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焦灼，一个冷漠|《红楼梦》和林语堂的“文化使命”

近乎争辩的叙事姿态，透露出强大的西方和现代性压力之下，小说家吃力地为中华文化“正名”的意图，这恰恰暴露了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式微带来的自信危机。和这热切、焦灼的状态相比，曹雪芹是淡漠的。从容不迫的叙事，传达出一种被成熟文化孕育出的自信——反省与自我批判是更深程度的自信。

放下“文化使命”，才能更好地履行“文化使命”。

林语堂的女儿为《林语堂文集·京华烟云》卷作序时，阐释了父亲的创作动机：“一九三八的春天，父亲突然想起翻译《红楼梦》，后来再三思虑而感此非其时也，且《红楼梦》与现代中国距离太远，所以决定写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就是《京华烟云》。

这本书最后达成了很好的文化传播的效果：“《京华烟云》在世界上的贡献，是介绍中国社会于西洋人。几十本关系中国的书，不如一本道地中国书来得有效。……此书介绍中国社会，可算是非常成功，宣传力量很大。”

老北京：地安门大街

老北京：崇文门
《京华烟云》被称为“民国红楼梦”，1975年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这与作者对于“中华文化”的念兹在兹分不开的。然而《京华烟云》的文化传播目的过于明确，这几乎成为了负担。我们在小说中不难找到诸多脱离情节近乎“旅游指南”式的文字：木兰在“黄琉璃瓦宫殿与绿琉璃瓦寺院的光彩气氛中长大”，我们通过木兰的眼睛，看到了“戏院，精美的饭馆子，市场、灯笼街、古玩街；有每月按期的庙会，有穷人每月交钱到年节取月饼蜜供的饽饽铺，什刹海的马戏团，天桥儿的戏棚子，北京的市声，清朝的官员，退隐的学者，修道之士与娼妓，讲义气豪侠的青楼艳妓，放荡的寡妇，和尚的外家，太监的儿子，玩儿票戏的和京戏迷，还有诚实恳切风趣的诙谐的老百姓……
这一段描写，类似解说词，配上相应的画面，宛如一档“这里是老北京”之类的视频节目。现实生活被“景观化”，生活于其他文化模式下的人们，譬如当时的“外国人”或今天的我们，远远看去——哦，这就是民国中华。对于斯时斯地智商正常的普通中国人，很难对自己司空见惯的生活“惊叹不止”。那个十五岁的少女木兰，在这里不过是个可爱的小导游。接下去，她还会告诉读者她童年经历的各种北京风物，神话与传说。

Chinese and Portuguese gamblers placing bets on boards for 'three dice game.'

戏园
（China, Last Days Of Shanghai）

六国饭店

对于这些“沁入”木兰心肺的北京文化的描写，如从小说的角度来挑剔，实在不能算是成功的修辞选择。小说家如果在小说中，抛下人物，认真谈起了文化，显然是对小说这种叙事艺术规定性的背离。这与出于修辞策略的“离题”叙事或者是多种文体的嵌入文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从小说中膨胀出的“赘肉”，显然是为了承担“文化使命”。

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颇为豁达地说：“我曾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有位好月旦的朋友评论我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原意不是一种暗袭的侮辱，我以为那评语是真的。”我无意据此苛责林语堂的《京华烟云》。1938年的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生死存亡之际，通过小说叙事向西方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展现中华精神，林语堂表现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普遍拥有的文化责任感和担承的勇气，这样的努力应该得到我们足够的敬意。但《京华烟云》因为主动承担文化使命而给小说叙事带来的损失，对于我们今天的小说创作，依然可以为鉴。
文化使命，对于严肃文学创作者来说，是艺术自觉的标志之一。但“文化使命”与小说的内在规定性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京华烟云》对二十世纪初北京的描写，之所以成为“景观”，与作者“自蹈于外”的叙事角度有关。但一百年后，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已经真真切切生活在一个“景观化社会”。小说，作为对人类文化的景观化呈现，如果说对于林语堂来说还有记录价值和历史意义，但对于今天的小说创作来说，这点价值和意义显然被无处不在时刻记录的影像消解了。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因为影像的复刻与广泛传播，很多文化意象中的生命经验在迅速流失，成为了“贬值”的“经验”。而这种文化，正是小说叙事需要对抗的。
前门大街正阳桥

