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山吃山

我第一次在面向教师群体的杂志上发文，是在1991年。所发表的文章题目是《死于非命的文人》，刊发此稿的杂志是湖北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中学语文》。

这篇文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文，而只能称是随笔。它是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函授，学习现代文学史的课程期间，听授课老师讲，诗人郭小川在听闻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之后，痛快地大碗喝酒不慎引发火灾而意外身亡，触发了我的一连串的联想的产物：杜甫是死于食用了友人送给他的变了质的牛肉，又喝了大量的酒引发食物中毒而死；“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不也是死于类似意外吗？他是在渡海去交趾看望在那里做官的父亲，遇上大风不慎落水受惊而死的；明代的思想家、著名爱国人士顾炎武则是坠马而亡……。将这些古今中外意外身亡的作家和诗人简单加以整理，也就有了这篇文章。

这种文萃性质的文章，应该说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但是其学术性等于零。不过换一个角度来说，因为它是我在“教育教学杂志”上刊发的第一篇文章，具有与很多“第一”一样的“开创性意义”，所以，我非常珍视它。就像更早一些时候，我们国家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也就是一颗仅仅能够唱《东方红》的铁疙瘩吗？而由于属于“第一”，所以，那年头的人们有多兴奋哪！很多人都从地面上蹦起来，高呼“万岁万万岁”呢！

此外值得一说的是，这篇文章，我是用我妻子单位报废的对账单的反面来写草稿的。

必须承认，就跟“一级医院一级水平”的道理相类，不同档次的大学，老师们的专业水平和素质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更高档次的大学老师总是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专业的视角，和更加深刻的思维。也可以说，假如不是参加本科函授，无缘接触这些国内属于较高档次的师范院校的老师，那么，我后来无论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是看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模样，也就不太可能有后来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突破，在文言阅读能力上的提升，甚至于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也可能不完全是后来的那种层次、那种深度。

但另一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市场化的浪潮对于大学校园的冲击也是十分巨大的。一些老师或许是为了职称晋级而出的印数不过数千，而潜在的读者寥寥无几的那些专业书籍，在无法进入图书发行的正规渠道的情况下，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我们。因此，在三年函授期间，我们不得不购买的类似图书不下10本——至少有一半的任课老师都干过这事，其中包括一位常务副校长，后来成为校长的教授。而此种“同类相残”的做法，又是让人十分遗憾的。

不能不提的是，在此之前，我在柴湾中学教书的时候，也有老师利用教音乐课的便利，通过购买方君在新华书店工作的弟弟的活页流行歌曲的方式，从学生那里多多少少谋取一些好处；而这些好处，也不是他一个人独享的，而是与我们分享的——最后被做教师的我们喝酒喝掉了。这其实何尝不是“靠山吃山”的一种方式？作为教师干这样的事，平心而论，有些不够道德。然而，又有几个教师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呢？我就听说在一些高中学校，年级教研组甚至于通过代购教辅资料的方式，建起来小金库，老师们一年下来因此而享受的津贴、福利之类可以达到5位数。因此，或许这是一种时代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