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这一生，就像他的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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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铎 草 书
大约从乾隆年间起，王铎，开始成为一个无限悲情、复杂的名字。
王铎之悲，悲在“贰臣”二字。因当年降清，死去一百多年后，王铎被乾隆帝扣上了“贰臣”的帽子。你可能会疑惑，乾隆怎么把降清的大臣列为了“贰臣”？
这就是政治。清军攻陷南明时，为稳固政权，将“南明副总理”王铎威逼投降，并委以官职，使之成为清朝收买人心、粉饰太平的砝码。一百多年后，清朝已实现社会大局稳定，为进一步瓦解民族意识、确立“忠君”标准、巩固统治政权，乾隆帝表彰当年抗清遇难的明朝官员，同时下令编纂《贰臣传》，把王铎这样的降清官员都称为“贰臣”，因为他们“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对于统治者而言，心中只有利益，兔死狗烹、卸磨杀驴，如此而已。同此遭遇的，还有赵孟頫，只是赵的结局要好得多。
那么，除了被乾隆冠以的“贰臣”身份外，王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论出身，王铎幼时贫苦、学习努力，是一个励志青年。王铎，字觉斯，河南孟津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祖父王作，终生未仕；父亲王本仁，耕读为业，教子甚严。其家原“有田二百亩” ，但在明晚期疯狂的土地兼并中缩减到“日不胜于贫时十三亩也”，难以供养一家十口，其母曾将陪嫁的“钏珥链柎鬻之市，以供朝夕”，但仍要挨饿。所谓“陋室出公卿”，封建社会改变家境的最好途径，就是做官。大约是苦难，造就了王铎的倔犟独立。王铎十四岁读书，十八岁就学于山西蒲州河东书院，因学业优秀，得到同乡乔允升的器重，对其他门下弟子讲：“孟津中的富家子弟，但以有吃有穿而傲视乡里，只有王家长子王铎，勤奋好学。”王铎二十九岁中乡试，两年后殿试名列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然后又考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同时的还有倪元璐、黄道周。庶吉士在当时被视为“储相”，就像中办的大秘，是通往中央权力核心的关键门户。由此，“田舍翁”成为“士大夫”，相当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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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为官，王铎以清流自居，不是贪官污吏，也不会阿谀奉承。在当时东林党与阉党的政治角逐中，他与黄道周、倪元璐等人支持东林党。明天启六年，魏忠贤授意纂修《三朝要典》，为自己树碑立传，编纂官员中也有王铎，但王铎与同僚黄锦、郑之玄一同辞去了编纂工作，不与阉党为伍。后来，面对阴险狡诈的内阁首辅温体仁，王铎与之政见不和，自请调离京师任南京翰林院学士。可以说，王铎在为官期间，敢于坚持原则、直言劝君、弹劾权贵，面对庭杖大祸也从容不迫。他做官有政绩、做人有感情，诸如施粥济贫、施棺义葬之类的事也没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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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气节，王铎也绝非软弱无能、贪图富贵、同流合污之徒。明崇祯十一年，清皇太极大规模入侵，明朝军队接连受挫，内陆李自成、张献忠义军突起，明朝已风雨飘摇。此时，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议和，王铎、黄道周均表反对；黄道周被处分后，王铎继续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 ，使主和派大为恼怒，要求给王铎以“廷杖”处罚。廷杖等同死刑，无人能从杖下生还，而王铎神态自若，毫无畏惧之感。好在“上亦不加罪焉” ，保住了一条命。数日后，经筵秋讲开始，王铎以讲官身份，议论说朝廷赋税太重，清军入侵，致使白骨满野、民不堪命，等等，又触怒皇帝，但未加罪。这些都表现出王铎骨子里心优黎民、刚直不阿、求真求实的精神。
王铎的刚直，也换来了政治上的失意，伴随而来的还有生活上的流离。崇祯十一年，他的两个幼女先后夭折；十三年，其父、母病故；十五年，妻子马氏病故；十六年，三妹和两个儿子均死于逃难途中……此时的王铎，可谓国破家亡、贫困潦倒、漂泊无依。可以想象，一个人，国家名存实亡，终日颠沛流离，然后父母死了，妻子死了，兄弟姊妹死了，连子女也死了，这个人在精神上要承受多么巨大的悲痛和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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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似乎只有一死，才是最好的归宿。可偏偏这时，王铎接到了一个意外的任命。
