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如何践行“内圣外王”之道的？

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七十一

曾国藩一直是一位被热议的历史人物，从做官的角度看，曾国藩的表现确实是十分了不得的，在晚清的乱局中，一位读书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在京城的官场中得到快速升职，并利用回家丁忧之际，在满清权贵对汉人掌兵十分忌惮的时局中，白手起家创立了湘军。曾国藩由“文”入“武”，成了湘军统帅，实现了由文人到军事统帅的华丽转身，并把湘军做大做强，使湘军成了超过了清王朝八旗子弟，胜过了满清绿营兵，并最终打败了太平天国强大的起义军。曾国藩创立和发展湘军，这是一种既依托于统治体制又独立于统治体制的奇妙军队发展模式，曾国藩依托清王朝的授权、策令，但又独立于清王朝，他依托湖南宗亲力量，在他的门生、师友、亲属的支持和配合下，在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的狭缝中，成功地组建和壮大了湘军，并利用湘军的崛起，争得了强大的政治权力。在满族势力时刻提防汉人掌握兵权的特殊历史时期，曾国藩能指挥湘军，驰骋疆场，威震朝野，这在大清一朝，极为罕见。

在清王朝的汉族官员中，曾国藩的成功是空前的，曾国藩的权势之盛，为清开国以来汉人所能达之最高峰。当太平天国军队掌控的“天京”被湘军攻陷后，江南半壁江山基本上是由曾国藩所掌控，长江以南区域能的总督、巡抚等政治要员，绝大多数是曾国藩的门生或宗亲，晚清朝廷靠曾国藩的军事力量支撑着，曾国藩成了名闻遐迩的“中兴名臣”，清王朝末期，曾国藩手握重兵，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其地位十分显赫，那么，曾国藩为何能有如此大的成功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曾国藩是中国封建社会，践行“内圣外王”之道最成功的文人出身的军事统帅之一。

前几年，谈论曾国藩的书书籍成了畅销书，比如湖南文史研究专家、著名作家唐浩明在当时成了研究曾国藩方面最著名的学者，它编辑出版了《曾国藩全集》，创作了闻名世界华人圈的历史小说《曾国藩》，还写编撰了《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等，掀起了好一阵子的“曾国藩热”，影响深远。近代史上，出现了所谓的“曾国藩现象”其中，一个热门的话题便是关于“为官当如曾国藩”的问题。为什么说“为官当如曾国藩”呢？主要是因为曾国藩在清朝官场的表现太出色了，他有高超的政治谋略，是政坛的大智者，是经过屡败屡战而后获得巨大成功的政治家。

曾国藩画像

其实，如果仔细阅读曾国藩的家书、奏折、日记以及他所著的《挺经》等，就不难发现，曾国藩在政治、军事上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非常出色地践行了古代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比如，曾国藩精心编著的《挺经》，就是一部深刻地表现了曾国藩践行“内圣外王”之道的著作，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称赞《挺经》提供了“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秘诀，这是有道理的，李鸿章道出了曾国藩在官场之所以能纵横捭阖的诀窍。曾国藩是清朝大官中最善于“挺”的文人武将，作为文人，他有谦虚、内敛、儒雅、理智的一面，但是作为军事统帅，他又有坚定刚毅、杀伐果断、气度宏大的一面，以文人丰富的内在涵养，“挺”着一股子统帅的气度。所以，曾国藩谦虚、低调，善于以退为进，能宽容忍让；同时，他又积极进取，敢于出击，不惧强压，有一股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韧劲。他于在困苦中求挺直，在厄难中求出路，以出世的心态处入世之事，盛世善做衰时想，以负缺为完美，刚柔相济，以柔克刚，看似无为而又执着于无不为，其一生成功，全凭一“挺”字之诀。

