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束缚
阿玛蒂亚·森 哲学园 2015-09-25
选自 阿玛蒂亚·森《身份与暴力》第六章
人们已经坚定地得出结论：文化很重要。这种坚定性，似乎比所需的过强了些。很明显，这一结论是正确的——文化确实很重要。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文化是怎样重要的？”［1］如前两章所述，根据文明或宗教身份来将文化分为僵硬刻板且相互独立的几个“小盒子”，这是一种极为狭隘的眼光。其他种类的文化概括，例如，以国别、民族或种族群体来加以分类，也会导致对相关人群的特征形成一种狭隘而单调的认识。当我们对文化的模糊认识与文化宿命论交织起来时，其结果就是，我们成为想象中的奴隶，被一种虚幻力量所束缚。
对文化类别的简单概括严重地束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显而易见，这类概括大量出现在大众信念和非正式的交流中。这些含蓄而歪曲的看法，不仅成为种族主义戏谑和民族主义诽谤的话题而频繁地出现，而且有时还会上升为一种宏大的理论。当文化歧视和社会观察之间偶尔存在相关性时（不管这种相关性是多么地偶然），一种理论出现了。而在这种偶然的相关性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时，这种理论还会拒不消失。
想想长期以来，在英国颇为流行的一种针对爱尔兰人的蹩脚的嘲笑（诸如“换一个电灯泡需要多少爱尔兰人”之类的粗言秽语）。在美国，也有类似的关于波兰人的同样愚蠢的笑话。在爱尔兰经济状况举步维艰的时候，这些粗浅的笑话在表面上与爱尔兰的经济困境甚为契合。然而在爱尔兰的经济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后——实际上，近些年来，爱尔兰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爱尔兰现在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算，几乎在欧洲国家中是最富裕的），这种文化定式及其所谓的与经济和社会间的深刻联系，却并未被视作是无稽之谈而被抛到九霄云外。理论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它会严重地无视真实可见的现实世界。
虚构的真理和实际的政策
这些理论常常并不仅是一些无害的笑话。例如，在英国政府处理爱尔兰问题上，文化歧视确实起了作用。这种观点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影响了对爱尔兰饥荒的预防。在对伦敦处理爱尔兰经济问题起影响的诸多因素中，文化异化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大不列颠，贫穷常被归咎于经济变化和波动，然而，爱尔兰的贫穷在英国则普遍被视为（正如政治分析家理查德?内德?莱伯（RichardNedLebow）所指出的）源于爱尔兰人的懒惰、漠不关心和愚蠢无能。因此，“大不列颠的使命”，不应被视为“去减轻贫穷，而是应去教化其民众，并引导他们像人类一样去感知和行动”。［2］
对爱尔兰经济困境的文化原因的探求，可谓源远流长，至少可以上溯到16世纪，这在埃德蒙?斯宾塞（EdmundSpenser）1590年出版的《仙后》(TheFaerieQueene)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的指责受害者的技巧，被有效地用来解释19世纪40年代发生的饥荒，并在旧有的说法上，增添了新的内容。例如，在爱尔兰人遭受的诸多灾难之上，又增添了吃土豆一项。而这在英国人看来，却是爱尔兰人咎由自取。尽管这次饥荒导致饿殍遍地（实际上，爱尔兰饥荒中的死亡率，要高于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地区的有纪录的饥荒的死亡率），但财政部长查尔斯·爱德华·特里威廉(CharlesEdwardTrevelyan)认为，伦敦已经为爱尔兰做了可以做的一切。
特里威廉还对爱尔兰的大饥荒提出了一个颇为著名的文化诠释，即将其与爱尔兰文化的所谓狭隘视野联系起来（而避免对大不列颠的统治作任何批评）：“在爱尔兰西部的农民阶级中，很少有一名妇女的烹饪技术能够超出煮土豆的范围。”［3］这种做法大胆地背离了英国对其他地区（诸如法国、意大利，下一个也许是中国）的烹饪技术不敢妄下国际批评的传统。然而，这种对爱尔兰饥荒所做的古怪荒唐的文化解释，也真的值得在怪僻人类学的研究纪录中占据一席之地。
文化偏执与政治专制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力量不对称，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身份差别意识。这种意识与文化歧视相结合，可被用来为统治和公共政策中的失误进行开脱。1947年，印度从英国独立出来。此前不久，即1943年，在孟加拉地区爆发了一次饥荒（这也是印度在20世纪发生的最后一场饥荒，因为伴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饥荒也在印度销声匿迹了）。对此，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作了有名的评论，认为这是由于那里的人“像兔子一样繁殖”而引起的。这一解释属于一种普遍的传统：即不是将灾难解释为由低劣的管理所致，而是由臣民们的文化所致。这一思维习惯，对造成孟加拉救灾行动中的严重延误，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这场饥荒，导致了约200万~300万人丧生。丘吉尔杂糅诸种因素于一身，沮丧地认为，管理印度的工作之所以如此困难，是由于印度人是“世界上除德国人以外，最具兽性的民族”。［4］文化理论显然是有其用处的。