崇祯十七年，勤勉一生但仍无力回天的崇祯帝自缢身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监国。朱由崧感念王铎往日救助之恩，任其为东阁大学士，入阁为次辅。之后，王铎拟旨削去温体仁等佞臣赠谥及官荫，奏请表彰中州死难诸臣，并尽力保全差点被判罪的多数北来大臣。但没过多久，南明还是被清军攻破，明朝最终覆灭。
流离失所中的王铎，本可以逃匿山林，却为何选择在此时接受这个意外的任命？难道他不知道明朝终将灭亡？难道他不能预见自己会成为清朝降臣？我想，王铎在政治上无论多么幼稚，这一点总还是能看清的，但无论如何，作为一名“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士，相信无论谁在这个时候都不会置身事外，都会慷慨赴任、奋力一搏。这就是士人之精神。何况，政治是条不归路，作为朝廷重臣，即使有心辞归，也很难在这场旋涡中全身而退了。
清顺治五年，也就是降清三年后，王铎才来到北京，此时他已经五十七岁了。清廷授予他一系列官衔，如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明史副总裁、礼部左侍郎、太子少保等等，都相当于部级高官，但他心如死灰，寄情山水、书画，为官七年无所作为，与在明时截然不同。顺治九年，王铎在乡里病逝，年6l岁。悲情的王铎至此走完了悲剧的一生。
降清的七年，是王铎精神上最痛苦凄凉的岁月。他不再直言，甚至不再参与政事，整日吃着“空饷”，似乎这个王朝与他没有半点关系，甚至自暴自弃、自我摧残。他的好友黄道周、倪元璐都已“舍生取义”，只有他“苟活于世”，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他受尽鄙视、备尝煎熬。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是何等残酷。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贰臣传》中的“贰臣”分两种：投降后死心塌地为清朝服务立有大功的，入甲编；投降得不彻底毫无建树的，入乙编。按此标准，王铎入了乙编……
一个艺术家，在政治面前是多么地无能为力。政治无情地碾压一切。王铎，一个多么伟大、天才的人物。但政治根本不管这些。在政治那里，只有利益。在政治的利益世界里，一个艺术家太微不足道。别说艺术家，即便是毁灭一座城、屠杀千万人，也都不算什么。有人说，他可以去死啊！呵呵，死有何难？活着，并且以一种自我顽抗、自我摧残的方式活着，才是真的难，那真叫生不如死。在社会现实面前，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再怎么被人误解中伤践踏侮辱的艺术家，能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那些反对王铎、想让王铎去死的人，都是什么东西、揣着什么居心？这背后其实都是政治，都是赤裸裸的黑暗的政治啊，跟真正的德性有什么关系？而“苟延残喘”的王铎，又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而他为什么不去干？这值得我们深思。
王铎的人生浮沉，也反映在他的书法和印章上，尤其是他的狂草，就好像他的一生。他的“一笔书”，往往能缠绵十数字、尺幅长达两三米，线条连续纵深盘桓，连绵奔腾，左冲右突，气势豪放，犹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不可遏制，以此表现内心的抑郁、宣泄胸中的块垒。他的闲章，如“烟潭渔叟”、“痴庵道人”、“娄络亭印”之类，表达一种寄托、向往或者无奈；“宗伯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大宗伯大学士太子太保章”等，则显示着几分自矜、自得。汤大民先生评价他的行草说：“无论是手卷还是六尺长条，都是飞腾跳掷，纵横捭阖，大气磅礴，以雄强的笔力，奇诡怪异的体势，酣畅淋漓的墨彩，表达了大起大落、汹涌激荡的情绪和心境。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到狰狞、怪诞、狠鸷、险幻及至胡乱的粗犷美、阳刚美，感到一种掀天揭地、踏倒古今的欲望，一颗充满焦灼、苦闷、颓唐、狂逸乃至绝望的不安灵魂。他的书法是忽正忽斜、忽雅忽野、大整大乱、既丑且美的多元矛盾统一的审美组合，是乱世之象，末世之征，当哭的长歌，绝哀的欢叫。”
晚年的王铎，始终活在矛盾、忏悔、颓废之中，临死前，他交代家人“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以此可见一斑。至今，他的墓在哪里仍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