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与颜回——孔子的富学生与穷学生
文/陈玉明
先秦诸子中，孔子知名度最高，于中国文化影响最大。但就我读书所得的印象而言，孔子的形象反而是最矛盾、最模糊的：他有时显得很严肃，比如《论语·乡党》中记载了他如何严格遵守礼法，“席不正不坐”“食不语，寝不言”；有时显得很有趣，比如他会跟学生开玩笑。他有时像个官迷，“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公山弗扰、佛肸这种不靠谱的人召他去，他都想去试试；有时又像个隐士，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相比之下，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虽然各自观点不同，但每个人的形象是比较鲜明的，观点大体是一以贯之的。
为什么孔子比其他人复杂多变？我觉得，这是由于孔门教义在许多方面本身就是相矛盾、相冲突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孔子自己身上就有所体现，在孔门弟子身上则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的学生比较理想——其典型代表就是颜回，有的学生则比较现实——其典型代表就是子贡。
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这七十二人中，子贡与颜回自又属最优秀者之列。在《论语》中，孔子对颜回评价最高，褒奖最多。比如，孔子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看来，在道德修养方面，颜回要比其他弟子都强。所以，颜回英年早逝后，孔子非常悲痛，叹息说：“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
颜回像（左）与子贡像
不过，如果我们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还是子贡。《仲尼弟子列传》中，子贡所占的篇幅远远超过其他人，“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的外交天才让千载而下的我们依然不能不为之击节叹赏。
虽然子贡事功显赫，而颜回一生似乎平淡无奇，但这并不代表子贡一定比颜回聪明。孔子就曾问过子贡：“女（汝）与回也孰愈？”子贡回答说：“赐（子贡名端木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论语·公冶长》）孔子也表示同意，看来这并不完全是子贡的自谦之辞。
有时我想，假如颜回没有在31岁（另一种说法是32岁）去世，以他德才兼备的素质，能否像子贡一样成就一番丰功伟业呢？
我觉得很难。子贡能成就事功，而颜回不行，究其原因，既不是因为颜回早夭，也不是因为颜回不够聪明，而是因为子贡与颜回在人生观上存在重大分歧。颜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孔子（所以后来被尊为“复圣”），他的身上有孔子自己的身影（所以也最得孔子欣赏）；孔子没有像颜回一样英年早逝，但最后也只能“立德”“立言”而未能“立功”。以孔子的行迹推断颜回，就算颜回多活几十年，大概也就像孔子一样，有千秋万岁名而难建当世勋业。
子贡与颜回在人生观上的差别在哪里呢？我觉得孔子“厄于陈蔡”时两人的态度就很明白地表现了彼此的歧异。
孔子和一帮学生想去楚国，结果在陈蔡之间被人围住了，绝粮好几天，大家饿得不行，孔子却依然弦歌不辍。孔子知道学生们心里很不满，就问子贡：“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回答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也就是说，子贡觉得孔子太理想主义了，不能为世所容，最好能稍稍把道德理想降低一点，这样才比较具有现实上的可行性。
然后，孔子又用同样的问题问颜回：“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却回答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史记·孔子世家》）这位颜回同学跟老师一样理想主义，认为坚持自己的伟大理想是最重要的，即便实行不了，那也不是自己的错，反而可以说是自己的光荣。
对于两人的回答，孔子自然对后者比较满意，所以他批评子贡说：“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却表扬颜回说：“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史记·孔子世家》）
大概也正是由于子贡比较现实，所以子贡做生意发了大财，家累千金，富比陶朱，堪称中国儒商的鼻祖。而可怜的颜回则经常穷得揭不开锅——不过，君子忧道不忧贫嘛，颜回并不以生计窘迫为苦，所以孔子赞叹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当然，说子贡比较现实，那是与颜回相比；其实，子贡也绝非只知追名逐利的庸俗之人。虽然孔子有点理想主义，但子贡对老师始终非常尊重。孔子去世后，其他学生服孝三年，只有子贡一人在孔子坟墓旁守丧六年，可见他对孔子感情之深。鲁国大夫叔孙武叔觉得子贡比他老师孔子更强，但子贡解释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屋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论语·子张》）言下之意是叔孙武叔之流水平太低，没法理解孔子的伟大深刻；子贡自己不如老师高明，他们反而可以欣赏。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我们心中也许有很多高远的理想，但现实却未必总能如愿。而子贡和颜回就代表着人生的两种选择：是坚持理想，决不降格以求呢，还是把理想稍稍变通，以便易于推行呢？哪一种更好？如果我们坚持自身道德的纯粹，好处是理想不会变质，但很可能最后什么也做不了。如果我们选择与不完美的现实相妥协，好处是容易推行，但一步步妥协之后，我们可能发现自己已经把当初的理想抛得太远太远，灵魂已经迷失于红尘之中。