（Busy downtown area, where British crown colony teems with refugees from mainland.）

今天，如当年林语堂一般有着强烈文化使命感的小说家，并不是少数。虽然中国面对世界的话语环境已经改变了，但为中国文化完成“文学塑像”的叙事渴望并未减弱。强烈的文化使命感，驱使作者、尤其是尚处在艺术成长期的创作者为小说中的文化符号打上高光，裁剪生活、雕塑人物……即便动用各种修辞策略，避免了《京华烟云》中“风光片”式的直给，但即便有着林语堂那样的学养和文化准备，这样的“文化使命”也是份额外的任务，还很可能对叙事构成伤害。

“文化使命”，也许是小说无法承受之重。《红楼梦》在这一点上，做出了与《京华烟云》显然不同的选择。

周汝昌在其《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提出：“《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从所有中国明清两代重要小说来看，没有哪一部像《红楼梦》具有如此惊人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了。”

《红楼梦》的确具有巨大的文化含量：“……是传统文化的结晶，里面渗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异常丰富。就反映生活的丰富性来说，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就其所包含的文化因子来说，堪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汇……”

正因为如此，从文化的角度对《红楼梦》进行阐释的研究著作和文章蔚为大观，尤其是在二十世纪末中国学界出现“文化热”的情况下。文化研究自有其意义和价值，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红楼梦》是小说，再伟大的小说也是小说。

启功先生在他的《读〈红楼梦〉札记》一文中明确指出了《红楼梦》中文化描写的“虚构”属性。由于时代和文化的巨大变迁，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考据的功夫，今天的我们“对于书中所写的生活事物，究竟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也不大容易分出。”但启功先生通过对于书中的年代、地方、官职、服饰、称呼及其他生活细节等多方面的考证、分析发现，《红楼梦》没有一处是“写实”：不是作者自己的杜撰或变造，就是故意的含糊其辞。《红楼梦》中对与人物服饰的描写精细华美，但作者并没有坐实写任何一套可以在生活中得以印证的服饰——无论是明代的，还是清代的。“凤姐等人的装束那么具体，其中仍有迷离之处。”

旗人汉人着装图

小说中的逼真，是读者的感受，启功先生所谓的“具体”却“迷离”，是因为《红楼梦》中的服饰描写，并不指向真实的服饰构成细节，而是指向读者的感官，从而完成对感受和理解的召唤。《红楼梦》中的民俗、典章制度、园林建筑、服装陈设，饮食医药……等等，都是这样轻盈且自由的小说修辞原则的产物。

小说家只想对人类存在处境的本质真实性负责任——“不敢穿凿”的只是“事体情理”。除此之外，他明确表示不对文本中出现的任何事物的“真实性”负责任。小说本该如此。小说叙事需要的是想象力和创造力——通常我们称之为“才华”。认为用文字写了大观园的人就能够真的有能力去建造大观园，这种认识要么是过于天真，要么是对“小说”这种虚构叙事艺术缺乏认识，或者是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实在缺乏“才华”，不成为“专家”就写不成小说。
从有意割裂具体历史文化时空的总体设置来看，《红楼梦》的作者显然无意于文化传播。也有研究者发现，这种独特的“淡漠”的文化使命感，客观上却反而大大增加了文本的文化蕴藉，认为“这是小说艺术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途径之后可喜的理性自觉和经验成熟”。
这种“淡漠”，不仅解除了小说“文以载道”的教化负担，也使得对于具体的文化生活的描写，拥有了带有游戏性质的修辞原则，譬如秦可卿那玩笑般的房间布置。归根结底，文化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人的生活方式的总合。《红楼梦》丰盈的文化蕴藉，是通过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独特文化氛围中生活的人的实现的，是叙事的成功，而非文本内陈珠列宝式地镶满了“文化”。
《大观园图》