那么，曾国藩为何如此能“挺”呢？其实，秘密就在于能奇妙地践行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曾国藩不仅仅是文人高官，也不仅仅是军事统帅，他还是清朝著名的理学家，他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又不刻板尊奉理学。他对于王阳明的心学，也能避其异，扬其长，兼容并收，他还努力于将张载“气学”生成论方面的理论吸取来弥补理学之不足，所以，曾国藩对张载的《正蒙》尤其赞赏，称其为“醇厚正大，邈焉寡俦”。

曾国藩是有自己的哲学思想的，他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乃构成天地万物之最终基元。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所禀有之气起初同，但终究是不相同的，他说：“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参看曾国藩《答刘孟容》）当然，曾国藩论“气学”，但其根本思想还是属于程朱理学的，他说：“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他还说：“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同上）显然，在曾国藩看来，“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理是决定本性的，而气是决定成形的，因为禀气不同，所以，亲人与他人、人与物、乡邻与同室之间是存在差别的。

作为理学家，曾国藩是有理学的系统理论的，正是在这一关于“人之生”与“理”“气”根本理论上，曾国藩论述了他的心性修养之道。曾国藩接受了朱熹的观点，主张通过“格物致知”来逐渐成“圣”。他说：“一息而不格，则任有所不熟，而义有所不精，彼数圣人，唯息息格物……乃其所以成圣。”只有格物，才能成圣，当然，格物能成什么样的“圣”还是有区别的，他说：“固凡仆之所至，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同上）曾国藩谦虚地认为他不是那种最聪明的人，所以，要靠后天的勤奋努力，所以，他坚持“息息格物”，这便是他日常修养之道。

曾国藩箴言

为了提高心性修养，为了在“内圣”方面提高境界，曾国藩自觉督促自己，采取了很多方法来勤奋“格物”，因为他深信：“一息而不格，则任有所不熟”。

比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曾国藩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和修养的十二条规矩（这是一位龙马生涯的湘军统帅令人赞叹的的修学之道）：

一、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读史：念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十二、夜不出门。

（参看《曾国藩心述手记》《曾国藩家书》）

注意这十二条自我规定，前三条既是为读书作准备，亦是心性修养之道，静心修养，体悟知之境界。第四、五、九、十、十一条是读书的方法和阅读数量规定。第六、七、八、十二条既是身心的功夫修炼，也是为读书做时间和心理上的准备，总之，为的是提高读书和修养的效果。

显然，曾国藩把读书视为是“格物”的基本功夫，他对于读书是非常讲究的，有一套系统的方法。

首先，曾国藩读书规定了在一定时间内需要完成的读书之量，他要求自己：熟读书十页；看书十页。并与坚持练书法写日记结合起来，每日习字一百；“记过隙影（日记）”“记茶余偶谈一则”。

其次，不仅有日定量，还有月定量：“每月课程：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熟读书是：易经、诗经、史记、 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

再次，读书很讲究有效方法：一是手到口到，“每日所看之书，皆过笔圈点；读文以声调为本, 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二是坚持“三有”即“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讲究“三法”，即“约、专、耐”。“约”是化繁杂为要约，因为读书如同万壑争流，必有主脉，如能把握神理之所在，其他次要问题皆能附会旁通；“专”是求专业之精，“凡人为一事。以专为精，以纷而散。”读书如譬若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泉。“读书总以背熟经书，常讲史鉴为要，每日有常，自有进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末完，勿换彼书耳。”“耐”是坚持都通。“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

还有，读书要做到“看、温、习、思”并行。看书不求快，要以温习来达到精熟，以常习背诵来牢记，同时，要常思考，思透了更能记牢。

最后，读书要做到看、读、写、作并举。“吾意学者于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拳，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上防隘”。至于写字“不多则不熟，不熟则不速”。至于作文，则“所以浦此心之灵机也”。“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参看《曾国藩书信》咸丰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复邓注琼）。

