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强 | 由爱乡到爱国：清末云南留学生报刊中的国家话语
摘 要：省籍认同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中间环节。清末，以省为单位的留学生报刊在宣传本省的同时，也重塑了本省地域形象。云南留学生报刊将云南塑造为气候宜人、资源丰富的富饶之地，堪称中国门户的战略要地，不仅表达爱乡之情，还论证云南与全国的密切联系及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云南留学生报刊中所体现的国家话语，反映了他们从爱乡到爱国，由省籍认同到国家认同的思想轨迹。这一现象，不但是清末云南地方精英国家认同的具体体现，而且对今天爱国情怀的培养仍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云南留学生；新式报刊；云南形象；省籍认同；国家认同
清末，留学生中兴起了创办新式报刊的热潮。尤其是1902年之后，以省为单位的报刊在各省留学生中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 这些报刊宣传本省，不仅是表达爱乡之情，更是从全国视野重新评估本省的价值，论证本省与全国的密切联系及重要地位。
云南留学生所创办的报刊，集中体现他们对历史、省情及时局的见解，受到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马兴东分析了《云南》杂志创办的背景和影响，认为“《云南》杂志是二十世纪初国内各种矛盾日趋激化的产物，为辛亥云南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2] 宣勤以《云南》杂志为例，分析了云南留日学生对民族与国家的认识。[3] 付春、付建光认为，《云南》杂志“对云南在国家统一中的重要地位进行阐述，试图引起全国之关注，'以救云南’而达到'以救中国’之目的”。[4]徐继涛认为，《云南》杂志“对云南人民的民族觉醒与民主运动的兴起起了很大推动作用”。[5] 木基元高度评价了《云南》杂志的影响，“为云南腾冲起义及昆明'重九光复’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影响大大超越了省的界限”。[6] 周立英不仅全面分析了“《云南》杂志所反映出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政治主张、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7]还指出云南留学生刊物《云南》杂志和《滇话》“对于开启民智，从思想和行为层面推动云南社会的近代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8] 同时，她还认为，这些刊物中所反映的社会改良思想，“不仅与当时各省社会改良的情势相辅相成，且对晚清、民国时期云南社会的改良与变革也产生了较大的作用”。[9] 可见，目前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云南》杂志，且主要论述其与辛亥革命及民族主义的关系，对于云南留学生报刊中蕴含的省籍认同及国家认同尚无全面、系统论述。
一、云南留学生的省籍认同与留学生报刊的创办
甲午战争后，大批学子负笈海外，形成了席卷全国的留学热潮。留学生远离故国，不仅容易产生对乡土的怀念，也更能切身感受到“东亚病夫”的屈辱，加之受到“地方自治”等西方思想的影响，“他们的爱国热情极为高涨，爱乡的意识也更为强烈”。[10] 在留学生群体中，以省为单位的同乡会纷纷建立，积极撰文表达对家乡的认识，留学生也成为鼓吹省籍意识最积极的群体。
（一）清末云南留学生的省籍认同
清末留学生群体省籍认同的兴起，既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受到国家危机的刺激。具体到云南，则是“近代以来严重的边疆危机冲击下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11] 这种认同，与空前严重的边疆危机、西方思想的影响和云南省内同质化加强等因素密切相关。
其一，空前严重的边疆危机。在缅甸、越南相继沦为英法殖民地后，云南实际已处于英法两强的夹击之中。当时，云南留学生在论述云南的处境时，处处感到了来自英法列强的压迫感：“乌拉山西、地中海北之碧眼黄发儿……挟其远洋殖民之政策，奋其膨胀势力之野心……鹰瞵虎视，各争要区。而此大好江山、极乐世界，遂不幸成福兰克、萨克孙两族相争之焦点。”[12] 同时，云南留学生目睹越南、缅甸亡国之惨状及英法图谋云南之紧迫，“亡省”意识空前强烈。“滇事之危达极点矣……云南之二千万同胞将为牛为马为奴隶，为越南为缅甸……所谓士大夫，不知亡种亡国为何物，如此民族，虽无强邻迫处，其亦在天演淘汰之例矣。”[13]
