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分享|她是记者，也是作家
她的双重身份
有如蕾丝布料的作品，为当代人种植了纪念花园。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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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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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复调式的写作为我们时代的苦难与勇气筑起了一座丰碑。
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 1948—），又名S.A.阿列克谢耶维奇，是白俄罗斯作家、记者。
1948年5月31日，生于前苏联乌克兰的斯坦尼斯拉夫（自1962年属弗兰科夫， 现为乌克兰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
1972年，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现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 曾担任德语、历史学科的中学教师，并在《普里皮亚季真理报》做过记者，专事记者行业后，供职于白俄罗斯《共产主义灯塔》《农村报》《涅曼》等报刊。
1975年，创作《我离开了农村》，但没有公开发表，作品记录了一些离开乡土者的独白，其纪实风格已见端倪。1976年，成为明斯克一家文学杂志 Neman的记者。
1984年，在前苏联文学期刊《十月》上，发表了以女性的视角审视苏联卫国战争的非虚构文学《战争中没有女人》（后更名为《我是女兵，我是女人》），该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同年，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她颁发了荣誉勋章。
1985年，出版纪实文学《我还是想你，妈妈》（又译作《最后的见证者》《最后一个证人》），记述了二战前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幸存者们的回忆。
1989年，随前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同年，在《民族友谊》杂志上又发表纪实文学《锌皮娃娃兵》，这部作品目的不仅在揭露阿富汗战争时前苏联部队犯下的罪行，还从女性的角度挖掘其心理活动，揭示出其中的道德原因，《阿列克谢耶维奇锌皮娃娃兵》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既有赞誉又有诋毁。
1992年，被阿富汗战争的参战人员及死去娃娃兵的母亲联名告上法庭，接受政治法庭的审判；同年，因《锌皮娃娃兵》被前苏联列为禁书，并在政治法庭接受审判，后因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抗议而中止，此后电话遭窃听，不能公开露面。
1997年，创作纪实文学《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又译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悼念切尔诺贝利灾难殉难者。
2000年，因《锌皮娃娃兵》得罪白俄罗斯当局，受卢卡申科政权迫害，离开白俄罗斯，在国际避难城市联盟协助下暂居巴黎，后迁居哥德堡和柏林。
2013年，出版《二手时间》，它的对象不再限于局部战争和核电站，而是扩大到了整个国家：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采访从199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2年，可以说这是她写的最慢的、也是最有野心的一本书。相比于之前的两本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受访人在心态上的不同。总体来说，受访者不再悲痛，但都流露出冷漠、虚无和失望的情绪。大部分人的讲述都遵循“过去……现在……”的结构，对这段历史和自己的国家都怀着爱恨交加的情感。
人物经历
主要成就
▪ 2015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
▪ 2014 法国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获奖）
▪ 2006 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获奖）
▪ 1999 法国国家电台世界见证人奖（获奖）
▪ 1998 德国莱比锡图书奖（获奖）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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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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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思想
个体创伤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与个体联系紧密，为“小人物”发声。她关注受创个体的心灵及生命体验，同时探究如儿童、女兵、娃娃兵等“小人物”的个体创伤，完成对个体创伤记忆的书写。她关注创伤事件对个体生命的沉重打击，以及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在作品中关注不同个体在遭遇创伤事件时的情感体验，记录下他们的创伤记忆，同时对个体的悲剧性命运进行探究。
