏好（拥有风险投资的家庭比例）。由于在中国农村家庭中，户主为母亲的比例极低，本文用父亲的个人特征变量作为户主的个人特征变量。样本中户主的平均年龄为51.6岁，受教育水平总体来说较低，文盲率达到了11.3%，小学文化比重为49.2%，初中为32.4%，高中及以上学历比重仅为7.1%。农村居民总体来说身体状况比较好，身体状况优秀和良好的比重达到了81.3%，身体状况一般的比重为13.3%，较差的为4.2%，还有1.4%的户主丧失了劳动能力。农村家庭户主中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比重很低，仅为7.0%，以农林牧渔业为职业的比重很高，达到了53.8%。
四、实证分析
（一）Tobit回归估计
本文用Tobit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这是因为被解释变量家庭储蓄率有一个自然的上限，即100%。此外，本文将任何储蓄率低于0的家庭储蓄率设置为0。因此，家庭储蓄率是一个受到截断（truncated）的数据。对该数据类型进行Tobit回归估计要明显优于OLS估计，因为OLS估计结果存在估计偏差。当然，本文也基于OLS进行了参数估计，估计结果与Tobit估计的结果在方向上是一致的。由于OLS估计是有偏的，本文正文中仅仅报告Tobit估计结果，详见表1。
表1第（1）列分别报告了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可以看到，少儿抚养比增加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储蓄率。估计系数为-0.057，意味着少儿抚养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会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5.7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为-0.007，意味着老年抚养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会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0.7个百分点。无论是从经济显著性，还是从统计显著性，老年抚养比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都明显不如少儿抚养比，两者之间边际系数之差为-0.050（0.005）。第（2）列报告了人口总抚养比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与前面理论预期的结论一致，总抚养比上升显著降低家庭储蓄率，总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家庭储蓄率下降3.7个百分点。
本文在回归方程中还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首先是对数家庭实际收入，经典的凯恩斯理论认为家庭储蓄率仅仅由当前收入所决定，收入水平越高则家庭储蓄率也越高。表2的估计结果证实了这一点。Wei（2011）认为家庭存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性储蓄动机，本文储蓄方程中也引入了男孩数量。本文并没有发现男孩数量越多的家庭储蓄率越高，反而男孩数量对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本文并没有发现竞争性储蓄的证据，可能正如HeH., et al.（2018）所解释的，儿子数量越多，家庭将来的养老资源也就越多，因此预防性储蓄会有所下降，由于预防性储蓄下降的影响超过了竞争性储蓄增加的影响，最终使得家庭储蓄下降。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养儿防老”的文化，农村地区尤其如此。中国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体系非常脆弱，远不如城镇地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健全，更多的儿子意味着老年之后更好的生活保障，因此儿子数量增加会一定程度上降低家庭储蓄率。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样本中60%的儿子年龄在25岁以下，很多人都在接受教育，仅教育支出就占据家庭收入中的重要一部分，因而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
家庭特征变量还包括家庭中是否有成员在政府部门工作，以及家庭投资产品中是否有股票、债券等风险品。家庭成员中有政府部门工作的往往家庭储蓄率更高，一般情况下农户的社会资源往往比较稀缺，如果一个家庭中出现政府部门雇员，该家庭往往在当地会有更高的声望和地位，可供利用的资源往往会更多，家庭收入也会相应增加，因此导致家庭储蓄率随之增加。与Lugaueret al.（2019）一样，本文发现家庭风险偏好对储蓄率的影响不显著。与Kraay（2000）一样，本文还引入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可以看到，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越高，家庭储蓄率也会越高。可能的解释是一个家庭中如果将主要消费支出用于食品上，而不是用于其他方面，说明该家庭的消费支出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储蓄倾向较大，因此储蓄率更高。
实证模型中还包含了户主的个人特征变量。首先是年龄和年龄的平方，本文发现户主的年龄与家庭储蓄率之间呈“U”型关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户主比较年轻时没有子女需要抚养，父母也相对年轻，因此可以保持较高的家庭储蓄率。而年龄较大的户主子女往往已经成年，家庭总人口抚养比也比较低，因而也能保持较高的储蓄率。而处于中间年龄段的户主往往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地，家庭收入中的相当大一部分都会用于抚养少儿和赡养老人，因此家庭储蓄率较低。通过计算，本文发现当户主年龄处于43—48岁之间时农村家庭储蓄率是最低的。同样地，本文发现当户主年龄在41—45岁之间时家庭储蓄率最低，这一结论与Geet al.（2018）用城镇入户调查数据（UHS）得出的结论比较接近，他们的研究发现当户主年龄处于45—50岁之间时，城镇家庭储蓄率是最低的。
与户主身体状况最好的情况相比，户主身体状况越差，家庭储蓄率越低。该发现很容易理解，户主的身体状况越差获取收入的能力也就越差，而且还有可能在医疗支出上花费更多，因此储蓄率下降。户主有技术职称的家庭储蓄率更低，可能的原因在于家庭预期未来即使随着年龄增长也可以因为有技术职称而获取相应收入，因此不需要进行更多储蓄。最后，本文发现户主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的家庭储蓄率更低，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农业收入普遍偏低，导致家庭储蓄率不能提高。总体来说，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上与经济学直觉是相符合的。
（二）因果识别