留学生们对云南未来的担忧，不仅来自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还在于清政府“放弃主权，分裂河山，今日资铁道，明日赠矿山”，[14] 已无力保障领土完整。云南留学生将云南与清朝发源地的东三省相比较后认为，“政府之视云南不如东三省也，黑水白山，为满洲发祥之地，且接壤直隶山东，北洋大军一发则数日可达。若云南则地居边僻，距京师八千余里，有鞭长莫及之势，且素号贫瘠，每岁无数百万数十万之巨款……故政府之视云南，久已置诸不足重轻之列”。[15] 更以台湾被割让后的惨状警醒国人，“台湾割让日本后，日本下令台人有不愿归化日本者，限三年内速徙归本国，台人相率渡海归闽浙者数十万，官军以大炮击沉其船，致全溺毙于海。噫!前车之覆，为后车之鉴”。[16] 因此，能挽救云南的只有云南人自己，“若人民不自为谋，而事事望之政府，政府无保护边省之能力，一遇外敌，则割让之而已”，[17]其后果将是“我祖宗所开辟，我同胞所生聚，生死攸关若太阳、若灵魂之云南，遂气息奄微，颜色黯淡，仅残其名曰云南人之云南而已”。[18] 由此可见，空前严峻的边疆危机是激发近代云南省籍认同兴起的直接动因。
其二，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留学生身处海外，接受西方思想极为便利。面对英法列强步步紧逼所引发的“亡省”危机，越来越多的云南留学生开始从西方思想中汲取资源，寻求救省、救国之策。云南留学生受到风行一时的“合群”[19]和进化论思想影响，提出全体云南人应团结起来与列强竞争，以保卫家乡。“吾云南居英法之交冲，值竞争之焦点……故今日非合大群不可……有同守之约束，有同断之境界，宁牺牲一己以利同侪，无取便私人以破团体，此合群之说也。”[20] 在云南留学生看来，全体云南人应“合群”，应与列强“种竞”，以竞争求得生存：
吾人惟深愿我云南人，平时则为士、为商、为农、为工，与强邻以学战、以商战、以农战、以工战，而挽回利权。一朝有事，则为将为兵，与强邻以铁战、以血战，而角胜疆场，则将来云南或可不亡，即亡亦必如杜兰斯哇、菲律宾之血战数年而后亡……勿蹈安南覆辙、缅甸后尘，而勉为美利坚十三州之一。[21]
由此不难看出，当云南留学生面对清政府的丧权辱国，不得不将避免“亡省”的希望寄托于云南人自己，与列强“以学战、以商战、以农战、以工战”，以求免于沦亡的命运。从中可见云南省籍认同兴起时，受合群、进化论等西方思想影响之深。
其三，云南省内同质化加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各省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地方性新政事业的开展，一种立足于一定地域经济文化认同和自身利益的'省’意识开始形成”。[22] 在云南，随着蒙自等三海关开设和滇越铁路的开通，省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省内同质化进一步加强。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极大增强了昆明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自滇越铁道通车以来，四方云集，人烟辐辏。”[23] 同时，马帮贸易的发展促进省内各地的经济联系。“云南山脉绵延，交通不便，除滇越铁道外，货物运输多藉马力。”[24] 至清末，“以昆明为起点的马帮贸易三大干线形成”。[25]
三关的开设和滇越铁路的开通、马帮贸易的繁盛，共同促进云南省内市场的形成，云南“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全省统一市场趋于形成”。[26] 经济上的统一，促进了政治上的统一。20世纪初，在云南新兴知识分子、商人、军人等群体中，云南省籍认同，即“'云南为云南人之云南’的认同感也形成了”。[27]
综上所述，云南留学生群体中云南省籍认同的兴起，是内外环境双重作用下的产物。既有云南省内市场形成的推动，传统地域意识的影响，也有西方思想，如合群、进化论的影响，但最直接的动因，是边疆危机空前严峻情况下，“云南为云南人之云南”意识空前高涨。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云南省籍认同于20世纪初迅速兴起。
（二）清末云南留学生报刊的创办
随着各省留学生群体省籍意识高涨，他们不仅成立同乡会，加强同乡之间的联系，而且积极创办报刊，表达对本省的关注与诉求。《江苏》《浙江潮》《云南》《秦陇报》《晋乘》《豫报》等留学生报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云南》《滇话》《云南旬报》等以云南为特色的报刊的创办，使云南省籍意识在云南留学生群体中迅速兴起并获得广泛认同。
1906年，杨振鸿、吕志伊联络赵伸、李根源等13人于日本东京组建云南留日同乡会，[28] 并发刊《云南》杂志。云南留日同乡会的成立和《云南》杂志的创办，反映了越来越多云南留学生认可云南省籍意识。1908年，因“复虑一般之人民，教育未深，学识尚浅者，未能尽解”，云南留日学生又创办了《滇话》，作为《云南》杂志的姊妹刊。其宗旨在于“普及教育，以促民智之大启；改良社会，以冀民德之日新；统一言语，以立民心团结之基；提倡女学，以造国家文明之母”。[29] 1909年，由云南留越学生徐濂组织创办的《云南旬报》发行，以“痛陈云南之濒危……为全滇社会生一线之光明”[30]为宗旨。
具体到个人，不少云南留学生的省籍意识强烈。如李根源的笔名为高黎贡山人，高黎贡山距李根源的故乡不远，是滇西著名山脉。在《明滇南五名臣遗集·自序》中，李根源提及“自幼辄喜闻乡先哲轶事，而于杨文襄、孙清憨、杨庄介诸公为尤笃……根源景仰乡先哲之思，将于是乎寄”。[31] 在他看来，纪念这些明代先贤名儒，更是为了缅怀故乡先辈的历史，这些先贤不仅是云南人精神之所寄，也是应相仿的榜样。吕志伊的笔名是金马，金马山位于云南省会昆明东郊，金马坊是昆明城内著名的人文景观和城市标志。以此为笔名，足见吕志伊强烈的云南省籍认同。
