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反智主义，会否卷土重来？
文/陈根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反智主义或“反智论”是与“理智主义”或“理性主义”相对而言的一系列的思想倾向。本质上说，反智主义是对文明和智识社会的反对与怀疑。从蒙昧的过去走向科学的现在，反智主义的存在更昭示了这个与异己分裂的时代。
反智主义历史悠久，并且有其复杂动因。当前，新兴技术的普及加剧了不同人群认知的差异，使带有这一思想倾向的认识和行为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社会新闻频发，无不让人们对这个时代里波诡云谲的一系列事情感到惊讶。
从疫情期间盛传“新冠病毒是比尔·盖茨用来控制人类的阴谋”的谣言到各种“不可信其无”的网络迷信蔓延，又或者未知恐惧下对阴谋论抑或虚假新闻的盲目崇拜，随着荣誉陨落，斯文扫地，无耻高举，反智主义依旧游荡在这个时代的上空，并且正在卷土重来。
起底反智主义
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反智主义”的影子从来没有消失过。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从蒙昧走向理性，从经验走向科学，从片面走向综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理性”和“非理性”的斗争。关于反智主义，最有名的论断或许来自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经典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1963年，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描述了美国宗教、政治、商业、教育领域的反智主义势力。霍夫施塔特首先给反智主义下了定义：“反智主义是对理智生活以及知识分子抱有的怨恨和怀疑。”这里的“智”不是智力（intelligence），而是智识（intellect）。
没有人会反对智力、质疑智力的价值，高智商的人会得到高度评价。有智力者总是受到赞誉；而有智识者却遭人怨恨和怀疑，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多余的、不道德或有颠覆性。智力能够解决问题，智识往往在提出问题。
霍夫施塔特认为，智识的核心是超然的智力、概括能力、自由的思考、新颖的观察、创新、激进的批判。在反智主义者眼中，这些要素都很可憎：超然的智力是没有感情的头脑，概括能力等于抽象、伪善，自由思考是不负责的理论化，新鲜的观察是神经质地渴求新鲜、鄙视传统。
反智主义反对智识的理由立足于一系列错误的对立：首先，把智识跟情感对立，认为智识与温情有些矛盾。智识也与品格对立，认为智识仅仅代表聪明，而聪明轻易就会退变为狡猾或邪恶。智识又与实践性对立，既然理论被认为与实践相反，而“纯粹的”理论精神是深受鄙视的。
智识还跟民主对立，因为智识被视作一种精英的特质，藐视平等精神的特性。但其实心智不是对情感的威胁，而是对它的引导；智识不会危及品格，理论未必从属或低于实践。
论反智主义的历史，美国是绝对的数一数二。从建国初期的18、19世纪，反智主义就随着“五月花”号上落难的基督教清教徒，根植于美国人的灵魂中。随着福音派的兴起，美国宗教与智识的鸿沟不断扩大，福音教派之间的相互竞争则更是让美国反智思想强势崛起。
1828年，杰克逊靠着激进的草根路线和一定的反智情绪最终在美国大选中胜出，成为美国首位平民总统，开启了一种半文盲式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成就了昔日的杰克逊，也造就了后来的特朗普。
二战后，反智主义市场不断扩大。不喜知识分子的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掀起了一场美式“反智狂欢”。而“麦卡锡主义”更是将学术兴趣等同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将粗暴的意识形态偏见带入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为反智主义的盛行推波助澜。
20世纪50至70年代，“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等成为反智主义的代表。冷战后，美国公立学校普遍倡导破罐破摔的“快乐教育”、“奶头乐教育”，让基础教育流于表层，让反智主义有了野蛮生长的温床。21世纪初，自我标榜与“精英路线”划清界限、满嘴脏话的“德州牛仔”小布什连任8年，反智主义在美国更进一步蔓延。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点燃了美国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野火，终于引爆了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火药桶，加速了反智主义。特朗普于疫情之初所形成的那种“新冠病毒不会给美国造成灾难”的信念和愿望，左右着他在整个抗疫期间的行为方式，扭曲了他对科学事实的选择性认知偏好。
这种对科学权威的反感与抵制、利用科学又背叛科学的反智主义无疑对疫情的进展与防控产生了巨大影响。
反智主义卷土重来
显然，反智并不是一种系统化的主张，而是一种态度。是对于知识以及知识分子，对于学术、对于学问、对于受教育、对于文化的一种鄙弃、鄙视及否定。究其原因，则与宗教信仰、信息民主、教育分层等相关。
当然，宗教信仰并非一定是反智的。事实上，美国早年的清教徒都是知识分子，但是到了19世纪之后，美国发生的几次所谓大觉醒运动后就出现了一种状态，就是相信“圣灵的感动”。他们相信个人的感动要比知识更重要，让信众能够认识上帝、亲近上帝的并非知识，而是一种真实的感召，一种感动的力量。就这样通过相信感动，相信直觉，从而否定了智识。
从信息民主来看，民主体制的创建者原本大半都是知识分子。可是这套制度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著名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的情况，在讲“人人平等”的时候，就包括了一种知识上的平等主义。
互联网的高度普及使任何个体在掌握和运用信息方面被赋予了与专业人士不相上下的权利。据此，人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受信息或接受何种信息，同时没有哪种价值观天然凌驾于另一种之上。
故而“多数人的智慧”从合法性与分量上压倒了真知灼见，恣意传播的谣言和假消息危险地模糊了观点与事实的边界，同时也消解了有理有据的抗辩与大放厥词之间的界限。
教育分层方面，居住隔离和学区制度固化了美国的不平等，原本为社会公平服务的教育如今成为了塑造当下不平等甚至是代际不平等的场域。教育和居住的长期隔离，使底层百姓产生一种矛盾心态。他们固然看不惯知识分子，不愿子女与父母的生存环境彻底告别，却又渴望子女通过掌握知识上升为他们心目中的“特权阶级”。
有鉴于此，大众认知水平普遍低下，少数精英引领潮流的局面在短期内很难完全改变。但是，大众与知识、政治精英的分歧及张力的蓄积却一刻都没有停止。
“反智主义陷阱”除了席卷美国，给美国带来社会危机的外部化和应激反应，还以一种隐藏的、广泛的方式席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分地域，更不分阶层。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社会新闻频发，无不昭示了这个与异己分裂的时代。
正如前段时间“熟蛋返生”的论文一样，信息爆炸的时代，任何观点只要公之于众都会有市场。郑州市春霖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郭萍举行发布会，公开声称她所搞的特异功能，水遁土遁熟蛋生鸡之类的试验都是真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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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日益猖狂的营销号言论左右了互联网的表达生态。不可否认，许多人看自媒体，只是为了一时的爽感，而甘愿被别人摆布，丧失思考能力。相反，很多质量很高，干货十足的优质自媒体，却看客寥寥。杜绝这种营销，不仅需要网络管制，更需要民众自己的觉悟。
对于言论的判断，绝不能只看立场，不是打着爱国旗号就是永远正确。所以，我们不能只防着公知而忽视披着爱国外衣的反智。如果丧失了理智，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民族主义者，教徒还是无神论，都会使得破坏远大于建设，从而造成巨大的灾难。在反智主义卷土重来的今天，每个人心中都应该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