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艺术史：绘画欣赏 ·9布局构思
9 布局构思
人们在第一眼看见一幅画时，就立刻会产生一些印象，比如说：亨利八世（图72）显得盛气凌人，布里斯科夫人（图73）则温文尔雅。如果问：为什么会形成这些印象，或艺术家如何创造了这样的效果，答案似乎不容易找到。一个人即使盯着一幅画不断地看，也很难找到适当的语言去描述他所看到的东西、发现有助于理解这幅画的内在的观念。
72.小汉斯·霍尔拜因（德国，1497—1543年）：《亨利八世》，作于16世纪中期，234×135厘米，利物浦的沃克美术馆藏。
有的时候，也许可以只看绘画的形象和色彩——它的形状、大小、排列等等，而不管它确切的主题所在。如此一来，就会发现亨利八世的画像（图72）比纤弱的布里斯科夫人像（图73）占据的画面要大得多：亨利八世拉开双脚，肩膀很宽阔；精心描画的双袖两侧，只留着很小的空间，难怪他给人留下了魁梧的印象——画家其实是在暗示：只要亨利八世在场，他就能填满整个房间。
亨利八世是用坚定的轮廓、醒目的色彩和细腻的笔触画成的，这把他的外形清楚地勾勒出来，并精确地描绘了他华丽服装上的许多细节。布里斯科夫人则用比较自由的笔法绘制：画家用灰白的冷色调，捕捉了丝绸上的闪烁、缎子上的光泽、羽毛体现的柔软，而不在意衣裙和帽子的细枝末节。人物轮廓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即背景里，天空云彩的活泼笔触也增加了自在轻松的感觉。亨利背后没有景深，只有锦缎的挂帘和绿色的大理石墙壁；精心安置的富丽气氛加强了人物的威严。
当我们开始注意画面上人物的大小、笔触是否有意识地受到控制或是自由轻快时，我们就开始理解画家是如何创造出宏伟威严的效果，或是暗示优雅随意的印象了。
73.托玛斯·庚斯博罗（英国，1727—1788年）：《布里斯科夫人》，作于1776年，229×147厘米，艾弗遗赠，伦敦肯伍德宫。
74.安东尼奥·波拉约洛（意大利，1433—1498年）：《圣塞巴斯蒂安的殉难》，作于1475年，木板画，291.5×203厘米，伦敦国家美术馆藏。
画一个人比画一群人碰到的困难要少，1475年波拉约洛作圣塞巴斯蒂安殉难图时，他既要考虑如何把故事说清楚、令人信服，同时也要使绘画达到平衡协调（图74）。为了使圣徒一下就被认出是画面上最重要的人，波拉约洛把场面安排在小山上，由此可以看见远处的景物和天空。在这个背景上，圣徒苍白的身体被简洁而优美地清晰勾勒，相比之下，延展在土丘后面背景上的马匹、树木、房屋和军队，就显得微小和灰暗。圣塞巴斯蒂安高悬于行刑者之上，处于画面上部；行刑者共六人，乍看之下这六人似乎是杂乱排列的，但细看之后就会发现他们的姿态都经过精心规划以互相平衡。前景中央的两个人实际上是同一姿态的正反两面，而这种反向原则也用于左右两角的侧翼射手。弓箭手在圣徒周围组成一个威胁圈，而圣徒则被用各种方法塑造成了关注的中心。
大约四十年之后，拉斐尔也在考虑类似的布局问题了，当时，他为罗马一座私人宅第作壁画，画的是海中神女伽拉忒亚驾驶一条海豚拉动的贝壳船，周围环绕着其他一些异教的小神灵（图75）。如他之前的波拉约洛一样，拉斐尔也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心人物身上；尽管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拉斐尔也同样取得了成功。伽拉忒亚没有被放在画面的上方，也没有明显地与她左右两边两个三人组群截然分开——但她依然一下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这主要是因为那条缠着她的身体又向左边飘去的鲜红的长披巾，这是画中最强烈的色彩。
75.拉斐尔（拉斐尔·桑齐奥；意大利，1483—1520年）：《伽拉忒亚》，作于约1514年，壁画，罗马法内昔纳公馆藏。
拉斐尔的画在构图方面比波拉约洛的更自由、更轻松，尤其是伽拉忒亚这个中心形象给人印象深刻，她带着活泼与和谐的感觉。这个结果源于以下事实，即尽管神女的身体下部和头转向左方，但她身体的上部和手臂却转向右方，所以一个运动被另一个反运动平衡了。但总体而言，这两位画家使用的手法也并非完全不同，在拉斐尔的画中，三个爱神在空中围成一个圈子，正在把恋爱之箭射向伽拉忒亚；箭头瞄准她，有助于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女神身上。左右两侧飞翔的爱神反向描绘（即一个正面、另一个背面），很像波拉约洛绘画中的弓箭手。顶上那个爱神与掠过伽拉忒亚贝壳船下方水面的爱神相呼应，因而形成了平衡，尽管人们在看的时候不容易发现这一点。
学会识别画家为达到特殊效果而创造的种种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某些画为什么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分析绘画形式，如分析图72—75的绘画形式，常常能提高我们对作品的鉴赏力；让我们知道：为创作在视觉上完美的写实作品，画家需要经过多少精心细密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