二、清末云南留学生报刊对本省形象的建构
云南留学生对本省地位的认识，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立足地域与地域的关系，凸显云南的地域特色；二是立足地方与全国的关系，强调云南对中国的重要性，有着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点。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赞颂云南的美丽富饶
在清末留学生群体中，“爱国必自爱乡始”是耳熟能详的话语，原因在于，“未有不爱其乡党邻里，而能爱国者”。[34] 为增进云南人的爱乡意识，留学生们针对长期以来云南多被视为瘴疠流行的蛮荒之地的误解，着重论述云南的美丽富饶。《〈云南〉杂志发刊词》就写道：“言风景，则苍山昆海，天然之优美素著；语气候，则寒暑雨旸，小民之咨怨弗闻。山林原野，半是丰饶之区；玉石药材，久负中原之誉。且矿脉蜿蜒，矿山崔巍，五金石炭，遍地皆是；而铜铁之富，尤为世所惊羡。”[35] 同时，还多个方面阐述了云南的丰富资源：“蓄五金矿产之富，土地适于林业，气候便于农蚕者，非云南乎……据扬子江之上游，铁道既通，航路斯达，而运输可及于全国者，非将来之云南乎。”[36] 云南留日学生“义侠”详细论述了云南的种种优势。云南“东界黔，北邻蜀，西接卫藏，挟金沙澜沧两江蜿蜒而来，其形势则雄秀浑沦也。无严寒无酷暑，夏不必葛，冬不必裘，其气候则温暖和煦也。金、银、铜、锡、朱砂、宝石产诸七府，其宝藏则光耀陆离也。大理石、普洱茶、三井盐、河西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物产则富饶丰美也。以言山川，苍岭华峰，菁英蕴积，昆池翠海，图画天成”。[37] 在这些描述中，云南不再是蛮荒之地、僻远之地，而是资源众多、矿产丰富、气候宜人的宝地。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看待云南的视角是从中原看边疆，因此云南被视为蛮荒之地，其地位长期被低估。云南留学生针对此种情况，从多个方面重新评估云南的重要价值。“迤南少年生”认为：“凡今之人，其视滇为边隅、为传舍，而漠然不动于心者，皆不知滇之可爱也。”[38] “义侠”也提出：“华盛顿生于斯，必利用之以建造共和天国；拿破仑生于斯，必凭借之以扫荡世界恶魔；维多利亚生于斯，必发挥其实质，以雄长东亚；威廉第一生于斯，必扩张其势力，以侵略西欧。云南云南，可大可久，可霸可王，可左右世界，可维持和平者也。”[39]
这些论述，虽有一定程度的夸大，但却转换视角，重新评估了云南的价值。在这些论述中，云南不再是边远荒凉之地，而是资源丰富、位置重要、大有可为的地区。
（二）追溯云南的历史人物
要激发人们对家乡的热爱，不仅要有现实的维度，还要有纵向历史的比较。针对云南长期被视为文化落后的蛮荒之地，云南留学生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历代云南的著名人物，意在激发滇人的自豪感。
李根源在《明滇南五名臣遗集·自序》中写道：“吾滇虽号山国，然自傅、沐、蓝三公，百战经营，驱逐群蛮而后，徙江、淮、赣、豫、鲁、晋诸大族以实之，而名士显宦之谪戍而来者，复顶踵相望。二百年间，贤哲辈出。”[40] 在李根源眼中，仅明代的云南就“贤哲辈出”，云南不仅不再是人才凋零蛮荒之地，而且人才辈出，已经不亚于其他省份。“弹銕客”列举云南历史人物，以激发云南人的自豪感。“云南古称山国，崎岖逼道，最例尚武。故杨武愍公之雄狮，襄勤称为一可当十，我云南人亦可以自豪矣。”[41] “迤南少年生”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云南自秦汉以来云南的著名历史人物：
吕凯之荩忠，李恢之权略，在三国时已然，及至唐宋以后，纷纷继出。其文章道德、政事技艺，无奇不备。武风子隐于技，兰止庵精于医，迄今见火箸读本草者，叹为古今奇人之第一流。至于郑和之三下西洋，使亿万里之海洋洲岛怵目刿心，为我中国亘古无双之伟略；以视博望定远，膛乎后矣。而况杨一清、钱南园诸人之卓卓，尤可代表全省耶。[42]
在这里，这些杰出人物不仅是云南人的代表，是“尤可代表全省”的精英，是全体云南人应效仿的榜样，更是云南人才辈出，不逊于其他省份的具体体现。
“义侠”罗列了明清时期云南的著名人物。“豪侠有那嵩，孤高有张毅，探险有郑和，奇绝有武风子，殉节有万三千健儿。以言文学，钱南园以字著，杨竹溪以文名，王思训、段皆山以诗词雄于当时，许朴学、包见捷以著作传于后世。以言武功，远之如李定国、胡一青独支危局，血战十数年；近之如杨玉科、蒋宗汉报効桑梓，克复十余郡。”[43] 这些人物或曾参与抗清，或有著作流传后世，更重要的是，他们抗击清军、不仕清廷的精神，是云南留学生在革命思想高涨时期所大力推崇的，是读者应效仿的。