曾国藩书法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读书不仅是为了心性修养，不仅是身体力行而已，他还将自己的读书经验和在知识智慧方面的收获及时地传播给他人，对他的家人和门生等进行言传身教，他谆谆教导他的子孙后代要注重读书。他一生大多数时间是在戎马生涯中度过的，但他却在紧张的军事生活之余，留下的一千余封家书，而多数的家书是在教导他的弟弟和子女读书的。如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谕其次子纪泽家之书中曰：“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易经》《左传》请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俱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上字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田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同上）曾国藩对曾纪泽的嘱咐非常仔细，从读书具体方法到读书内容，再到读书经验等。显然，从这一方面看，写家书的曾国藩不像是一位杀伐果断的湘军统帅，而更像是一位书院中谆谆教诲的老夫子。

曾国藩有一个几十年长期保持的习惯，即坚持自我修养，他每日深省其身，而且，他还将其自我修养推及他人，推及于经世致用之中。

无论是读书时代，还是当京官时，或是在戎马生涯中，曾国藩始终坚持自我修养，他每日一定要做自我反省，通过反省和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内圣”境界。从29岁起，他每天坚持写日记，反思自己的行为，总结得失，规划自己未来的行动；从32岁起，他每天坚持自省，注重早起、立敬、静坐、养气、保身、夜不出门，注意谨言、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练书法等。据曾国藩自己说明，他有自己的一套修身秘诀，被后人称为是经典五字箴言：“诚、敬、静、谨、恒”。何为诚？曰：“内不欺已，外不欺人，是为诚”；何为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是为敬”；何为静？“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是为静”；何为谨？“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敏于事而慎于言，是为谨”；何为恒？“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是为恒”。（参看《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书法

其实，曾国藩所强调道理不难理解：其一，做人要讲诚信，人无信而不立。欲成大事者，需靠朋友支持，而诚信是交往的根本，如果欺骗了人，人们就不会信任你，事业就不可能成功。其二，善于尊敬人非常重要，孔子说过：“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做人要谦虚，当然，不能自卑；做事有认真，但不张扬，这才会让人尊重。其三，心静才能心里感到安宁，才能专注于做事，曾国藩每天有早起静坐的习惯，养就了沉稳冷静、临危不乱、做事专一的气度和习惯。其四，谨言慎行是一种人生必备的生存智慧，态度谨慎，做人不浮夸，这常常是成功的关键。其五，恒心是成就事业的关键因素，半途而废，做事难成，只有持之以恒才有机会成功，所以，每做一件事，都应有始有终，才能获得成功。

曾国藩坚持修养，并养成了自己的修养习惯，而他在读书方面，并不死板，他活读古书，善于借鉴历史，善于用他丰富的学识来分析复杂的局势。在处事很面，他谨慎务实，不张扬，不自以为是，不想当然，不把希望寄托在虚妄之中。他亲躬慎为，一步一个脚印，是非常务实的。

所以，曾国藩虽然是理学名家，但却能实事求是去做事，并不停留的纯粹的理学学理的空谈上面。作为理学家，曾国藩与其他人大不一样，他主张好文章必须具备“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大因素，其中，“经济”（经国济世）是曾国藩自己独创的对文章的要求。由此可见，曾国藩虽然强调内省、修养，但他并非是传统书生的精神自愉，而是非常注重经世致用的。

曾国藩接受传统儒学的教育，特别是受到了理学家的重要影响，在他思想意识里，有着强烈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理想追求，所以，他的积极入世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的家庭生活环境，以及他进京以后与京官们的交往，对他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曾国藩十分注重把学理上的收获付诸行动，积极将理论践行于实践之中。