马克斯·韦伯用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来描述这种冲突。恪守信念伦理的人强调道德的纯粹，而不考虑现实的后果。纽曼红衣主教（Cardinal Newman）的一段话堪为信念伦理观的代表：“教会认为：宁可让太阳和月亮从天上掉下来，地球趋于毁坏，生活在地球上的亿万生灵在尘世所能有的极度痛苦中饿死，也比一颗灵魂（不是说一颗迷失的灵魂）竟然犯下一条轻微的罪恶——像故意扯一个谎（即使没损害到任何一个人），或者无缘无故偷别人一个小钱——要好。”
而恪守责任伦理的人在行动时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后果，因此有时不得不采用不那么道德的手段。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的思想代表了这种观念的极端类型——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所以，他对“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的西西里国王阿加托克雷笔下颇有赞赏之意，而擅长施展阴谋诡计的瓦伦蒂诺公爵博尔贾更是被他当成了君主的楷模。
大体而言，宗教家多赞同信念伦理，因为信念是宗教的灵魂；而政治家多赞同责任伦理，因为做事不考虑后果的人是成不了政治家的。
这两者的内在分歧在于，恪守信念伦理者认为，其他人也理当与自己一样保持道德的纯粹，所以，如果因为自己努力保持道德的清白无玷，反而导致了不好的后果，那只能由其他道德不纯粹的人负责，或者只能由上帝负责。而恪守责任伦理者则基于人性不那么完美的现实，不追求自身道德的纯粹性，只追求一个相对比较可取的行动结果。
回到本文的题目上，我们大致可以说，颜回坚持的是信念伦理。孔子曾问颜回家里这么穷为什么还不想做官，颜回回答说：“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饘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庄子·让王》）对于颜回这类恪守信念伦理的人来说，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保持自身道德和精神的完备自足；至于能否去治国平天下，相比之下就不那么重要了。当然，《庄子》里的这则故事很难说是寓言还是历史，不过，考虑到史书中有颜回的同门原宪“亡在草泽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颜回如果说出这番话是不致让人觉得突兀的。
而子贡显然更重视责任伦理。子贡虽然是孔子的学生，但一点都不迂腐。他在游说齐国田常不要伐鲁、劝说吴王伐齐救鲁、鼓动越王随吴王出兵时，决不像孟子一样言必称仁义道德，而是给他们分析利害关系，用“利莫大焉”来打动他们。所以，子贡能“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
而且子贡的成功不仅体现在个人事业上，还体现在他对孔子思想的宣扬上。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史记·货殖列传》）
同为孔门最优秀的弟子，为什么子贡与颜回会有这么巨大的思想分歧呢？我觉得，这根源于儒家思想本身的二重性。基督教认为“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新约·马太福音》），宗教和政治是分开的。而儒家不一样，儒家兼有宗教性（虽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和政治性，它以道德教化为手段，以治平天下为目的，是一种宗教化、伦理化的政治学。儒家的人格追求就是“内圣外王”，“内圣”是一种宗教性的目标，体现了信念伦理的要求；“外王”则是一种政治性的目标，体现了责任伦理的要求。
颜回可以说是“内圣”的楷模，子贡则在“外王”之路上走得比较远。而孔子自己呢，大概是有点偏向于恪守信念伦理的“内圣”，下面这段话就很明白地体现了这一点：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这显然不像是政治家说的话，而跟前面所引纽曼红衣主教的话倒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段对话发生在子贡与孔子之间，也堪玩味；倘是颜回，在孔子回答了“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之后，未必会继续追问下去。
不过，孔子究竟是圣人，而且是“圣之时者”，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还没有颜回、孟子那么迂腐，所以孔子虽然没能实现自己的王道理想，但在56岁那年，终于在鲁国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而且传说朝政七日就杀了政敌少正卯，手法很像个老辣狠毒的政客。
孔子对管仲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他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游移不定的心态。管仲是伟大的政治家，在《论语》中，孔子对管仲有褒有贬：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在前一段话中，孔子按照信念伦理批评管仲器量小，不知礼；但在后一段话中（注意：这段话又是子贡在发问），孔子又按照责任伦理高度评价管仲的历史贡献。倘若孔子是一个“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政治家，对“树塞门”“有反坫”之类的小事是不会那么在意的。