在云南留学生大力宣传的云南历史人物中，郑和尤其突出。清末，面对从海上而来的西方列强，国人迫切希望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杰出航海家，以振奋民族精神，重振民族自信。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卓越功绩，正契合国人从历史中寻求慰藉的心理需要。自从梁启超将郑和赞为“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44] 郑和的事迹广为人知。在明代的云南历史人物中，郑和显得与众不同。李根源辑录的《三宝太监郑和传》，详细记述了郑和生平及七下西洋，扬国威于异域的壮举。李根源在按语中写到：“郑和之著称，亦在永乐时……日驰逐于惊涛巨浪之上，遂使炎洲涨海，袭冠带者三十余国。功业之盛，虽班超、傅介子不足奇也。”然后，笔锋一转，强调郑和的云南人身份：“盖宇内山水，半发源于滇，如木有根干。故其钟之于人，率多纯笃而挺拔。中涓犹铮铮若是，况俨然须眉者，而孰肯以脂韦自甘乎!”[45] 这种既宣扬郑和七下西洋、扬国威于异域功绩，又强调其云南人身份的做法，有很强的现实目的。郑和被纳入云南著名历史人物中，被建构为七下西洋、扬国威于异域的航海伟人，作为政治宣传、文化创作、历史教育的重要素材，从而达到鼓舞人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地域认同感之目的。
虽然，云南留学生在罗列云南历史人物时有刻意地凸显，甚至将历史人物拉出其原有的历史脉络，重新加以评价、编组，但是此举之目的在于，鼓励全体云南人效仿他们的事迹。这些历史人物及他们的事迹，不仅是云南人的代表，更是云南不逊于其他省的具体体现，在建构云南省籍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重评云南的地理区位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在地域上远离统治中心，长期以来被视为蛮荒之地。明末学者顾祖禹曾指出：“云南，古蛮瘴之乡，去中原最远。”[46] 清末，随着列强东来，中国周边形势剧变，云南一跃成为国防之前沿，西南之屏障。[47] 云南留学生针对长期以来一些人士对云南重要性忽视的情况，开门见山地指出：“有些庸庸碌碌的人，开口就说云南是边省，地方最穷，交涉最多，有了这个云南反是政府的一件累事……他把云南看成可有可无的，他把云南被法人吞了，被英人割了，也看成与中国无相涉的，这真是脑筋枯了，孔窍闭了。”进而提出云南对中国国防安全的重要性：“云南不被人灭亡，中国也就不被人瓜分，云南若被人灭亡了，中国也就被人瓜分了。”[48] 像这样强调云南对中国的重要性，号召全体国人团结起来，救云南以救中国的言论，在清末云南留学生中屡见不鲜。
“觉庐”写道：“自越南割缅甸失，则吾国西南之屏藩褫，而外人亟欲伸其势力于吾国西南之地……然欲巩固西南，收指臂之助，则非联合滇黔川粤不为功。”并希望西南各省联合起来，以“合群”之力共同保云南以保西南。“破出省界，唇齿相依……合四省而为一，彼外人虽强，岂敢越西南一步……联合西南同志，进与全国相联洽，化出省界私见……而使西南数万里之地，不致为越南缅甸之续。”[49] 云南留日学生孙志曾[50]认为，云南与西南诸省唇齿相依，为西南诸省之屏障，“西南数省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云南为数省屏障，云南保存则数省保存，云南亡则数省随之而亡”。[51]
针对一般人士对云南重要性认识的不足，“无己”从地势上分析云南的安危势必影响全国。“云南虽边隅，然东界黔粤，北邻川蜀，西接藏卫，一旦有事，则祸势蔓延，而全国必受其影响”。[52] 将云南视为“中国之屏蔽”。“云南为中国之云南，其存也可为中国之屏蔽，其亡也即可为中国瓜分之动机。去一部而全体伤，牵一发而全身动，此有机体之共通原则，亦社会所不能逃之公例也。”[53]
吕志伊针对各省同胞囿于成见，视云南为蛮荒之地，从地理区位论述云南对中国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云南沦陷于列强之手，则全中国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夫云南据长江西江上游，云南亡，则川、黔、桂、粤、湘、鄂皆不保。且英法占据云南，即影响于中国之瓜分。牵一发必动全身，大局诚不堪设想。然今日各省之皇汉同胞知此义者恐百不得一。”[54]
更有将云南之存亡与中国之存亡联系起来，论述云南对中国的重要性。“云南广西就是南边的门户，四川贵州就是廊堦，两江两广及各行省就是堂奥……云南若果亡了，他们就以云南为根据地，西边要取四川，东边要取贵州，东南边要取两广。”[55] 并指出云南的存亡甚至关系到中国的存亡：“云南既无恙，就地势上的关系来看，四川贵州两广也就无恙了，腹地各行省越更是安枕无忧的，就侵略政策上的关系看来……先把云南保全了，中国也就太平无事了……至于云南亡，中国必亡，云南不亡，中国必不亡。”[56]
三、清末云南留学生报刊中的地域与国家
清末，随着近代国家观念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开始认同以主权、民族、领土等为要素的民族国家认同。云南留学生的观念中既有与全国留学生相同共性，也有边疆地区的个性，即“亡省”意识与“亡国”意识并存，省籍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点，体现了边疆精英强烈的国家认同。
（一）突出云南与中国的密切联系
