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亚洲极具前瞻性的艺术运动
一群亚洲最杰出的艺术家从战后几十年的混乱与躁动中脱颖而出。从在地铁站上演超现实主义表演，到用注射器向画布喷射颜料作画，亚洲地区的艺术家都在不断挑战现状。
今年5月，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的许多参展艺廊将聚焦那些活跃的艺术实践，不仅呈现在艺术界广受赞誉的大师，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的艺术家。在香港展会之前，我们将再次探索他们曾参与塑造的历史性艺术运动。
日本战后前卫女性艺术家
尽管在这一时期，如Yuki Katsura等许多日本女性艺术家做出了极具前瞻性的贡献，她们却被排斥到艺术世界的边缘。生于1913年的Katsura是日本最早的前卫艺术团体之一“二科九室会”（Kyushitsu-kai）的创始成员。她是该组织成员中唯一的女性艺术家，其他成员还包括具体派的创办人吉原治良（Jiro Yoshihara）等大师。将于香港展会呈现Katsura作品的东京Nukaga艺廊主兼总监额贺古太郎（Kotaro Nukaga）说道：“Yuki是日本真正的先锋派艺术家，她为其他人铺平了道路。即使是被广泛视为先驱的草间弥生（Yayoi Kusama），也比Yuki Katsura小15岁。”
受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的影响，Katsura以她的讽刺漫画、拼贴画和富有表现力的绘画而闻名。她非常独立，拒绝被归入某个特定的运动。1950年代，她先后在巴黎和纽约生活，在那里她开始创作抽象拼贴画。她把起皱的纸粘在画布上作画，这也是她创作《Millipede》时使用的一种技法，这幅抢眼的绿色绘画将在香港展会中展出。
和Yuki Katsura一样，活跃于东京和纽约的芥川（间所）纱织（Saori Akutagawa）也拒绝被归类。1924年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芥川（间所）纱织嫁给了著名作曲家芥川靖（Yasushi Akutagawa）。额贺古太郎说：“芥川（间所）纱织也有声乐研究的学位，但她专横的丈夫不允许她唱歌，她便开始画画。她把纺织品染色，这在当时很不常见。“赋予女性权力是艺术家绘画的中心主题，她经常从神话故事中取材，比如《God of Spring》描绘了一个充满权威、像龙一般的生物，作品也将在香港展会中呈现。
菲律宾与西班牙战后艺术的跨文化潮流
《Júcar XXII》（1972），Fernando Zóbel，图片由Mayoral艺廊提供
很少有艺术家能像菲律宾籍西班牙画家Fernando Zóbel de Ayala y Montojo那样跨越东西方的鸿沟。1924年出生于马尼拉一个富有的西班牙家庭，Zóbel是一个自学成才的艺术家，曾在哈佛大学修读哲学和文学。1951年，他回到马尼拉从事家族的房地产生意，业余时间才绘画，七年后他移居马德里。Zóbel被认为是西班牙战后艺术的代表人物，同时他的创作还独具融汇东西文化的特质。
Zóbel曾在1962年威尼斯双年展的西班牙馆展出作品，也曾在1954年古巴哈瓦那的西班牙-美国双年展（Spanish-American biennial）代表菲律宾展出作品。“他是一个跨文化、打破东西屏障的人物。”Mayoral艺廊的总监Jordi Mayoral说道：“虽然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全球化了，但在当时并不普遍。我将他和移居欧洲的一代艺术家如赵无极或朱德群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来自亚洲并受到美国或欧洲艺术的影响。”Zóbel的一系列精选作品将由Mayoral艺廊在香港展会呈现。
Zóbel常使用医用注射器将颜料涂抹在画布上以创作抒情抽象画，这使得他创造出由密布的线条组成的网格，这种技术被运用在他的标志性作品中，如即将在香港展会呈现的《Saeta 258 (Azul sobre pardo)》。《Péndulo veneciano》等明亮的画作则令人想起灯笼柔和的光线，和透过用贝壳做的菲律宾传统窗户的散射光线，同样也会出现在香港展会。
具体派和“高赤中心”艺术团体
《Work》（1967），田中敦子，图片由東京画廊+BTAP提供
1954年，在日本社会处于剧烈动荡的背景下，一群激进的艺术家组成了具体派团体。他们的任务是创作“前所未有的艺术”。从用身体穿透纸屏，到把浸过墨水的圆球扔到纸上，具体派艺术家通过截然不同的实验，开辟了艺术的新天地。
将由東京画廊+BTAP呈现的田中敦子（Atsuko Tanaka）是具体派运动中最备受瞩目的艺术家之一。出生于1932年的田中敦子因其充满感染力的表演而获得认可，如她在《Electric Dress》中穿了一件由数百个闪烁灯泡制成的裙子。将在香港展会展出的聚合物画作《Work》，灵感则来自于她的表演，艺术家描绘了彩色电线和灯泡状的形态。其他具体派艺术家在独自的艺术发展后也曾短暂加入该团体，其中包括关根美夫（Yoshio Sekine），他创作于1960和1970年代的几何棋盘式画作也将出现在香港展会中。