曾国藩箴言

当曾国藩供职于京师时，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面对着外患中“英夷”欺压中国，“内乱”中有太平天国反朝廷，而且还有黄河决口灾难等，他作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文人官员，读书更注重于经世致用。为官闲暇之时，曾国藩专注于博览书籍，寻找对于军政大计和各种庶务有关的问题解决之道，他善于把现实问题与学理之道结合在一起进行考究，将学问与经世结合起来。十多年京城官场生活，他一方面坚持读经世致用的书籍，另一方面，他积极与京师名流特别是与在经世方面能力很强的高官交往，他关切时务，做好应对事变的心理准备。此外，曾国藩积极提高官场处事能力，在当时清朝行政机构的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积累了丰富的为官经验，提高了官场的处事和应变能力，而且，他比别的官员更厉害的在于，他专心潜研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等，以所学的历史经验，帮助认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时事危急等。比如，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他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结合时局认清当时政治状况，因而，当皇帝之下诏求言时，他能结合史实呈报条陈时务的奏疏，阐明经世方面的见识，得到了升迁的机会。

曾国藩把他读书的心得、学识等用于治军上，他本是个文人，但后来创办湘军之后，成了一个带兵的军事统帅，他把从书本中学来的知识广泛用于指挥打仗上。曾国藩打仗以求稳为主，在奇正结合方面，以正为主，他说：“我军以寡敌众，并不用虚声奇计，专以扎硬寨、打死仗为能。”这种“扎硬寨、打死仗”的战法，与他读书专一的精神是统一的，认准一个目标，持之以恒地坚持进攻。在用兵原则上，曾国藩强调用兵要专，即集中优势兵力来打击敌人，这与他在读书上的所谓的“专字诀”是相通的，专心读一书，非弄懂不可，不可一知半解便换读其他书。曾国藩对王船山著作有特别的爱好，他认真研读，并把读该著作的心得体会运用于官场或治军上。而且，他还劝导湘军的其他将领认真阅读王船山的著作。以之作为提高湘军将领素质的措施。

曾国藩善于将其心性方面的修养推及到处世上，推及于治政、治军上，由“内圣”而推及“外王”，这在多方面有精彩表现：

比如，曾国藩以宗亲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以师生情缘为关系，建立了具有私家军性质的湘军。曾国藩熟读孔孟著作，深知程朱理学，对于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所反映的血缘宗亲关系非常熟悉，他将儒家的忠孝观念，将程朱理学的纲常伦理这些原来是“内圣”修学的内容，运用于经世致用、治政治军上，同时，还将共同学习儒家之道的师生情缘也纳入了湘军的结缘关系中，创造了一套以宗亲关系和师生情缘为纽带的湘军管理方式。

湘军具有很强的血缘联盟关系，有大量他的弟子、宗亲、师友的弟子、同乡进入湘军将领之列。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曾国华、曾国荃都成了湘军的主要骨干。在建构上，带兵官员与士兵之间有很强的血缘宗亲关系，这使得兵将之间形成生死和利益牢固共同体。因此，湘军建队方式上和管理体制上也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湘军由带兵的人自己招募兵员。湘军各营，哨长招士兵，营官招哨长，各营的哨长，都是各营长官自己招募的，所招募的都是自己人，从士兵到军官，只听命于自己的长官。而且，如果长官阵亡了，则该营便解散。其次，湘军有“取具保结”的规定，湘军每招一个士兵，都要登记其府县、邻里、父母、兄弟、妻子，如果该士兵有临阵脱逃，投敌叛变的行为，他的亲属将遭到惩罚。这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责任“连坐”制度，对于管理军队非常有效，非常厉害。再次，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而在选将标准上，他注重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但将“德”是第一位的，他把“德”概括为“忠义血性”。他说：“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他还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参看《曾胡治兵语录》）在曾国藩看来，“忠义血性”是将领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因为将领受儒家忠义思想的影响，一般来说，也会忠于湘军的首领。或许正是因为这一选将因素的影响，在湘军中，儒将的比例是历代军队里最高的，因为他们更懂仁义之道。