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无疑给边疆省份敲响了警钟。清政府为维持其一族一姓统治，不惜割让领土。1901年春，“东西各国忽喧传法国要求清廷勿将广东割让他国之说，内外粤侨为之骚然。粤籍学生初在东京开会倡议，反对清廷割让国土及自行宣告独立”。[57] 广东留日学生此举大大刺激各省留学生，之后，各省独立以求存，再合力救国的思潮风起云涌。此举也引起云南留学生空前的危机感，特别是1905年爆发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清政府却宣布“中立”，更加深了云南留学生对清政府的疑虑。云南留日学生吕志伊就指出，清政府对“祖宗发祥之地，数百年游牧渔猎之乡，尚不能保而送之俄人，而况尔云南边僻贫瘠之地”。[58] 挽救云南的危亡不能依靠连“祖宗发祥之地”都不能保全的清政府。因此，云南留学生不仅强调云南的特殊性，更强调云南与中国的不可分割性，呼吁各省同胞以“合群”的思想团结起来，共同保卫中国之云南。“迤南少年生”就提出“自古豪杰之士，未有不知爱国者，又未有不知爱乡而能爱国者。夫国者，乡之积也”，指出从爱乡到爱国的关系。进而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云南与中国的密切关系：
自庄蹻开边变服从滇，历蒙及段，蔚为大国，滇之同化力，殆不少矣。元明以来，为我族殖民之范围。礼乐文章，彬彬称盛。尤著者，特立独行之气概，异于各省。如蜀汉北征，借南中飞军以讨魏。唐李邺侯则结云南、大食，以制吐蕃。以川陕五代之乱，滇独安然无事，宋之亡也，由于元世祖之先得滇南，明桂王之偏安，滇为后亡。[59]
在这里，“迤南少年生”不仅阐述了云南与内陆在文化上的同质性——“礼乐文章，彬彬称盛”，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云南的重要地位，从文化与历史的角度论证云南与中国的不可分割性。
吕志伊在《云南讨满洲檄》中，初步建构了带有浓厚国家色彩的云南地方史。首先论述云南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滇省之地，虽僻处西南，然昆仑南脉，蜿蜒数千里，扬子江上游，壁立数百丈，控南岭之重险，据西江之上源。”其次，回溯历代中央政府对云南的经营，以此说明历史上云南与中国的密切关系。“汉击匈奴，先遣使于益州，唐征突厥，必藉力于滇国。宋祖才弱，甘弃南诏，致胡元得南渡金沙，先定云南，遂进而窃据中原。明太祖驱逐胡元，恢复中夏，遗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平定滇南，除元余孽，留英镇守。”[60] 最后，回顾了列强入侵以来云南的历史，特别是因清政府无能而导致越南、缅甸的沦亡，致使云南边疆危机频发。这样，吕志伊初步梳理了云南近两千年的历史，旨在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云南与中国的密切联系。
“磨厉”则从地域和全国的关系，论述了云南与中国的密切联系：
云南是中国的云南，不单是云南的云南。中国是总括的名字……二十一行省是分开的名字，中国就是二十一行省，二十一行省也就是中国……中国四万万同胞，无论边省的、腹省的、大省的、小省的、男的、女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同胞，一寸土，一尺地，都是我们中国同胞的疆圉。[61]
这样，云南留学生们从历史、地理等角度，全面论述了云南与中国的密切联系。
在云南留学生的论述中，省籍认同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被包含于国家认同之中。在这样的论述逻辑下，云南留学生宣扬的云南地方历史文化，不仅没有对国家认同造成威胁和解构，正如广东客家人在强调自己特色的同时，不仅没有阻碍他们表达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反而成为从地域论述国家的有效途径，此所谓“爱国必自爱乡始”。这样，既表达省籍思想，又论述云南与中国密切联系，把建设民族国家作为省籍认同的终极指向，最终把这种地域认同纳入到国家认同的体系之中。
（二）从省籍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升华
如何培育国民的国家观念，是民族国家建构中面临的首要问题。20世纪初，部分新知识分子对国人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情感偏向已有较清醒地认识：“我民族之缺点所在，则不在于无爱乡思想，而在于无爱国思想。”[62] 因此，以爱乡思想为基础，将其引导向爱国思想，将地域认同上升到国家认同，就成为迫切需要达成的目标，此即所谓“由爱乡到爱国”。孙中山对此曾有精辟论述：“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没有民族团体。”但是“中国人的家乡观念很深……特别容易联络”，如果以此为基础，就“很容易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63] 可见，地域认同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中间环节。
