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廷伟 | 老家

从上学到工作，都没有去过太远的地方。后来，为了上班方便，城里有了住处，但离农村的家也不过二三十里地，因此，我的生活里，没有故乡，只有老家。

周末闲着无聊，最好的去处，自然便是老家。

初冬的风，剥尽了陌头的绿色。门前的槐树和南墙后面的楸树，落下了最后一片叶子。一阵强劲的北风刮过，细小的枯枝连同落叶，争先恐后，竞相纷飞，最后都挤到了地边墙根，蜷卷成厚厚的一层，踩上去，咔嚓作响。只有几束菊花和月季，依稀还能看到本色，枯花紧抱枝头，随风摇曳，似乎很依恋昨日的美丽。

我拿了扫帚，提了柳条编织的箩筐，连续搬运数十次，才将一大堆树叶，挪进屋后的柴房里。和着脖颈上淌下的汗珠，衣领口散发着丝丝热气，这时才感觉到背上衣服贴身处一阵冰凉。

儿时跟着母亲扫树叶，却和今天有着不同的景致。每到深秋和初冬，天还未亮，睡梦中的我就会被母亲叫醒，带上工具，去扫树叶。那时的树，大都是生产队的，大集体的东西不能轻易去拿，而这树叶是可以扫回家的。等到天亮，已扫了几大堆，这种收获，只有勤快的人家才会有，由于年幼，我只能帮着母亲搬运。等到一年无叶可扫时，家中的柴窑已堆到了顶，做饭，烧炕，可以用大半个冬天。那时为了生计，是不知道累的，如今扫树叶更多的是为了给日趋臃肿的身体减减肥。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家经常是“缺柴少食”。大概是那个年代，人们对“衣”本来就没有什么苛求，只要能蔽体就很满足了，我经常跟着父亲去拾柴，所拾的最多的无非是秋后耕地时犁头翻起的玉米茬，有时也有很小的谷茬和糜茬。牲口拉犁，速度很慢，一群小屁孩，手提大小不一的箩筐，叽叽喳喳，跟在犁把后面，不停地将捡起的玉米茬在筐边磕一下，抖掉上面的泥土，装进筐子，每装满一筐就提到地头的路边堆起来，等大人收工时一起运回家。刚耕过的地极其松软，每走一步，脚都会陷进很深，几个来回，土就填满了脚缝和鞋帮的空隙，憋得脚指头发疼。好在那时乡下人是不穿袜子的。

过年是最盼望的日子，除了能吃上好的之外，在雪地里跑大半晚上，给长辈们磕头拜年，还能赚两口袋核桃枣儿和每人发给的一毛压岁钱。

老家虽然贫瘠，但它是我生命里的博物馆，是我少年时代免门票的游乐园。寒暑假里，除了帮父母干活，根据时令不同，灌黄鼠，掏鸟窝，光着身子在涝坝里耍水，提着鞋在麦茬地里捉蚂蚱，都是拿手活。生产队打碾场边上的三颗老杨树，树干被我和同伴们溜的精光，肚皮上划出了血道道，抓一把大路边干细的土，捺在上面，便平安无事了。如今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人人都会上网，却几乎无人能够上树了，这是人类进化中的悲哀。

人的责任和义务，随着年龄和角色的变化不断有新的内容。参加工作后，父母健在，老家到单位的那条路，又走了几十年。每到冬天，尘土飞扬，带着妻儿回到单位，就都变成了“出土文物”。然而那时心底的温暖，今天的人是怎么也体会不出来的。自行车上除了用我的大棉衣裹着的儿女，还有母亲在老家腌制的咸菜和亲手烙的馍。

我没有享用过上下学让人接送的待遇。但我每次出门时母亲都会站在门前的路口，目送着我离去，盼望着我归来。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参加工作，直到母亲去世，我的前半生一直生活在她期待的目光里。

过了大门对面的水泥路，是我家的承包地。我和妻子将它经营成了核桃园，并种了许多种类的蔬菜，年年丰收。除自己食用外，以送熟人、亲戚朋友为乐。菜地的东北角，父母亲就埋在那里。如今坟头的蒿草在寒风中瑟瑟作响，但这永远无法湮没我对老家的记忆。步入知天命之年，恍然间悟透了许多，读懂了许多。

现代文明催生的一系列产物，使人们离老家渐行渐远。冬季农闲时节，门前柴草垛的向阳处，已少了三三两两拉家常，侃大山，晒太阳，做针线活的男男女女。傍晚，村部前灯火通明，广场舞曲不绝于耳，热闹中却透出了老家别样的孤独和寂寞。

城市的浮躁和喧嚣，时不时会使人感到身心疲惫。每当这时，我就想到了老家。那里有甘甜的井水，惬意的热炕，庄稼的芳香和弥漫着泥土青草味的空气。

老家是一棵大树，它把年轮刻在了我的心头，我把它的每一片叶子珍藏在生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