韩国与加纳
对经济不发达的文化解释，最近似乎获得了大量依据。例如，下面这段讨论来自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Harrison）和塞缪尔?·亨廷顿合编的《文化的作用》（CultureMatters）一书。该书影响巨大，也颇具吸引力。下面这一段讨论出现在亨廷顿写的前言里，叫做“文化的意义”，内容如下：
在90年代初，我偶然看到20世纪60年代初加纳和韩国的经济数据。对它们那时经济上的相似性，我深感震惊……30年后，韩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巨人，是世界第14大经济强国，拥有跨国公司，主要出口商品是汽车、电子器材和其他尖端技术产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与希腊接近。此外，它已经迈上了稳固的民主制度化进程。而在加纳，这些变化却无一出现。加纳如今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约相当于韩国的十五分之一。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差异，该如何解释？毫无疑问，很多因素都起了作用。但在我看来，文化因素肯定是解释这一现象的重要方面。韩国崇尚节俭、投资、辛勤工作、教育、组织和纪律。而加纳的文化价值则与之迥异。简而言之，是文化起了作用的体现。［5］
这一不寻常的对比，可能不用有发人深省的地方（但文中也可能抹杀了一些重要的事实）；然而，有必要对它进行深入研究。上文所引用的解释中的偶然性事件（casualstory）极具欺骗性。20世纪60年代的加纳与韩国之间，除了它们文化倾向（predispositions）间的差异之外，还存在大量重要的差别。
第一，两国的阶级结构差别很大——韩国的商业阶级要庞大得多，同时也更为主动。第二，两国政治也差别很大。韩国政府在发起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时，愿意且积极地发挥了主导推动作用；而在加纳，同样的事却没有发生。第三，韩国经济与日本和美国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至少在韩国经济发展的前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四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到20世纪60年代时，韩国的识字率要远远高于加纳，而学校体制也比加纳要发达得多。韩国在学校教育方面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通过果断的公共政策来实现的。而这种现象，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是文化差异的反映（除非文化在笼统意义上，被看做是包罗一国内发生的所有事情）。［6］鉴于亨廷顿结论的基础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因而他依据文化决定主义所做出的推断——不论是关于韩国文化的文化胜利论，还是对加纳前途的彻底悲观主义——都是难以成立的。
这并非是说文化因素与发展过程之间毫无关联。但它们确实不能脱离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单独起作用。它们也并非是永恒不变的。如果一并考虑文化问题和其他因素来对社会文化做一个更加全面的描述，就能够大大拓展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发展过程和我们身份的性质。虽然在面对被视为是一成不变的基于文化的优先性时（如亨廷顿所说的，“加纳人有不同的价值”），我们可以举双手表示不赞成，但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新意，也不起什么特殊的作用。然而，有时要研究价值和行为是如何对社会变化做出反应的——例如通过学校和大学的影响。让我们再一次以韩国为例，它在20世纪60年代时，其社会在文化和教育方面，要远远优于加纳（而在亨廷顿看来，二者间此时的经济状况却极为相似）。这一对比，如已在上面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韩国在二战后采取的公共政策的结果。诚然，二战后教育方面的公共政策，也是受以前文化特征影响的。一旦我们将文化从命运的幻觉中分离出来，且将其与其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社会进程联系起来，就会有助于更好地解释社会变化。