她记录了苏联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不同个体的情感流动；还通过记录下不同个体的创伤记忆，完成对创伤历史的真实见证。
集体创伤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在关注个体的心灵创伤的同时，也将目光上升到集体，记录下边缘群体以及民族的集体创伤记忆，从个体到集体，从微观到宏观，把握历史，记录苦难与反思。集体创伤属于社会层面，旨在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对于集体内在精神与联系的破坏。同个人感知不同，它往往通过对灾难性事件的描述，使特定群体展开沟通，使集体的创伤记忆得以呈现。它损坏了联系人的纽带，损伤了之前人们的集体感。集体创伤缓慢的作用，甚至是不知不觉地嵌入那些遭受它的人们的意识中。所以它通常没有个体创伤感受的那种突然性，但仍然属于震惊的一种形式。集体创伤承载着特定群体的创伤记忆，是对重大灾难性事件的见证。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关注边缘群体面临的集体创伤的同时，也上升到民族角度，探究背景下深层次的创伤，作者的创伤书写无疑具有启示录的性质。她在现代性背景下探究科技以及生态创伤，见证民族的集体创伤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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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手法
创伤叙事
她关注边缘群体，探究被遮蔽的历史，而这也正顺应了后现代历史主义的趋势。创伤叙事是对创伤体验的见证，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创伤事件的回溯。在创作每一部作品中，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通过采访与倾听见证创伤，并通过非虚构的口述实录的纪实方式完成对创伤的苦难见证。在创伤叙事中，创伤事件的亲历者的言说至关重要，在回忆与复现的时空呈现中，作者通过多声部的复调手法，完成创伤亲历者对创伤记忆的多维度叙事，力图达到创伤叙事的真实性。
口述实录
由于她的作品为口述体实录，用对话、访谈式的结构呈现文本，作品语言呈现出明显的口语化特征。采访者涉及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的社会阶层，作者保留了讲述者不同的语言风格，叙事的语言也带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创作过程中采访了形形色色的人，并以录音机做记录，围绕自己的思想主线，以口述实录的方式书写苏联与后苏联时代人们经历的苦难，具有创伤的见证意义。
在口述实录的叙事作品中，讲述者是作者的采访对象，此时，作者处于倾听与受话者的地位，讲述者与作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个体对应关系。
而在口述实录文体的叙事的过程中，有作者与受访者的话语全部都出现的，但大多数口述实录体的作者一般会有意删除自己的声音。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中，作者话语与受访者话语均有出现，作者由前期的重视作者话语到后期隐藏作者话语，体现出阿列克谢耶维奇为受访者发声的创作倾向。作者有意识地隐藏自我的话语，仅在前言和后记中，作者才发表叙述。
在创作的过程中，阿列克谢耶维奇使用了近百盒磁带，保存着近千页手稿，她作为作者控制着每部著作的构思。话题的确立、谈话的发动、话语的走向，乃至行文中每个章节的题目、素材的使用都由作者确定。作为受访者的人物话语而言，作者的行文构思和筛选无疑属于更高的层次。作者的创作意图与思想主旨通过筛选和剪辑出的受访者话语表现出来。
因此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口述实录作品中，作者话语虽在一定程度上缺席，但作者仍是始终在场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中，讲述者通过不断的回忆复现当时的灾难场景，还原历史的时空图景，并与处于现实的时空感受交错，完成对灾难性事件的创伤复原。同时，作者关注到讲述者的心理时间与意识空间状态，从而完成对创伤的整体时空呈现。
复调叙事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中，多声部的复调手法是其作品的特色之一。她的作品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中，受访者作为独立的个体，不论年龄、职业、阶级均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作者不去干预他们的思想，让他们可以自由而又平等地说明自己的感受。从这个角度而言，其叙事主体是多元化而不是单一性的，正是由于受访者“多声部”的自由发声，才能使读者体会到人物内心的复杂世界和历史的真实。在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主体部分中，其文字几乎是口语化的语言，并包含大量的碎片化叙事，作品语言呈现出口语化与破碎化的特征。作品的叙事视角打破了独白型小说的单一叙事视角，将叙事视角转变为多元。
复调作品的叙事中，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即口述者叙述的事件及内容的真实性。由于讲述者受自身记忆变形以及情感因素的作用，其讲述内容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读者往往会怀疑讲述者叙述内容的真实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始终质疑讲述者叙事内容的可信性。由于复调手法由多声部发声，打破了独白文体讲述者全知全能的角色，其作品的讲述者往往处于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造成了口述者对于历史的还原往往是仅出于自己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