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与李四光互骂，徐志摩充当和事佬，个中缘由却是因为女校长
说起民国大文学家鲁迅先生，在民国时期的众多的文人墨客中，也算得上是一个“妙人”了。
之所以说其“妙”，和他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个性，实在不无关系。
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的性格，可谓十分之“耿直”。
遇到任何看不惯的事，不论对方是谁，骂起来绝对是毫不嘴软。
虽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作为一名“愤世嫉俗”的文化斗士，鲁迅可是几乎将同时期的各大名人骂了个遍。
历数民国那些稍有名气的文人，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林徽因、叶圣陶、戴望舒、沈从文等等，无一能在鲁迅的嘴下逃过一劫。
尤其骂郭沫若的那句，“远看像条狗，近看郭沫若！”甚至成为了骂人史上的一句经典名言。
不过，鲁迅骂过的人虽然不少，大多还是在“文人”这个圈子里。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李四光。
李四光，作为中国地质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严格来说，和鲁迅应该算是两个圈子里的人，接触也不算多。
那这两个人究竟是怎么“吵”起来的呢？
1925年11月，鲁迅的一篇名为《从胡须说到牙齿》的文章，在《丝语》周刊上发表。
文中，鲁迅回忆了曾经自己坐黄包车磕掉两颗门牙的事情：
“民国十一年秋，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
当时，鲁迅去国子监参加祭孔仪式，回去的时候坐了一辆黄包车。
可能当时天气太冷，又是大早上的原因，车夫在“迅雷不及掩耳”中摔倒了，还把坐在车上的鲁迅摔了出去。
然而鲁迅也因为太冷，手插在口袋里，倒地时没能用手撑一下，所以“只好和大地母亲接吻”，牺牲了两颗门牙。
其实，按理说这事儿和后面的骂战，关系不太大。
然有好事者认为，鲁迅这里有抱怨自己薪资不高，出行只能坐黄包车，而某人却早早买了自行车之故，所以心生不忿，才引发了骂战。
虽然掉牙这事儿，和鲁迅骂李四光没什么关系。
但两人之所以会吵起来，的确是因为“薪资”问题引起的。
当时，同任北大教授的王世杰，在某次演讲中提到，按照北大校规，教职人员不得再兼职其他机关主要任务。
并且点名批评了，包括鲁迅在内的5位在女师大兼任教职的人员，说他们这些在外校兼职人员，就应该被辞退。
对于此，鲁迅于1925年圣诞节前夜，发表了一篇名为《公理的把戏》的文章，驳斥王世杰之论。
然而在反驳之言中，鲁迅却将矛头一转，指向了与王世杰一同参加了当时演说的李四光。
李四光
按照鲁迅所言，当时任职北大地质学主任的李四光，不仅拿着北大每月两三百的主任工资，另外兼职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每月工资更是在五六百之巨。
这样的人，你王世杰不批评，还与他一同坐在席上，一起说着什么“维持公理”。
其他人不过是兼职赚点外快，补贴下家用，你又有何资格批评？
鲁迅的文章一出，迅速引起了广泛讨论，被牵扯到舆论风暴中心的李四光，自然难逃被人纸上“鞭挞”的命运。
对于此，李四光有心想为自己辩驳一番。
但还没等他把“自辩”文章写出来，鲁迅那边的第二轮攻击，就已经到了。
在一篇《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的文章中，鲁迅更是变本加厉地对李四光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还将时任该图书馆的馆长梁启超也牵扯了进来。
青年时期的李四光
说这个依靠美国退还的赔款才得以扩张的图书馆，必须要找一个世界闻名、学贯中西的人，来担任馆长。
但找了个梁启超，却是个“西学不大贯”的人，所以才配了个“喝了几年洋墨水”的李四光做副馆长，以此凑成了“一个”能兼通中外的完人。
鲁迅之所以是鲁迅，便是因其骂人不带脏字，却偏偏能有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
除了嘲骂两人，连个完整的人都不算外，鲁迅还直言讽刺在这个每月资金不过二千余元的图书馆，只两个馆长的工资，一个月就要一千多，还哪里有钱去买书。
但凡一个有气性的人，看到鲁迅如此“不客气”的言论，恐怕都忍受不了。
不过，没等李四光自己发飙，却已经有人“路见不平”了。
被认为是鲁迅“终身不能忘此仇恨”的陈西滢，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西滢致志摩》，为李四光打抱不平。