云南留学生的地域意识与国家意识紧密相连，并在新的时空观中，重新建构了云南与中国的关系，将国家认同作为省籍认同的终极指向。云南留学生提出云南人要“合群”，要团结起来以抵抗列强的瓜分：“如我滇之少年，苟以合群为自保之策，群其心，群其力，联为一气，有应争之权利，合群力以争之，有受侮之事实，合全力以御之，未有不能争不能御者也。英法虽强，其何从瓜分我哉。”[64]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爱乡观念与国家版图的完整性、爱国观念连接起来。提出二十一行省要“合群”:“云南不愿独立于二十一行省之外，而愿与二十一行省共同峙立于竞争世界之中。盖云南者，非云南也，中国也；二十一行省者，非二十一行省也，中国也。”[65] 更从唇亡齿寒的角度，指出了云南与中国生死与共的关系。“若今日云南人不援救云南，我十七省不臂助云南，则因之而瓜分鱼烂，中原必无一片干净土。今日之云南，即他日十七省之小影；他日之云南，即我十七省沦胥以亡之惨状。呜呼，彼之所谓爱国志士，其尚以省界而泯大局乎!”[66]
随着云南留学生的自我认同意识增强和接触的文化资源日增，他们试图在“中国”的框架下，为自己的家乡争取到一个位置。《〈云南杂志〉发刊词》就写道：“据云岭之余脉，控金沙之长流，昆明六诏之遗墟，黔蜀两粤之保障，形势突兀，虎踞龙骧者，夫非禹域神洲西南一隅之所谓云南者耶!”[67] 在此，云南的区位重要、资源丰富的地位被强调，云南不再是蛮荒之地、僻远之省，而是中国其他省份的重要屏障。同时，极力强调云南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故边省之亡，非外人亡之，政府亡之也，亦非政府亡边省，乃亡边省以亡中国也”。[68] 甚至把云南之存亡与中国之存亡相联系，提出“救云南以救中国”。
夫云南保存，则中国保存，云南亡则西南数省随之而亡，西南数省亡，则中国随之而亡。姑无论地面相接，唇亡齿寒，土地均分，列强皆有势力范围之圈。且持侵略主义者，又不止一法人也。故曰云南之存亡关系中国者也。虽然，云南之存亡，不在法人，实在我国民之救不救。救云南者，所以救西南数省，救西南数省，即所以救中国也。[69]
清末，在边疆危机的刺激下，伴随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西方地方自治思想的传播，省籍认同在云南留学生群体中取得广泛影响。云南留学生们在论述云南的地位时，一方面延续了传统的地域意识，另一方面又赋予其新的内涵。他们通过对云南形象的重塑、对云南历史的追溯，进一步强化云南人的省籍观念。他们不仅关注地域，塑造本省“特质”，更强调本省与中国的关系及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体现了云南留学生强烈的国家认同和深厚的爱国情怀。
清末地域意识的最大特色就是“地域意识与国家意识的结合，乡土情怀与国家复兴紧密联系”。[70] 云南留学生虽身处海外，但借助近代新闻传播网络及时获知各地事变和列强侵略的动态信息，他们成立同乡会，办报宣传，号召民众争夺路权、矿权，呼吁滇人投身军旅保家卫国。他们学习、讨论、消化西方的地域、民族、国家观念，宣传云南史地知识。在挖掘云南本土历史资源，宣传云南的美丽富饶的同时，从多个角度论述云南对中国的重要性及与中国的密切联系。从而将爱乡观念与爱国观念连接起来，形成以爱国、爱滇、保家为主要特征的云南省籍认同。
晚清以来，随着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边疆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离心倾向。但是，以留学生为代表的云南地方精英，在其“自我表述”中，将省籍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结合，主动将其纳入统一中国的国家框架范围中，体现了他们强烈的国家认同。云南留学生强烈的国家认同，使他们虽然僻处西南边疆，但是对中国的认同感强烈，在辛亥革命后执掌政权时，其省际政策中有浓厚的“中国情结”。通过积极参与全国事务，云南在全国政坛中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而是频频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度成为可以左右全国政局，举足轻重的力量，推动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省籍认同作为云南留学生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中介环节，不仅对清末民初的云南乃至西南政局影响深远，而且对今天爱国情怀的培养仍有借鉴意义。
朱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 姜萌：《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07页。
[2] 马兴东：《辛亥革命前的〈云南〉杂志》，《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3] 宣勤：《民族国家理念在〈云南〉杂志中的凸现》，《学术探索》2003年第10期。
[4] 付春，付建光：《“重九起义”与云南在国家统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以〈云南〉杂志为中心的探讨》，载《西南学刊》第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3页。
