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VS汉武帝，浅析两人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得与失
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有着“奋六世之余烈”的光辉历程，有着“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磅礴气势，更有着“书同文，车同轨”的历史伟绩。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帝国，却像一颗极其璀璨闪耀的流星，在照耀了整个夜空之后，又迅速地消失于天际。
秦始皇嬴政
自古以来，“过秦”者甚多，对于秦朝的灭亡，历来争论不休。今天，我们以现代人的视角，从意识形态的建设出发，再“过”一次秦。
在中过古代，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为这个国家的“治世之道”。
贾谊《过秦论》
秦以前，“周因于殷礼，殷因于夏礼”，夏、商、周三朝所奉行的治世之道都是以礼治为特色的德治。
汉朝初期，刘邦萧何等人主张“与民休养生息”，采取的是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汉中后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学为主的主流政治思想，一直在中国延续了近两千年。
再看夹在中间的秦朝，在巩固和维护新生政权的时候，不能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起符合封建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接下来我们来细谈——
周到秦的变化
秦以前，夏、商、周的政治体系至少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浓厚的宗教色彩，通过对“天子”的定义，来强调周人天命所归；
其二：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相结合，将行政权和土地占有权进行统一。这种权力是在宗族内部按照宗法制递进分配的，所以具有浓厚的血缘属性。说白了，就是分封下去的这些人，不是叔伯，就是兄弟。
分封制和宗法制
在此政治体系的基础上，礼乐文化应运而生。
作为西周文化的主框架，周礼强调尊崇上天和先祖，同时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上下的尊卑关系进行了确定，不得有所逾越。
礼乐文化
可以看出，作为西周的主流意识形态，礼乐文化和西周的政治特征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礼乐文化在证明西周政权合理性的同时，又将家庭伦理推及到政治关系上，从而保证了西周政权的稳定性。因此周朝得以延绵八百年之久。
到了东周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开始出现“礼乐崩坏”。
具体表现为势力强大的诸侯开始变王田为私田，变分封制为郡县制，政权不断下移，并纷纷制定自己的法律。
这些都反映了自周以来的奴隶制社会正走向解体，新的封建社会开始出现，周礼开始和新的社会形态格格不入。
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
随之而来的是对周人天命观的质疑。春秋战国的大乱时期，各国君主都在寻求一种新的“治世良方”，百家争鸣的现象就可以理解为是时人对新生的封建社会寻求与之匹配的统治思想和统治方法的一场大辩论。
诸子百家
秦国在这场探索中最终选择了法家作为其“强国之道”，在“奋六世之余烈”后，“秦王扫六合”，秦朝随之建立。
秦统一之后，摆在秦朝统治者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去巩固一个与之前奴隶制王朝完全不同的中央集权封建制王朝。
秦始皇的失误
一、对现有的法家思想缺乏有效的认知
伟大的秦始皇当然知道他的当务之急，而使秦国由弱变强、一统天下的法家自然也就成了他的首选。
法家
秦国在“奋六世之余烈”的过程中，法家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建立，秦朝对法家思想的理解和运用逐渐进入到误区和死角。
这里先来做一个比喻，积贫积弱时期的秦国其实就好比一个病入膏肓的急症患者，需要一副猛药让他能够活过来，变得有力气，商鞅变法便是这副猛药。
商鞅变法
等到秦强大并统一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壮硕”的汉子了，也不存在任何敌人，如果继续再给他灌“猛药”，反而会出现负面效果，他现在需要的是调理和养生。
“法与世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韩非
法家的创始人韩非曾提到过，法家思想的运用需结合时代的特征，时代不同，统治方法也不同，必须依据时势来制定相对应的治世法令。秦朝统治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韩非子
在大乱之世，严苛法制下的耕战政策确实能带来高效的行政管理，从而能使国家迅速地强大。但是这种模式下，统治者与被驱使的民众更像一种“契约关系”，双方都不存在道德义务，只能靠“利”和“权”来维持其有效性，此外没有任何价值系统的支撑，这种模式显然是不长久的。《淮南子》中有一句话就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现象：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淮南-要略》
随着大一统之世的到来，新生政权需要的是稳定性和持续性，现有的法家模式显然不能带来这一效果，秦朝统治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悲剧的。
二、缺乏构建新意识形态的自觉性
另外，在秦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家思想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特别强调统一，过分地看重意志和文化的统一。
秦始皇原本以为，国家统一了，制度统一了，思想就跟着统一了，但是他错了。于是在面对统一后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的各种学术思想，秦始皇表现出了极强的排斥。其中《吕氏春秋》的腰斩和“焚书坑儒”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实在秦国统一大业之初，身为秦相的吕不韦就曾经就如何统一天下和治理天下，组织他的三千门客编纂《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