时而重信念，时而重责任；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学生们要把握这中间的分寸实在不太容易，所以颜回叹息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
而子贡呢，“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当一年二年之时，未知孔子圣也；三年之后，然乃知之。”（《论衡·讲瑞》）这一段也不好说是寓言还是历史，不过很有意思。倘是历史，我私下推测，身为商贾的子贡大概原本一以贯之地恪守责任伦理，活得挺明白的；因为自视甚高，又很有钱，所以也不太把孔子放在眼里。但时间一长，被孔老师时而出世、时而入世，时而强调信念、时而强调责任的一套辩证法搞晕了，于是便觉得孔老师实在高明。
后来，做了卫国国相的子贡“结驷连骑”去见“亡在草泽中”的老同学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假如子贡是一个完全恪守责任伦理的纯粹的政治家，他听了原宪同学的酸话是不必感到惭愧的，自惭说明信念伦理依然在子贡心中占有很重的分量。
孔子本人是如何调和这两种伦理观之间的冲突的呢？下面这段话算是一个说明：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对于孔子来说，礼乐教化不但是一种信念，而且同时也是一种责任；道德不但是手段，而且同时也是目的。无论自己是在朝从政，还是在野行教，自己所要做的无非是倡导礼乐教化。虽然孔子一直在待价而沽，所以“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下》），但如果君主不像个准备施仁政的人，则决然而去，不委曲求全。正由于儒家兼具政治和宗教两重性，孔子才会时而循信念伦理，时而循责任伦理，并且没有察觉两者的内在矛盾。
对于儒家的这种两重性，后世儒者各有偏重，孟子和荀子就代表了儒家的两种取向——孟子主张人性本善，故更重视信念伦理；荀子主张人性本恶，故不能不偏向责任伦理。孟子口才很好，善于雄辩，但他“何必曰利”的调子没法像前辈子贡那样打动列国君主，政治上不成功是必然的，最后只能和学生一起闭门著书。荀子虽然只做过齐国祭酒、楚国兰陵令，政治上也算不得很成功，但他的两个学生韩非、李斯，一个以理论，一个以实践，深深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史。
信念伦理与政治注定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循着孔孟尤其是孟子的路走下去，可以产生圣贤君子，但没法产生政治家。在这类“纯儒”看来，“内圣”应该比“外王”更重要；没有“外王”的“内圣”依然是一种理想的人格目标，而没有“内圣”的“外王”是不值得追求的。孟子希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但这话其实可以反过来说，严格恪守信念伦理、“独善其身”的君子必然会“穷”；而想“兼善天下”，则不得不依循责任伦理，如此才有“达”的希望，但其代价是个人之道德难免不够纯粹。在这种意义上，“内圣”不但无助于“外王”的实现，两者之间反而呈现一种相冲突的矛盾关系。
恪守责任伦理方能“兼善天下”，所以庙堂之儒学不得不学习道德形象不那么好但实用的法家，“外儒内法”就成为想从政的儒生们的必然选择。所以，汉武以后，历朝虽均以儒立国，但能走进朝廷、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儒者大抵都是荀子的私淑弟子。诸葛亮可谓儒家贤相的杰出代表，但诸葛亮治蜀之政措也不过是“阳儒阴法”。曾国藩如今被奉为“立德、立功、立言”“内圣外王”的典范，但不要忘了曾国藩还有“曾剃头”的外号——杀人如剃头，有道德洁癖的人干得出来吗？还有一位常被称道的“内圣外王”的典范是王阳明，但王阳明后来的平叛立功，与他在贵州“龙场悟道”之间究竟有多大关系呢？要知道，王阳明十五岁时就懂得“纵观山川形胜”，“弱冠举乡试……益好言兵，且善射。”（《明史·王守仁传》）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但这不意味着，破得了心中贼，就能破山中贼，两者未必有什么因果关系。
想从政，学荀子。谭嗣同曾叹息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不喜欢荀学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维新诸人扬孔孟而抑荀卿，部分也体现了他们对政治运作的本质缺乏洞见；以书生而论政，维新之败，不亦宜乎？
而另一方面，如果恪守孔孟之信念伦理，以至只能“独善其身”，往往就会摆出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姿态，这时，“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和“亡在草泽中”、耻病不耻贫的原宪等儒家前辈就可以成为自我安慰以至自我标榜的楷模。既然天下事与我无关，修身养性的道家和后来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很自然就成为不得志的儒者的另一处精神家园。儒家企图把理想和现实拼接起来，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它理想的一半易流向释道，现实的一半易流向法家，它终归没法治愈自己价值观上的精神分裂症。
虽然孔子、孟子这类恪守信念伦理的理想主义者在世时大多不得志，但理想的精神比世俗的功业更容易流传后世，所以也更容易得到后人的追思和凭吊。即以文题所述子贡和颜回来比较，虽然子贡在世时比颜回显赫得多，但论及后世的名声，子贡依然不及颜回——颜回被尊为“复圣”，在孔庙里位居“四配”之首；而子贡仅列名“十二哲”之中，祭祀时就低了一个等级。
虽然子贡与颜回活在两千多年前，但我们今天依然会时刻面临这样的困惑：做现实一点的子贡，还是做理想一点的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