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歧视与暴力倾向
Melander在1990年代成为一名冲突研究学者。当时学界认为触发战争的潜在因素有：缺乏民主、经济发展水平低、民族主义的存在等，而女性的地位高低还没有列在单子上。到2000年，他读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政治学家Mary Caprioli的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将女性受歧视的局面和侵略战争、内战冲突联系在了一起：居然可以凭借一个国家中妇女的地位高低来预测这个国家的政局动荡与否。
Melander开展研究来验证这个理论。他通过观察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性别、妇女在立法会中所占的比重、接受高等教育人群中妇女与男子的比例来衡量女性地位，同时控制了像民主程度、经济发展水平、距离上次内战的时间等因素，来研究性别不平等和国内冲突水平的关联。研究结果证实了妇女地位与政局动荡相关联这一理论，发表在2005年的《国际研究季刊》上。同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中，他继续拓宽研究视野：妇女受压迫的国家中，政治监禁、暗杀率和失踪率都较高。
Melander的研究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兴领域，他提出一个观点：性别不平等是重要的国际和国家安全晴雨表。而当初引导他进行研究的Caprioli，从2000年至2006年出版了一系列被广泛援引的关于女性地位低下和许多消极社会现象的关联的统计分析。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她发现那些妇女受到不公待遇的国家更容易卷入其他国家的纠纷中、更具有暴力倾向并更容易陷入内战漩涡。
Caprioli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是一个新团体的领袖了，而当她第一次发表这方面的论文时，一个评论家写道：“我认为这根本不算研究。”回忆起这些，她说：“开头很难，因为我是在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纵观人类历史，男性一度被认为是暴力性别。出土的早期人类骨骼显示，男性的头部伤较多。男性也通常被认为是侵略者和暴力的牺牲品。性别在冲突中显然是重要的，但是梳理出如何重要以及为何重要——还有生理和文化所起的作用分别多大——是一个棘手的任务。最早挑战这一任务的是2001年出版的一本名叫《战争与性别》的书，由社会学家、美国大学名誉退休教授Joshua S. Goldstein写就。“那是开创性的工作”，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政治学家Ismene Gizelis说，“它将性别问题引入了国际关系和冲突的研究。”Goldstein认为有些核心生理学差异会影响战争行为，例如生孩子和母性会让女性远离战场。但他补充道，天性不像日常描绘的那样有影响力，而且生理因素和文化因素还存在着相互作用。
Goldstein说：“文化要为社会中夸大的性别角色负责。”Melander也同意这一观点：虽然“男性战士角色有进化根源”，但狭隘的生物学观点没有“考虑到诸如瑞典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差别”。如果战斗倾向是天生的，男人应该对战争有更大的热情。但Goldstein的《战争与性别》研究显示，男性和女性对战争的看法非常相似。例如在1990年代，政治学家Mark Tessler和人口统计学家Ina Warriner在威斯康辛大学进行了对中东战争的态度的调查。他们向以色列、埃及、巴勒斯坦和科威特的受访者询问这样的问题：“你认为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是可以通过外交斡旋解决呢还是必须以军事手段解决？”他们发现男人和女人的答案大致相同。但是当Tessler和Warriner把他们的注意力移向他或她对于性别平等性的期望，情况就变了。除了国际侵略的问题，中东受访者还回答了像“你认为男孩上学比女孩上学更重要吗？”这样的问题。比较了答案，学者们发现了性别歧视和好战倾向的强关联。Tessler说：“你可以通过一个人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观念预测他对于战争和平的看法和阿拉伯以色列问题的观点。”
关注性别不平等的冲突研究学者认为，国家对外关系的价值观反映了国内社会的价值观。Gizelis说：“如果你尊重女性，你也会尊重他人的权益，因此，你处理冲突的方式就不一样了。”政治学家、马里兰大学荣誉退休教授Ted Robert Gurr发现种族歧视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少数民族受到广泛歧视的社会更不稳定。更有甚者，当战争爆发时，公平的社会在恢复和平上的表现更好。2009年，Gizelis研究了1945年〜2000年的124场内战。使用了诸如女性与男性生活期望值的比值等指标来评估女性地位，发现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战前男女地位相对平等的国家里大大容易成功。
当年Melander对于性别差异怀着一种简单的认识：女性在生理上固执地寻求和平，国际事务中只要给她们更多的发言权，和平就会来临。这一观念现在已变得可疑——“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国内政治经济出现危局的情况下力排众议，派出远征军，不远万里地去收复一个连她自己的政府都拒绝给予当地居民英国公民身份的小岛。战争结局我们都知道了：英国打赢了，国内的爱国主义情绪横扫一切，政府威信、经济形势都重获生机——撒切尔夫人证明了女人不但可以做男人做的事，而且可以做到男人无法做到的事，战争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她有句名言：空谈去找男人，做事还得女人（If you want anything said, ask a man; if you want anything done, ask a woman）。这给予了世界充分的理由怀疑：她的性别观念是不平等的，只不过受歧视的不是女性。
有人指出，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关系。Goldstein认为，性别不平等和战争之间有关联，他说：“重点是直接因果关系。是性别不平等导致社会更有战争倾向性，还是卷入大堆的战争事务扩大了性别不平等？”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Nicholas Sambanis提出，关联还可能有第三个因素来解释。他大胆假设性别不平等的水平也许是其他更为基础的东西，如文化差异、法律规范和体制发展的体现，而这些同时也导致了冲突的易发性。但目前还没人找到这样一个第三因素的存在。
参考文献：Science 2012；336:839-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