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法的先河，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书法大师

唐代书法的先河，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书法大师

初唐时期是继魏晋南北朝以来又一个书法黄金时期，在书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作为“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虞世南，无论是在书法作品还是书法理论在同时期的书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虞世南继承了南朝书法的风格特点，同时又开创了唐代尚法的先河。

作为初唐四家之一的虞世南在初唐时期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三位。与其同时期的欧阳询，从年龄上看与虞世南相仿，只比其大一岁，然而纵观历代书法家对二人的评价可知，虞世南在初唐时期书坛地位远远高于欧阳询。张怀瓘在《书断》中评道“然欧之与虞，可谓智均力敌，亦犹韩卢之追东郭兔也。论其成体，则虞所不逮。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涵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

从两人的书法风格来看，虞世南刚柔并济，而欧阳询锋芒外露。“君子藏器，以虞为优”一语几乎成了虞世南地位的定论。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说“（虞世南）故其为书，气秀色润，意和笔调，然而合含刚特，谨守法度，柔而莫渎，如其为人；虽欧、虞同称，德义乃出询右也。”朱长文对虞的评价基于其个人性格、品德方面，认为虞字如其人，形成了独特的具有中和之美的书法风格。梁巘在《评书贴》中说“欧阳询险劲遒刻，锋骨凛凛，特辟门径，独步一时，然无永师之韵，永兴之和，又其次也。”

到了清代，梁巘认为欧没有智永的韵、虞永兴的和，相较这二人次之。从以上书家的评论中可以得知，虞世南在初唐时期地位极高，而这种地位的确立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离不开其自身书风的独特性，二是迎合了初唐时期的书法审美风尚。

唐朝是我国书法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初唐书法的繁荣离不开统治者的爱好和推崇。武德四年，唐高祖李渊设立修文馆。唐太宗即位后改名为弘文馆。弘文馆是当时国家藏书的地方，聚书二十馀万卷，也是皇帝招揽贤文学之士的地方，置学士，掌校正图籍，教授生徒。据《唐会要》记载“贞观元年,敕见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

同时，弘文馆还是书法研究学习的地方， 教授书法的老师都为当时书法名家。虽然弘文馆只是针对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但是其对初唐时期尚书法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弘文馆的设立也为虞世南书法才能的施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虞世南和唐太宗的关系不仅是君臣，更是益友。据《贞观政要》记载唐高祖去世后，太宗由于过度操劳，身体欠佳，国事有所耽误，但是只要虞世南觐见太宗必会高兴的亲自接见。并且还发出“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这样的感叹。太宗不仅在国事上能够采纳虞世南提出的中肯意见，还能够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与其倾诉，可见两人的关系已不仅限于君臣。虞世南的去世，令太宗极度悲伤和惋惜，在给魏王的信中写道“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善，必将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 石渠、东观指的是藏书、校书的地方，相当于唐朝的弘文馆。

虞世南在初唐时期享有很高的声誉，不仅仅只是书法家，还具有文学家、政治家、诗人等多重身份。另外，由于自身理论和客观条件的有限，关于虞世南书法理论的分析还不够透彻，没有深入挖掘其思想内涵，只是流于表面的研究。对于其在同时代的书法家来说未进行深入的比较，在地位的突出上还有欠缺，对后世书家的影响也没有归纳的特别详尽，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