陈西滢的这封信，被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
文中，他盛赞李四光是一个“最纯粹的学者”，还代为解释了一下关于李四光兼职事件。
他说李四光是为能建立一个比较完美的科学图书馆，才会答应出任副馆长之职，而且他已经与北大校方沟通解决了相关问题。
当陈西滢的这篇文章出现在报纸上时，李四光的来信，也已经出现在了徐志摩的手中。
这封信中，李四光先是细致地解释了一番，关于兼职的事情。
他申明：
在就任副馆长之职前，已经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沟通过，向学校请假一年，会继续教课，但不领授学校工资。
关于此事，有正式的请假公函，且至今仍保存在校长蒋先生手中。
他到图书馆任职时，馆中委员会确实有议定，副馆长的薪资为每月500元。
但自己已向委员会说明，并不需要如此数额。
只不过副馆长之职并非只他一人，故而只能接受。
但其本人已经以正式致信的方式，向委员会说明，只领取一半的薪资，剩余一半会捐回给图书馆，用以购买书籍。
除了为自己辩驳的这番解释外，对于鲁迅的攻讦，李四光自然也没能忍下心中的愤怒。
他指出，鲁迅只会“捕风捉影”地骂人，还以讽刺的口吻，说鲁迅是一个“天才”。
只是希望，他自己有一天，能明白“天下人不尽像鲁迅先生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模样”。
李四光如此回击，也是让人赞叹：原来科学家骂起人来，也是如此“有水准”，令人心惊胆战啊！
不过比起鲁迅的炮仗脾气来说，李四光还是要温和一些的。
在这封信寄出的第二天，他自己便觉得有些不妥，于是赶紧又给徐志摩去了第二封信。
说自己在之前的心中，逞了口舌之快，对于自己辱骂鲁迅的那段文字，请求徐志摩代为删除，再行发表。
另外，信中还表明：在国家危难之际，自己不想做过多无意义的争执，所以希望能就此休战。
“对于一切的笑骂，以后决不再答一词，仅守沉默罢了”。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徐志摩的动作实在太快了，之前的那封信早已被刊登了出来。
对于李四光的言论，鲁迅却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他又接连在报上发表了多篇反驳李四光与陈西滢等人的文章。
眼见事情似乎有刹不住闸的趋势，身处其中的徐志摩，忍不住想做个“和事佬”。
李四光
于是，他给李四光回了一封信，并且以“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为题，将自己与李四光之间的通信，发在了报刊上，呼吁双方，就此“打住！”。
并且在最后的结语部分，表示：今后将不在自己主编的《晨报》上，刊登人身攻击的文章。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鲁迅却并不打算就此结束。
没多久，鲁迅在《丝语》周刊上，再次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还不能“打住”》。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是继续反驳了李四光对自己的评价，最后更是徐志摩也一同骂了进去。
他说徐志摩“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也不看看自己和李四光、陈西滢等身上有没有鬼。
前前后后算起来，对于李四光的攻击，鲁迅一共大概发表了9篇文章。
而李四光方面，不算他人帮言，自己出言反击的，便只有写给徐志摩的那两封信。
而在徐志摩公开表示，自己不会再发表攻击他人的文章后，李四光一边的人便就此打住了。
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当一方不再回击之后，这场骂战便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但我们反过来回顾这场“骂战”，却觉得似乎处处都透着古怪。
首先，当时北大教授中，兼职人员并不在少数，为何鲁迅却单将矛头指向了李四光？只是因为薪资的原因？
而且，在李四光自己发文，解释了关于兼职的问题后，鲁迅为何仍然不肯放过，依旧穷追猛打？
再有，从整个事情的经过看，鲁迅的言论，明明处处都透露着“无理取闹”的意味，明显不符合鲁迅的“人设”。
那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呢？
其实，这场骂战的起因，薪资问题，顶多算是一个导火线，真正让鲁迅向李四光开炮的根本因素，其实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名叫杨荫榆。
