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苦”的“无告”

作者：莫小年，学吧写作组成员

在今天，“懂”似乎越来越奢侈而难得，所以才有了“你若懂我，该有多好”的喟叹。想起梁漱溟先生有云：“鳏寡孤独，人生之最苦，谓曰无告。无所告诉，便为最苦”，“无告”者，与“懂”有万缕千丝的联系，琢磨一番，似乎发觉到了“无告”的一些社会学质素。

一、“无告”的发生学

“无告”暗示社会支持的无法实现，即“无依”，触及到人的存在这样的本体论命题。

发生在日常生活世界，“无告”的反面——“告”的展开依赖于主体间性，主体间的共识促成了“视域的融合”。认知上的同理和情感上的共鸣，既是“有告”的前提，也是其结果。换言之，我相信你能懂我，便会告你，这样的自我暴露，也紧密了我们的纽带。

再来看“告”的对象。伴随时空压缩、流动频繁、结构重组等一系列变革，现代人的人格构成也丰富和分化了，某种意义上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

在齐美尔看来，时间（他总会分离）和空间（他属于别处）上的距离，带来了我们与陌生人的心理和社会距离。恰是这种“由远而近、冷淡和关怀构成的特殊的姿态”，使我们对陌生人怀有了一种特殊的亲近，有可能对之一诉衷肠，因为这样告的风险低。

齐美尔侧重人际互动的形式，舒茨则强调其间的意义构造。在舒茨看来，陌生人是那些生平情境与我们没有交集的人，即他们的过去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在碎片式、去中心化、跨时空交往的今天，这样的陌生越发普遍。

于是，同样是陌生人，既能够获得，也可能阻止我们的信任，前者因为“安全”，后者因为“不熟”。基于损失规避的心理，为避免“真心错付”，比之于“告”，“无告”似乎占了上风。

但是“告”的需求愈被压抑，寻求释放的动机也就越强烈，更何况在消费社会，它又怎么能不被激活、开发呢？

于是，心理咨询也成为了可以买到的商品化服务。它来自科学的、职业化、普遍主义的专家，处理的则是个性化的亲密关系，原可能“无告”的我们选择告诉咨询师，所依托的是工具理性（或者说是打了折扣的沟通理性）的信任。

（显然，“无告”的存在，也向实证式的方法论提出了挑战。）

二、“无告”的类型学

从关系取向、情境化了的视角出发，“无告”的内涵多元。我们可以把“告”看作一项社会行动，按帕森斯对单元行动的分析，将“告”拆解为一系列考量的综合作用：

首先是目标，即告的意愿（想不想）；接着是包含手段和条件的情境，即告的可能性（能不能），例如在技术上，有没有可以倾诉的话语表达，再如在对象上，有没有可以放心说话的人；此外还有规范取向，即告的合法性（应不应，但“应”不代表鼓励，而只表示消极的不被否定）。将每个范畴粗略分为“可”“不可”，便出现了许多可能，当然并不会出现全部的八种可能，因为如果第一步“我”就不想告，那么不论“能”和“应”如何组合，也不会出现“有告”。当确立了“想告”的前提后，则：

①能告，告不被否定：通常的倾诉；

②能告，告被否定：虽然告诉的客观条件存在，但主流文化对此持否定态度，譬如谣言；

③不能告/无人可告，告不被否定：多是由于没有可以告诉的对方，于是“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微斯人，吾谁与归？”

④不能告/无法去告，告被否定：因为“告”的内容自外于主流文化，所以可能都没有合适的、可用的语言来“告”，无可名状剥夺了“告”的内容的可见与其行为的可行，例如弗里丹在上世纪60年代发现的美国主妇遭遇的“无名的烦恼”（《女性的奥秘》），困扰一些人的躯体化和病耻感也可归于此。

后两种“无告”易诱发孤独感，成为梁先生说的“最苦”。虽然“享受孤独”一句仿佛鸡汤，但焉知他人眼里的矫情，不是自己心中的深情，祝福所有人，都能安放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