[5] 徐继涛：《〈云南〉杂志的反帝爱国思想》，《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6] 木基元：《〈云南〉杂志及其革命影响》，《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7] 周立英：《晚清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社会》，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
[8] 周立英：《从〈云南〉〈滇话〉看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的近代思想》，《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9] 周立英：《留日学生的社会改良思想初探：以〈云南〉〈滇话〉为中心》，载《西南古籍研究》（2010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8页。
[10] 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教育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11] 潘先林，张黎波：《天南电光——辛亥革命在云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12]《〈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1906年第1期，第2页。
[13] 觉庐：《快!快!快!!!西南日报之出现》，《云南旬报》1909年第4期，第8b页。
[14] 金马（吕志伊）：《云南讨满洲檄》，《天讨》（民报临时增刊）1907年，第106页。
[15] 侠少（吕志伊）：《云南之将来》，《云南》1906年第2期，第18～19页。
[16] 侠少（吕志伊）：《云南之将来》，《云南》1906年第2期，第19～20页。
[17] 无己：《论云南对于中国之地位》，《云南》1907年第5期，第14～15页。
[18] 《〈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1906年第1期，第2～3页。
[19] 关于清末合群思想的研究，参见章征科《晚清知识分子合群思想与社会整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20] 无己：《论云南对于中国之地位》，《云南》1907年第5期，第13页。
[21] 侠少（吕志伊）：《云南之将来》，《云南》1906年第2期，第25页。
[22] 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第59～66页。
[23] 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中册，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印，第928页。
[24] 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纂，张秀芬，王珏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七）卷一百四十四《商业考》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25] [日]石岛纪之：《近代云南的地域史》，《读书》2006年第4期。
[26] 张永帅：《对外贸易与近代云南统一市场的形成及其空间结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第4期。
[27] [日]石岛纪之：《近代云南的地域史》，《读书》2006年第4期。
[28] 蔡鸿源，徐友春：《民国会社党派大辞典》，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44页。
[29] 《发刊词》，《滇话》1908年第1期，第2页。
[30] 《劝捐广告》，《云南旬报》1909年第4期，第25a页。
[31] 李根源：《明滇南五名臣遗集·自序》，载《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7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第4页上栏～下栏。
[32] 潘先林，张黎波：《天南电光——辛亥革命在云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1页。
[33] 崇实（张耀曾）：《论云南人之责任》，《云南》1906年第3期，第22页。
[34] 《留学界：江苏同乡会创始记事》，《江苏》1903年第1期，第145页。
[35]《〈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1906年第1期，第1～2页。
[36] 炎裔：《云南之实业》，《云南》1907年第10期，第55页。
[37] 义侠：《云南存亡视云南人责任心之有无》，《云南》1908年第20期，第1页。
[38] 迤南少年生：《爱滇篇》，《云南》1906年第1期，第57页。
