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张之洞(1837年9月4日-1909年10月5日)，字孝达，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直隶南皮(今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人)，生于贵州兴义（今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清文宗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今武汉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科技大学前身)、湖北武昌蒙养院、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 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

《读宋史》

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惊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

王若水点评：

这首是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时所作的一首咏史诗。此七绝寥寥四句，道尽北南两宋300多年历史，叹咏宋史的同时，更写出希望满清朝廷能够调和满汉，重用汉人的心机，并抒尽报国之志。

首句“南人不相宋家传”是说北宋很少任命南方人作宰相。赵宋开国伊始，继承后周衣钵，宰相皆用北人，据说宋太祖赵匡胤曾将这一训令刻于碑上。二句“自诩津桥惊杜鹃”用典故，邵雍是北宋著名理学家、道士、预言家，他的《邵氏闻见录》上载：治平间，（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曰：“何也？”康节先公曰：“不三五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邵雍的预言是说北宋神宗熙宁变法，以王安石为相，变法改革中采取了许多并不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举措（更多是超越了那个时代），导致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变法失败，由此给金人以可乘之机，终于导致“靖康之难”北宋灭亡，残存宋室南渡，偏安江南。后两句“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中的“李虞文陆”指南宋的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等南人宰相，“虞渊”即隅谷，是古代神话传说中日没处。从偏安中兴到崖山亡国，“李虞文陆”都是忠心耿耿的国家栋梁。

此诗借写宋史而写现实。诗人借用宋朝南人北人之别来喻满清时期满汉之分，形容满清有畛域之见，对待汉人不公。他自己就是空负一腔报国志，被外放二十余年，未获大用。他多么希望在那个神州风雨飘摇的年代，清廷能够做到调和满汉，重用汉人，裁抑亲贵，中兴社稷啊。晚清的朝廷，内政不修，列强环侍，名臣调零，诗人张之洞写“李虞文陆”能追随宋室始终，无疑是为了表明自己也是甘愿为清室贡献全力，庶竭驽钝，尽忠尽力。

《新旧》

璇宫忧国动沾巾，朝士翻争旧与新。

门户都忘薪胆事，调停头白范纯仁。

李都蔚点评：

张之洞是同治朝的清流领袖，也就是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和舆论领袖。慈禧利用清流是为了牵制湘军、淮军集团的势力。慈禧非常了解张之洞，1863年张之洞进士及第，原本被列为二甲第一名，慈禧将他拔置一甲第三名。慈禧知道张之洞摆脱不了清流的性格，喜欢权力的感觉和外貌，胜过喜欢权力的实质。在清流烟消云散的时候，张之洞转型为封疆大吏，在中法战争前后，他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次署理两江总督。他是李鸿章的反面。他喜欢公开唱沽名钓誉的反调，实际上却非常顺服；李鸿章则经常口头敷衍，实际上另搞一套。甲午以后，慈禧在各省布局：北方交给荣禄，摆脱了尾大不掉的李鸿章；南方让喜欢出风头的张之洞领先，以免出现另一位实干型人物。从慈禧的角度看，这就是打破了她讨厌的地方本位主义。因此，张之洞官符如火、平步青云。

戊戌变法中的张之洞是左右摇摆。他依靠舆论政治起家，跟新党有路径相似性。新党对他抱有相当多的期待，新党没有看懂张之洞的阴阳两面，以为他迎合舆论的表态都会付诸实施，结果完全落空了。他署理两江总督期间认识康有为，曾支持康创办《强学报》，但他于1898年春撰写《劝学篇》，批驳康有为的“邪说”和顽固派官员的“迂说”，主张稳健变法，抛弃了新党。其实他和新党的关系比袁世凯深得多，袁世凯和新党只有浮泛的社交关系，背叛新党的责难却落在袁世凯一方。可见张之洞操纵舆论的手腕比袁世凯强得多，使得在戊戌变法后袁世凯在士大夫阶级中比较孤立。

政变以后，他以宋代调和两宫的范纯仁自居，写下此诗。“璇宫”为玉饰的宫殿。多指王宫；“调停白首范纯仁”指北宋时期党争剧烈，所谓“君子”“小人”互以“朋党”之名攻讦对手，危害日深。元祐年间，两拜宰相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亦有深刻认识，他在当政期间多次上奏剖析以朋党之名相互攻讦之害，主张“调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戊戌政变前后后党（慈禧太后）与帝党（光绪皇帝）矛盾重重，在两党之间，张之洞实际上却没有做什么事情，他作诗主要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并作舆论宣传。

1900年庚子国变中刘坤一与张之洞等联合倡导“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进一步体现了他既要名誉，又怕风险的文人性格。东南互保前，张之洞一度犹豫不决，刘坤一再三去电向其陈述利害，张才下定决心。他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继续发扬清流党喜欢高调，却拿不出具体办法的传统，以致李鸿章骂他白做了多年的官，不改书生气。

张之洞操纵舆论的能力在他晚年产生了两项重要后果。一是他以士大夫领袖的资格，排除了废科举的障碍。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袁世凯提出同样的建议，就遭到士大夫普遍的咒骂。因为张之洞是科举的胜利者，提出废科举就没有自私的嫌疑。袁世凯作为科举的失败者，就没有这种资格。二是他办理新军，强调教育水准，不像北洋只顾实际工作能力。张之洞在武昌所练的新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这两项成就的结果，成为压垮大清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