本文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人口抚养比，由于人口结构变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决定的，因此在储蓄方程中被认为是外生变量。但在储蓄方程中，收入变量一般被认为是内生变量（HeH.,et al.，2018）。这是因为不可观测的个人特征可以同时影响家庭储蓄和收入。此外，储蓄可以反过来影响收入，比如说储蓄越多的家庭可以通过投资获得更多的家庭收入。为了解决收入变量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Fuchs-Schundelnand Schundeln （2005）的经验，本文用户主的教育水平作为收入的工具变量，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进行参数估计。基于工具变量的设置，本文第一阶段方程形式如下：
式中，Edulevel是户主的受教育水平，表1中给出来该变量的定义。
表1的第（3）、（4）列报告了工具变量Tobit估计结果。第一阶段估计值表明工具变量对家庭结构产生显著影响，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第（3）列的估计结果再次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家庭储蓄率产生显著负向的影响，这一估计结果与生命周期理论假设结果是相一致的。少儿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会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约0.051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会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约0.012个百分点。样本期间里，少儿抚养比下降了11.4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上升了0.4个百分点，意味着少儿抚养比下降使得家庭储蓄率上升0.581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上升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0.005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变化导致储蓄率上升0.58个百分点。样本期间里，农村家庭储蓄率上升了6.3个百分点，意味着由家庭人口抚养比变化导致的储蓄率上升，对储蓄率增加的贡献度达到了9.2%。第（4）列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0.036个百分点，样本期间里，总人口抚养比下降了11.0个百分点，意味着总人口抚养比下降导致家庭储蓄率增加约0.41个百分点，对家庭储蓄率增长的贡献度为6.5%。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中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都显著为负，与生命周期理论模型的预期结果是相一致的，而基于1995—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Horiokaand Wan （2007）的研究发现人口抚养比（包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中国城乡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显著，有时候甚至为正。可能的原因是基于加总数据研究此类问题可能会掩盖个体异质性的信息，从而使得估计结果不能够反映微观家庭的实际情况。
基于家庭微观数据，本文得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储蓄率与生命周期理论假设结果基本上是相一致的。这也意味着人口结构变化趋势预示着中国未来的家庭储蓄率的变化方向。总体来说，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将会不断上升。而另一方面，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开，中国的少儿抚养比已经趋于平稳。在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下，农村家庭储蓄率预计未来几十年时间里将呈现出下降趋势。不过，在这里本文想要强调的是，由于老年抚养比对家庭储蓄率的边际效应很小，中国农村老年人口存在较强的馈赠子女的动机，老年人口也会保持一定的储蓄率。这就意味着即使人口老龄化使得未来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有所下降，下降幅度也不会很大。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在一个三期代际交叠模型基础上，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证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我国农村居民的家庭储蓄率会产生负向影响。然后，利用中国农业部农调队2003—2008年微观入户数据，本文估计了人口抚养比对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都对农村家庭储蓄率产生显著负向的影响。少儿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会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约0.051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会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约0.012个百分点。样本期间内，由少儿抚养比下降导致的农村家庭储蓄率增加对农村家庭储蓄率增长的贡献度为9.3%，由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的农村家庭储蓄率下降对农村家庭储蓄率增长的贡献度为-0.1%，人口抚养比变化对家庭储蓄率增长总的贡献度为9.2%。本文发现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家庭储蓄率的边际影响确实要比少儿抚养比的影响低很多，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农村老年人口保持了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并不是纯粹的消费者，而少儿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纯消费者，其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会导致家庭储蓄率明显下降。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我国少儿人口在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会逐渐趋于平稳，不断增加的人口抚养比将使得我国家庭储蓄率趋于下降。由于老年抚养比对家庭储蓄率的边际影响比较小，因此未来我国家庭储蓄率下降速度会比较缓慢。这也就意味着在较长时间里我国仍然会保持较高的储蓄率。较高的储蓄率意味着可以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进而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9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