[39] 义侠：《云南存亡视云南人责任心之有无》，《云南》1908年第20期，第2～3页。
[40]李根源：《明滇南五名臣遗集·自序》，载《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7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第4页下栏。
[41] 弹銕客：《敬告回滇士官毕业诸君》，《云南旬报》1909年第4期，第4a～4b页。
[42] 迤南少年生：《爱滇篇》，《云南》1906年第1期，第56页。
[43] 义侠：《云南存亡视云南人责任心之有无》，《云南》1908年第20期，第2页。
[44]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附表）》，《新民丛报》1905年第21期，第39页。
[45] 李根源：《三宝太监郑和传·按语》，载李根源，吕志伊辑《滇粹》，杭州：杭州古旧书店，1981年影印本，第46b页。
[46]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026页。
[47] 潘先林，张黎波：《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主要现象及其与国家安全之关系》，《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
[48] 磨厉：《云南与中国的关系》，《滇话》1908年第2期，第6页。
[49] 觉庐：《快!快!快!!!西南日报之出现》，《云南旬报》1909年第4期，第7b～8b页。
[50] 孙志曾（1873～1949），字敏斋，云南曲靖人。1904年赴广州参加留学生考试，被两广总督岑春煊亲自选录。同年，他与唐继尧、李根源等人东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参加同盟会，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会干事及云南留日学生会总干事。1906年，《云南》杂志创刊，孙志曾被推选为该杂志的总编辑。武昌起义爆发后，孙志曾积极参与唐继尧、蔡锷、李根源等人领导的昆明重九起义，后担任云南军政府法制局局长、参事。参见赵宏逸《记孙志曾先生数事》，载曲靖市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曲靖市文史资料》第1辑，曲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7年，第68～69页。
[51] 孙志曾：《筹滇会成立开会演说词》，《筹滇》1908年第1期，第81页。
[52] 无己：《论云南对于中国之地位》，《云南》1907年第5期，第5页。
[53] 无己：《论云南对于中国之地位》，《云南》1907年第5期，第8页。
[54] 侠少（吕志伊）：《云南之将来》，《云南》1906年第2期，第23页。
[55] 磨厉：《云南与中国的关系》，《滇话》1908年第2期，第8～9页。
[56] 磨厉：《云南与中国的关系》，《滇话》1908年第2期，第14～15页。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华侨与辛亥革命》，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32页。
[58] 侠少（吕志伊）：《云南之将来》，《云南》1906年第2期，第19页。
[59] 迤南少年生：《爱滇篇》，《云南》1906年第1期，第55～56页。
[60] 金马（吕志伊）：《云南讨满洲檄》，《天讨》（民报临时增刊）1907年，第99页。
[61] 磨厉：《云南与中国的关系》，《滇话》1908年第2期，第6～7页。
[62] 《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萃新报》1904年第2期，第2a页。
[63]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7～238页。
[64] 崇实（张耀曾）：《云南少年之前途》，《云南》1908年第13期，第58页。
[65] 拙人：《救滇惟一之上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云南杂志选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314页。
[66] 《上海来信（昨年十月二十日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云南杂志选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351页。
[67] 《〈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1906年第1期，第1页。
[68] 无己：《论云南对于中国之地位》，《云南》1907年第5期，第12页。
[69] 唐璆：《救云南以救中国》，《云南》1907年第5期，第145页。
[70] 姜萌：《乡土意识与国家情怀：清末乡土史志书写的特点及其问题》，《史学月刊》2014年第5期。
编 辑：丁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