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时评

时评是我比小说、散文写得更多也更擅长的文体。小说需要形象思维，需要形象创造，而不单单是讲故事。在发表了大约20到30篇短篇小说、小小说之后我发现，我写的小说更像是叙事性的散文，故事性明显不足，而语言的生动性、创造性同样也存在严重欠缺。什么原因？我以为我缺少这方面的天赋，因此，即便是再努力，无疑也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选择了转向：改写时评。时评这种文体，需要的是敏感、尖锐和深刻。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在时评方面的天赋要比小说散文更好一些。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直抒胸臆、可以比较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方式。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自己有太多的思想需要表达，与人们分享。

所谓时评，一般而言更多的指的是与社会和政治关联比较紧密的新闻性评论；而广义的时事评论，或许其所包括的内容更加广泛一些：举凡是对眼下发生的新闻事件——也不管它是是不是属于和社会与政治相关的新闻的评论，就该是时评。广义的时事评论，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操练了，那时候评得比较多的是影视、娱乐、体育。比如说央视每年的春晚，我都要写一到数篇评论；每一届世界杯、奥运会，同样我要发表大量的评论。而狭义的时事评论，我大概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写得比较多了。从那个时候直到2000年之初的大约8、8年时间，也是时评比较繁荣，时评人感觉比较畅快的时期。

为什么那个时候起写得比较多了？很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从那个时候起，信息公开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并且在各方面的力量的推动之下，时评这种文体也获得了茁壮生长的空间；因此，似乎各类公共事件一夜之间多了起来：商品中的假冒伪劣现象日趋严重、非典型性肺炎引发半个中国的恐慌、腐败现象遍及各领域各部门、环境质量尤其是其中的空气质量已经危及到公众的健康等等。面对这些事件，人们焦虑、人们担心，不知道今后还会出现哪些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对这些事件及时跟进，进行评论，追问、究责，在表达公众的情绪的同时，力图引发对潜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的探讨，是时评人也是我写作的动机。

作为教师，教育人，我对于教育界的问题更加关注。

我最早针对教育所写，也有一定的分量的评论，是就江苏徐州地区，为慈善，教师们一天的捐款超过1千万的新闻事件所写的《一日捐出一千万，徐州教师的肩头有多硬》，此文发表在《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的头条位置。当时版面首席编辑是李方。我以为作为教师，我应该为教师发声，并且我跟其他很多时评作者相比，更加熟悉教育，懂得教师的甘苦，所以，写此类评论我的优势是不容置疑的，它也是我此类评论总是能够得到媒体青睐的重要原因。大约在2004年前后，我在人民网发表的《中学教师的囚徒困局》一文，曾经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这篇评论反映的是当时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还是家长，对教师的要求非常之高，也非常之严，让我们的老师动辄得咎，几乎无法动弹，无数做教师的认为我说出了他们面对的残酷现实，当然也有不少社会各级人士对于做教师的目下师德不再，对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欠佳表示严重失望的。正是这两点，让这篇评论的点击率极高，各方讨论非常热烈。因此，我随后还写过一篇姊妹篇——《再说中学教师的囚徒困局》。

那时候的人民网，非常开放，言论的边际开阔，并不在很多地方性网站之下，并且是有稿酬的。

时评又是一种很容易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而出现摇摆与萎靡的文体。单单说在国内时评圈里影响很大的《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至少我与之结缘之后，首席编辑换了好几个。比如说，李方就去了某家门户网站。再后来的刘县书干过几年也走人了。一些编辑在给我的稿件的回复中，偶或也会谈及他们的苦恼，并予以我们这些作者以“友情提醒”：要注意增量，但更应注意边际。所以，当后来我发现自己在写了10多年的时评，也发了上千篇时评之后，忽然变得不会写了的时候，我选择了转身，重新回到了起点：与体育、影视或者教育相关的，没有那么敏感的路子上去了。

有些让人愧疚的是，我写时评，也有“照远不照近”的毛病，即对身边敏感事件很少触及，尤其是教育界的。至于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而这，或许正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仍有可以提升的巨大空间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