《红楼梦》是曹雪芹动用全部中国文化“家底儿”进行的叙事冒险，但经由小说叙事，至清一代此前所有的中国文化资源，都再度化为人的经验，化为生活本身。我们在今天回看“小宇宙”一般被保存在《红楼梦》中的文化时空，独立，丰盈，普遍又具体，忍不住会赞叹作者的从容与自信。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对栖身其中的文化充满了反省、质疑、嘲讽与批判，当然也有沉醉的怀想与充满疼痛感的抚摸，但那从容不迫的叙事，传达出一种被成熟文化孕育出的自信——反省与自我批判是更深程度的自信。

而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热情、激动、甚至有些焦灼地赞美着“容忍宽大”、“亲切和蔼”、“温文尔雅”的北京，急切地想让读者知道，这里“每块砖、每片瓦，都充满了传闻、历史、神秘”，领略“光怪陆离之气、雄壮典丽之美”；甚至在小说中，密集地引入辜鸿铭、陈独秀、蔡元培、傅斯年、齐白石……等等真实的文化名人，介绍文化掌故。这近乎争辩的叙事姿态，表达出强大的西方和现代性的压力之下，小说家吃力地为中华文化“正名”的意图。但其背后，恰恰透露了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式微带来的自信危机。

“五四”之后，中国文化不断遭遇否定。在抗日烽烟燃起之后，林语堂在民族危难之时以英文著《京华烟云》，有在世界面前让中华民族文化得到肯定和承认的明确意图，渴望得到承认，需要另外一个文化体系来确认自身文化的价值，显然是自信受到了冲击和动摇。

西方与现代，施加在中国小说家文化自信上的压力，百年来并没有真正获得解除，这使得中国小说叙事在“文化使命”问题上，呈现出了曲折且复杂的流变。我们“寻根”，我们挖掘“民族的秘史”，我们动员各种地方性文化资源进入小说叙事……这一切努力使当代中国小说取得了自己的成就，但我们也看到创作者与文化自信问题的纠缠。
中国小说家对此也有着自己清醒的认知，譬如格非认为：“文化的自信决定了小说的生命，中国作家现在究竟还有没有这种自信？我感到，许多作家似乎缺乏这种文化上的自信，这就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叙述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叙事的自信和自觉的问题，文学的境界问题。”
毋庸讳言，我们今天的有些小说展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想象，仿佛是以古装剧或者年代剧——专指民国时期的电视剧——为基础的；而某些边缘文化描写，很难让人不怀疑作家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窥私欲”和“猎奇心”。要解决“文化自信”，我们也许要从检查自己的文学资源和叙事准备开始做起。古今中西这些文化概念，对于小说家来说，是要超越和打破的“主流知识”。无论古今，不问东西，只当作纳入自己关照范围的人类经验。
林语堂所面对的问题放在曹雪芹身上，他会如何面对，我们无从拟想。我们也必须承认，今天中国小说家面对的文化问题，比起在一个稳定的文化体系内部完成小说叙事的曹雪芹，要复杂得多。但是曹雪芹对小说艺术本身的深刻理解，使得《红楼梦》留下的思想，对我们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文化自信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和态度问题，它意味着充分的艺术自觉。小说家的“文化使命感”应该交托给“小说”，而非“文化”。小说放下“文化使命”，才能更好地履行“文化使命”。


本文原题为《红楼梦与小说的“文化使命”》

作者：计文君

编辑：芹僮.Lan/美术编辑：Snow

头图素材节选自胡安·格里斯《Book, Pipe and Glasses》
文内照片选自《清国胜景并风俗写真帖》
《伯恩斯的中国摄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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