在这种双向关系中，就像教育可以影响文化一样，以前的文化对教育政策也有影响。例如，一种显著的现象是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有着深厚佛教传统的国家的人民，都倾向于积极地拥有广泛的学校教育和读写能力。这不但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说是如此，对中国、泰国、斯里兰卡，甚至对于在其他方面衰退落后的缅甸来说，也是如此。佛教对感悟的关注（“佛”这一词的原意就是“感悟”），以及对阅读文献的重视（而不是把它交给僧人），也有助于促进教育的发展。从一个更加广阔的结构来看，这里也许有些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然而，应该认识到，在接触他国和了解它们的经验的过程中，这一过程的互动性质能够给现实带来重大的影响。确实有证据表明，当韩国在二战结束后，决心快速发展学校教育时，它不仅是受到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影响，而且也因为它对教育在日本和西欧（包括美国）所起的作用及其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日本的经历和公共政策
早些时候，关于日本自身的教育发展，也有一个类似的国际互动和本国响应的故事。当日本从它自己强加的与世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时（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从17世纪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一直持续到现在），它就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发达的教育体系。而日本重视教育的传统，对取得这一成就，具有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1868年明治维新时，日本的识字率就要高于欧洲。尽管如此，日本那时的识字率仍然很低（很显然，欧洲也很低）；但最重要的一点很可能是，日本那时的教育体制，还完全没有接触到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
1852年，当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Perry）的新式轮船舰队，冒着黑烟闯进江户港（EdoBay）时，日本人不仅深受震撼——并且有点害怕——以及被迫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而且他们还对自身在智识上的封闭自守，作了检讨和反思。这在实现明治维新的政治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日本也决心改变其教育的面貌。在1868年发布的《五条誓文》（CharterOath）中，有一条宣言就是坚决要求“求知识于世界”。［7］
三年后，即1872年，日本发布了《学制令》（TheFundamentalCodeofEducation），明确表达了实行新式教育的决心：
他日，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8］
木户孝允（KidoTakayoshi）是那一时代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他极为明确地指出了这一基本问题：
吾国臣民，与今日之欧美民众无异；一切皆教育与否之所致也。［9］
这是日本在19世纪后期决心赢得的一大挑战。
在1906年至1911年之间，日本的教育费用共计花费了城乡预算的43%。［10］到1906年时，招募新兵的军官发现，和19世纪后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几乎没有一名新兵是文盲了。到1910年时，日本已经被公认达到了小学的完全入学率。到1913年时，虽然日本在经济上仍然贫穷落后，但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书籍生产者之一：它出版的书籍量已经超过英国，并且实际上，还是美国的两倍多。
事实上，日本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人类能力（humancapability）的扩充来进行的。其中包括了重视教育和培训的作用，而教育和培训则是由公共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支持性文化氛围（人们之间相互影响）来共同促进的。这种教育与经济之间相互联系并相互促进的关系极其重要，它奠定了日本经济和社会辉煌发展的基础。
将故事扯得更远些：日本不仅是一名学生，也是一名伟大的教师。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在发展方面的努力，深受日本在发展教育方面的经验以及社会、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显著成就的影响。所谓东亚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经验所激发而形成的成就。
在一个宽广的视野中关注文化的相互联系，是提升我们对发展变化认识的一条有益途径。这种观点，与完全忽视文化因素的观点（如某些狭隘的经济模型所做的），和将文化看做独立而静止的力量，从而永恒存在且具有不可抵挡的影响力的观点（如某些文化理论家所津津乐道的），均大不相同。文化宿命的幻觉，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还会严重消磨人们的斗志。这是因为，它会使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产生一种宿命意识和听天由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