此外，在师生情缘方面，曾国藩将大量由曾氏培养提拔的人才安派在湘军的重要位置上，安插在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政治岗位上高职，而这些人原本是曾氏的门生，自然都认曾氏作恩师，他们为报恩德，同时也因为靠在恩师的这张强大的“网上”，将更有政治、军事前途，所以，极力遵从于曾氏，于是，曾氏便编织了一张巨大的人缘关系网，拥有强大的人脉力量，这使得曾氏在官场，长时间屹立而不倒。

曾国藩书法

再如，曾国藩以程朱理学为治理湘军的指导思想，他打着捍卫孔孟之道的仁义旗号来对抗太平天国军队的“外来宗教”，以宗法政治来对付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曾国藩明用“程朱理学”，暗用“申韩之道”，并糅合道家的“无为之术”，以传统文化的主要哲理思想来对付太平天国军队的所谓的“邪教”。

其实，这也是一种以“内圣”的修为之学转为“外王”的政治军事之道的“推及”方式。曾国藩在带领和管理湘军方面，对于儒家的仁义之道的坚持表现得非常明显。他认为带兵过程中，要“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他对湘军进行教育时强调：“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在他看来，士兵不尊重长官，下级不服从上级，这便是不忠的表现。而“信”是处理协调同级关系的准则。曾国藩说，“信以施于同列”，即要求将帅之间、兵勇之间要相互信赖，彼此团结，同舟共济。而且，他还把“诚”与“信”紧密联系起来，他说“诚便是忠信”“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他还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他把“勤恕廉明”作为将帅的行为准则，他强调：“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曾国藩要求将帅对兵勇要以“仁礼”相待，湘军对百姓也要以“仁礼”相待。他说：“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国藩治军不以权术而以诚信，不以贪财而以仁礼，这种以“仁义礼智信”来治军的方法，是他“内圣”推及“外王”在领兵打仗方面的精彩表现。

又如，曾国藩在攻陷天京之后，很快地整修孔庙，恢复科举考试，并刻印《船山全书》，这也是他将“内圣”之道推及至“外王”之道的非常巧妙的事例。

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的连年战事使江南大地倍受蹂躏，广大民众蒙受其难，民不聊生，而三湘大地，更是因为战事而战死了很多湘籍弟子。此外，湘军进入天京后，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与女子就抢，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使江水不流。这种惨烈的屠城，前所未有。作为湘军统帅和理学名家，曾国藩深知自己在战事中欠下很大的“债”，曾国藩为了平民怨，在攻下金陵的几个月后，就疏通因战争毁坏的秦淮河，尽力恢复秦淮河往日的繁华景象，他还下令重新举办灯会，尽量让秦淮河再度热闹起来。更重要的，他采取积极措施，重建部分夫子庙建筑，重建江南贡院，同时，恢复江南会试，让江南一带因战事而停滞多年的科举考试得以恢复起来，这对于收买江南士人的人心是非常重要的举措。还有，曾国藩重新刻印明末大学者王夫子的著作《船山遗书》，这是曾国藩的非常之举，王夫之可不是一般人物，在明朝灭亡后，王夫之在家乡衡阳抗击清兵，失败后隐居石船山，坚持著述，他认为自己是明朝遗臣，拒不接见清廷官员，更不接受礼物，他书写了“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的对联以表达自己的情操。曾国藩刻印这样一位明朝遗臣的著作，这一方面是要有勇气的，他要顶住清王朝的压力，不怕朝中满族权臣的议论；另一方面，这一举动确实能获得了江南文人的认同和支持，曾国藩正是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来收买人心的。曾国藩很厉害，战事之后，开始收买人心，避免一直把骂名背下去，他积极向天京及江南民众示好，博取好名声，后来他获得了“中兴名臣”的称号应该说是以这些举动有关系的。曾国藩将他的“内圣”之道巧妙地推及于“外王”之道上，驾轻就熟地玩起他的“内圣王外”的化“问学”为“治政”的管理之道，这是很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