说起来，这杨荫榆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只不过结局算得上是十分悲惨了。
杨荫榆是我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而且她还有一个身份——钱钟书妻子杨绛的姑妈。
她曾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1924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
但由于长时间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对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情况缺乏了解。
尤其，她对于学生参加游行、演讲等政治活动，是坚决抵制的态度。
并且她将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都视为“学风不正”，从中横加阻挠。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学生运动，乃是国民救亡图存，反抗反动统治的主要形式之一。
所以，杨荫榆这种禁止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行为，引起了全校大多数师生的坚决反抗。
而且，因其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声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因而被学生讥讽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为了实行自己的教育理念，贯彻她所谓从西方学来学校应有之“秩序”、“学风”。
面对学生的反抗时，杨荫榆采取封建式家长那种粗暴方式，对学生的思想和行动严格管控。
除此之外，她还大肆排挤学校中，和自己意见相左的教职员工。
曾经在女师大任职的鲁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迫退还了该校的聘书。
为了能镇压学生运动，杨荫榆甚至与北洋军阀勾结，对学生动用了军警力量。
在她的这种压迫式教育方式下，很快在学生中兴起了一股“驱杨运动”风潮。
但由于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公开支持，学生们向教育部提交的关于撤换校长的的请求，最终未能实现。
然而，女师大学生与杨荫榆之间的这种“斗争”，却并未就此结束。
晚年的李四光
随后，包括鲁迅钱玄同等在内的7名文人学者，联名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驱杨运动”。
而杨荫榆一方，为了能打压学生中的这种反抗风潮，也找来了几个颇有声望的教授学者，为自己“站台”，而李四光，便是其中的一位。
但实际上，李四光与杨荫榆之间，并无过多深交。
只不过杨荫榆与李四光的妻子乃是同乡，关系不错。
因着她与妻子之间的这层关系，李四光与杨荫榆算是熟人。
所以，当杨荫榆提出，请李四光赴女师大参观时，李四光没多想便同意了。
然而，正是这一简单的“帮忙”，在别人看来，却是李四光在公开支持杨荫榆。
很快，《妇女周刊》报纸上，接连两周，报道了李四光陪杨荫榆入校参观的举动，并且将其称为“护杨三勇士”之一。
李四光与家人
鲁迅有一篇名作，叫《记念刘和珍君》，想必很多人都曾听说过。
其中，文章的主角，也就是鲁迅学生的刘和珍，便是这次“驱杨运动”的主要学生领袖之一。
另外，鲁迅的爱人许广平，也是女师大学生运动的领头人。
所以，作为学生一方的坚决支持者，鲁迅对于从属于敌对一方的李四光，自然是“恨意”十足。
所以，在最初面对王世杰的控诉时，鲁迅将战火拉向李四光，自然也是顺理成章。
其实，对于“骂战”一事，不必非要分出个谁好谁坏。
很大程度上的对与错，皆是我们时隔几十年后的“回顾”。
而放在当时的环境中，最主要的原因，不过是立场或看法不同罢了。
就以上文中，最终被学生赶出学校的杨荫榆为例。
我们在评价她时，也只能说其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不是评价她是一个“坏人”。
因为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苏州某学校任职的杨荫榆，相传为保护学生不受侵害，命丧日寇之手。
从这一点而言，杨荫榆又何尝不是一个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