在编纂这本书的时候，吕不韦和他的门客们就已经开始取舍先秦诸家之长短，试图通过文化思想的统一去构建符合封建集权的意识形态。
可惜的是，《吕氏春秋》的内容终究没有实现，书成仅三年，吕不韦就服毒自杀了，《吕氏春秋》这一鸿篇巨著也因为和秦始皇的法家执政理念相左而被抛之脑后。
吕不韦
再到秦统一之后，面对各个学派的“百家争鸣”，本是秦始皇寻找治世良方的绝佳机会，奈何，这一次，秦始皇又做错了。
虽然秦始皇对其中的一些学派，包括阴阳家、儒家等也都有所采纳，但是当这些思想同秦国一贯推行的法家思想相抵触时，秦始皇就显示出了极强的排斥性。
丞相李斯建议，把“对统治极其不利”的言论典籍全部焚烧，焚书之后，一些儒生对秦始皇的这种做法极其不满，而秦始皇认为他们妖言惑众，于是在焚书的第二年，将460个儒生活埋，这一事件即是“焚书坑儒”。
李斯
秦朝统治者对于其他非法家学派的极端态度，正是其缺乏构建意识形态自觉性的表现，导致了秦朝丧失了两次构建意识形态的大好机会。
秦朝统治者的两个失误，使秦国在现有的法家思想不再适应当前社会形势的状况下，始终缺乏构建意识形态的自觉性，依然将法家进行到底。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建立起与封建王朝相契合的、系统性的主流意识形态，最终导致秦二世而亡。
汉武帝的策略
前文提到，在汉朝建立之初，统治者采取的是“与民休养生息”的国策，奉行的是黄老文化，对于经历了几百年战乱的社会来说，这项国策是符合国情的，于是便有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大治之世。
文景之治
既然有“文景之治”在前，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还要再构建新的意识形态呢？
其实，“文景之治”虽然表面上繁荣，但是却隐藏着极大的危机：
- 外族的威胁，只能通过不断的和亲政策去缓解；
- 同姓诸侯的坐大，在郡国并行的制度下，诸侯国渐渐威胁到中央，七国之乱就是最好的例子；
- 阶级矛盾激化，主要表现为地方豪强的兼并。
显然，盛世之下其实是内忧外患，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中央集权，国家随时都有分崩离析的可能。皇权与国内各王国及豪强势力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分配必须重新调整，而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文化显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
所以本质上汉武帝和秦始皇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只不过汉武帝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积极寻求突破。
汉武帝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儒家作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呢？
整体上来说，春秋时期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与汉武帝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能够急切满足汉武帝中央集权的需要。
具体来说，董仲舒所倡导的儒家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 不再是传统的儒家，而是以儒家为主体，同时结合了道家、阴阳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以满足统治者的需要，使其更具灵活性；
- 针对中央集权，主张“春秋大一统”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真正达到通过思想的统一来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
- 针对君权加强的需要，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以及“君权神授”，宣扬封建君主专制是“天”意，为君权至上提供合理的证明；
- 针对土地兼并，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轻徭薄税以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土地和劳动力更好地结合，借此缓和阶级矛盾；
- 针对为人处世的标准，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和君臣之道，以此来维护封建专制。
董仲舒
可以看出，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很好地满足了汉武帝中央集权的需要，于是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上，儒家成功地取代了道家，成为新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构建符合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新的意识形态显然是符合西汉的政治需要的，是大汉走向繁荣富强的关键因素之一，也使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
当然，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进程来看，“独尊儒术”的行为显然桎梏了民族的思维，儒家文化渐渐成为君主专制的工具，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总结
通过对比秦皇汉武在构建意识形态方面的作为，汉武帝显然是要高于秦始皇的，当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在里面。秦国对法家的惯性思维以及秦国地处关西，本就和中原主流文化具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些都是秦始皇构建意识形态的主要障碍。
国家想要长治久安，必须要进行意识形态的建设，而且意识形态的建设必须结合社会现状，避免和社会形势脱节，在这方面，秦亡汉兴的教训则是极其深刻的。
参考文献：
《意识形态视角下的秦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