1963年，东京出现了另一个先锋团体“高赤中心”（Hi-Red Center）。为了打破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该组织在整个城市上演了几场超现实表演。艺术家兼理论家高松次郎（Jiro Takamatsu）是高赤中心主要支持者之一。他也是“物派”运动的成员，他的“Oneness”系列作品探索了从混凝土到纸张等简单材料的变化潜力。《Oneness of Paper, No.901》是一件由多层碎纸组成的、充满活力的红色作品，将由東京画廊+BTAP将在香港展会呈现。
“物派”运动
“物派”是1960年代中期出现在东京的一群松散的艺术家。他们使用岩石、木材和金属等原材料，创作了反现代主义雕塑和户外装置作品。他们的作品通常有时效性，并很少有人为的干预。出生于1944年的雕塑家菅木志雄（Kishio Suga）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他的作品探索了材料存在的情况，而不是简单地关注它们的物理属性。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代表菅木志雄的東京画廊+BTAP将在香港展会呈现艺术家的早期作品，包括一个有着白色胶合板突起边缘的白色帆布作品《Depth of Inner Edge》及近期创作。東京画廊+BTAP总监Hiroyuki Sasaki表示：“菅木志雄的作品具有表演性。他试图让观众察觉到他们与艺术品的联系，及作品如何与周围环境互动。”
另一位重要的物派艺术家是1944年出生于日本的高山登（Noboru Takayama），父亲是韩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标志性的极简主义雕塑用黑色的铁路枕木制成。东京Kogure艺廊将展出他的两个铁路枕木装置、及抽象绘画和石墨画。很多人因为修建日本的铁路而丧生，这令艺术家深感震惊。Kogure艺廊的联合创办人Tomoko Kogure说：“他把这些枕木视为权力和劳力的象征，也是现代文化的象征。看看他摆放在地板上的枕木，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的痛苦，以及藏于人类精神中的真诚。”
前卫花道
战后日本画家和雕塑家敕使河原苍风（Sofu Teshigahara）是他那一代最具独创性和备受关注的艺术家之一。他与艺术家Houn Ohara和中川幸夫（Yukio Nakagawa）一起掀起了一场引人入胜的前卫运动，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日本花道得以革新。
敕使河原苍风生于1900年，他是著名插花艺术家敕使河原和风（Wafu Teshigahara）的儿子，从小开始学习插花。1927年，他离开父荫独自创办了草月流花道。他原始、纯粹的装置作品与植物、花瓶、树皮和铁等材料结合。东京Taka Ishii艺廊将展示一件创作于1967年，看起来像一个穿孔供石的黄铜涂层木制雕塑。
“敕使河原苍风非常具有实验精神。他几乎尝试了所有创作方式 — 绘画、雕塑、拼贴画、书法和大型表演。”TakaIshii艺廊的创始人兼总监石井孝之（Takayuki Ishii）表示：“花道大师通常不会这样做。花道更为传统，但他打破了传统，让花道变得非常自由。”
除了个人的艺术实践，敕使河原苍风还于1958年为日本前卫艺术创建了草月艺术中心（Sogetsu Art Center）。这个艺术中心不仅欢迎具体派艺术家及与他同时代的艺术家，还邀请了约翰·凯奇（John Cage）、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和摩斯·肯宁汉（Merce Cunningham）等国际知名艺术家，进行表演并引发不同艺术媒介之间的对话。
85美术新潮
在文化大革命后，一场名为“85美术新潮”的实验性艺术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毛旭辉是此次运动中“西南艺术群体”的领军人物，著名艺术家张晓刚和叶永青也是该群体的成员。毛旭辉的作品将由索卡艺术于香港展会呈现。
毛旭辉1956年出生于重庆，他领导了一群致力于新具象艺术理念的艺术家。与当时的许多其他艺术家一样，他被迫遵循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的课程，但他渴望创造一种新的艺术语言。1980年代，他深受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开始用扭曲的红色人物来表达当时的审查和隔绝。索卡艺术的媒体与公关主任林家萱表示：“当时的人们很痛苦，毛旭辉想表达自己的感受。后来他发展了一些以日常用品为主的艺术词汇，如椅子和剪刀，来表达他对权力和权威的感受。”和专注刻画人物的张晓刚不同，尽管毛旭辉创作所收到的反应不温不火，但他依然继续绘画物体。
2012年女儿意外去世后，毛旭辉停止了绘画，他前往西藏、不丹和印度的宗教圣地寻找答案。当毛旭辉最终重拾画笔时，他回归到描绘人物的实践，让创作成为一种情感的宣泄。如今，毛旭辉不同时期的画作越来越受追捧，两幅画作忧郁地描绘了蜷缩的人像，也将在香港展会呈现。“这些躯体看起来像是在倾听大地的声音，因为毛旭辉相信我们必须求助于大自然，才能发掘我们的本质，”林家萱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