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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华县解放。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上学不要学费，我这个穷娃才有机会继续读书。
城关小学 自华县教育志
其一是全校大会上给老师提意见。大概是49年10月中旬一天，天气还比较热，学校来了几位穿着半灰不兰军装、扎着裹腿的解放军，说是督学，将学校全体师生召集到杨树林开会，宣讲废除旧制度，实行民主管理。讲完后要大家对学校工作提意见。好几分钟鸦雀无声。此时坐在我身旁的李佑秦（上述伪县长李佐唐的儿子）和我叽咕了一阵，说“你敢提吗？”我说：“咋不敢？”他看出了我有些胆怯，便激我，“我看你不敢！”“打啥赌？”，“打半斤饼干。”“霍——”地，我的手举到了空中。督学正等得焦急，看到我举手非常高兴，连忙让我讲。我说：“我们刘老师让同学们每星期写一篇日记，但他老不按时给大家批改。就这，完啦。”刚吃完晚饭，教室几乎无人。刘老师满脸怒气地蹲在凳子上喊：“郝庆年，过来。”我感到大祸要临头了。“今后你每天写一篇日记，我按时给你改，若不按时写，小心我捶你的皮。”稍停了一下他接着说：“对老师有意见为什么不当面说，而要当着督学的面在全校大会上提，什么用意？”刘老师的脾气我们是知道的：爱骂人，骂话是一连串；据说他练过拳，打人有套路。“谁让你提的？”他似乎给我递话。我只好吞吞吐吐把和李佑秦打赌的事说了。第二天一大早语文课，一上课刘老师便把我和李佑秦叫到教室前面。我先被叫出来，站到前排桌子前头，李后出来，就站到走道上。“你们交代，对老师有意见为什么不当面提而要在全校大会上提？”刘老师生气地质问。我们低头不语，沉默了好一会，李说，“郝庆年说他有意见。”“不怕杀人的，只怕递刀的。”刘老师瞪着眼睛。又沉默了一会，李讨饶说：“刘老师你不承认你的错了，我承认我的错。”“妈的，什么我的错。”刘老师上前一步，“啪”地朝李的脸上打了一巴掌，李鼻孔顿时出血。这下刘老师觉得有些失手，赶忙把李佑秦拉出教室边擦洗边道歉……我因此也就幸免了一顿可能的处置。此事要是放到现在，可能会有不小的风波。但那时，教师大多都是从旧中国来的，带着一些历史性的坏习气，人们可以谅解。其实，刘老师对学生并不那么记成见，这次事后还很喜欢我和佑秦。班上每月出一份壁报（各班都在暗暗地竞赛），几乎全是由我抄写，常让我停课，呆在他房子，给我买上饭。刘老师教学很认真，课教得相当好，不久就上调到少华中学去了。“文革”后，他和另两位老教师在华县赤水中学办文科补习班，一连多届升学率很高，轰动渭华。后来我和刘老师有几次相会，浓浓的师生情让我们倍感亲切。其二、偷摘花生、上世纪50年代初，县城东门外的西寨村南种着大片大片的花生，九、十月花生苗像绿茸茸的地毯铺盖着地面。一次周三下午五点，我和甘枝茂（家住我们邻村，与我中小学同学八年。曾任陕师大旅游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我国黄土地貌专家）同道回家取馍。过花生地边时，枝茂人利索，飞起两脚踢出了两窝花生，我赶忙捡起。不料被不远处窝棚中的看管人逮住，问明情况知我们是一完小的学生（该人好像对一完小有成见），训了一顿，我们认错还不放过，要取馍回来算账赔偿。回学校时我们改了道。但该先生很较真，绕过去将我们抓回，不惜走三、四里路带到西寨村内的小学关起来继续训斥，并打电话要我们学校来领人。我两的班主任刘文言和侯维周老师灰天黑地地赶来，赔了礼领受了一些难堪。出了该村城门，刘老师就骂：“他妈的，娃娃吃了你两窝花生算什么大事，扣住人还要叫我们来领，小题大做。什么玩艺儿！”我本担心回学校还要受训挨处罚，这一下放心了。1951年7月我一完小毕业，少华和咸林两中学先后招生考试。大家都想上咸林，但咸林后考，为了保险，大多数人两校都报。为此我母亲曾到一完小请老师帮忙出主意。在学校办公室门前见到侯维周老师，侯老师说：“不报少华，像庆年这样的学生考不上咸林那才怪呢。”听了这话我母亲心里乐滋滋的。那年咸林招了五个班250名学生。红榜贴出来后，我是第三名。第一名李佑秦，第二名李明昆（祖籍东北或山东），县城里娃，是我们一完小五一乙班同学。
原文来源：网友推荐《乡愁 少华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