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汉学 || 柯雷(Maghielvan Crevel)与中国当代文学
2017年3月17日成都白夜酒吧 (胥明亮 摄)
一 柯雷(Maghielvan Crevel)：诗歌旅行者
荷兰莱顿大学首席汉学家柯雷在国内诗歌圈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1986年秋至1987年春，他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结识了洪子诚和谢冕等中国当代文学大咖。有着犹太血统的柯雷身材高挑，眼窝深陷，左耳戴着一只耳钉，不是“光头柯”就是“列侬雷”造型，着装随意，言语风趣，很有雅皮士范儿，吹拉弹唱样样会，红星二锅头一瓶不醉，晚上出没于三里屯酒吧，是那一带出名的荷兰萨克斯手。这个帅气的荷兰文青与诗人兼翻译家马高明合作编译的《荷兰现代诗选》（漓江出版社，1988），首印1万册，在文坛轰动一时，成为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一个文化符号，一部永远的诗歌经典。2005年，扩充版《荷兰现代诗选》由广西师范大学再版，当年即被评为“中国最美图书”，被选送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
2016年，柯雷从执掌七年的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LIAS）所长位置上退了下来。此前，他获得国家汉办“理解中国”项目6万元资助，顺势在中国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学术休假之旅。他以北京师范大学为据点，活动范围频频向外扩张。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他行走两万里，深度体验着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微信、支付宝、12306、携程样样精通，指尖上的APP花样迭出。他最喜欢的旅行方式是高铁，称高铁是“我的天堂”。北上哈尔滨和呼和浩特，南下深圳、东莞和广州，东至上海、南京、扬州和苏州，西达昆明、成都、贵阳。他如此一反常态地高调出行，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宣传他的新书《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二是开展田野调查，为自己新的科研课题“打工诗歌”和“文化翻译”积累第一手资料。无论走到哪里，总有知情人追着问，“你就是八十年代《荷兰现代诗选》那个柯雷吗？”自己的名字与一本书、一个时代奇妙地结合，让柯雷满心感动。
出道三十多年来，柯雷在诗坛交友广泛。无论“京派”还是“海派”，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民间”，无论资深还是新锐，见面就是朋友。柯雷一向反对“北京中心主义”和“大男子沙文主义”。这种对“中心主义”的反感，对“多样性”的推崇，成为柯雷一贯的政治主张和学术立场。中国诗坛三十年风云变幻、潮流更迭、人事代谢，但柯雷“黑白两道通吃”的好人缘却从未改变。他最铁的“哥们”有唐晓渡、西川、韩东、于坚、车前子、黄礼孩，最亲的“姐们”有翟永明、周瓒、尹丽川。高度统一的两面性，是柯式风格标识：最讲原则，又超级变通；表面嘻哈，内心深沉；感情丰富，又绝对理性；特立独行，又人情练达。在这一点上，他是最荷兰的荷兰人。
1999年，年仅36岁的柯雷过关斩将，获得汉语语言文学唯一的教授席位，成为莱顿大学1575年建校以来最年轻的教授、汉学系第六任教授（前五位为施莱格、德赫罗特、杜汶达克、胡瑟威、伊维德；第一位汉学教授席位设立于1877年）。柯雷身穿庄重的黑色教授袍，在中世纪古城的学术大厅里发表就职演说，用字正腔圆的“京片子”朗诵了西川《鹰的话语》的几行诗句：
要不要读一下这张地图：忧伤是第一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歌唱，一条路通向迷惘；迷惘是第二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享乐，一条路通向虚无；虚无是第三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死亡，一条路通向彻悟；彻悟是第四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疯狂，一条路通向寂静。
柯雷人生道路的分岔口，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当年的引语变成谶语，“这张地图”就是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从先锋到打工、从北京到边疆广袤的诗歌版图。为了诗歌上路，似乎成了汉学家柯雷的宿命。
2016年10月在南京大学 (杨万光 摄)
二 瘸子跑马拉松
柯雷的汉语，跟他的人生一样传奇。他第一次接触汉语，纯属偶然。14岁那年，医学家老柯的汉学家朋友到家里做客，给小柯带了一本《汉语自修》的书。柯雷翻了翻书，对方块字产生了好感，然后把书晾到一边。高中毕业后，柯雷去美国做一年交换生，那期间选修了汉语。回国后，他进入莱顿大学专修汉语，他的同班同学中有贺麦晓（Michel Hockx）和荷兰驻瑞士大使罗安怡（Anne Elisabeth Luwema）。大学毕业后，他获得了悉尼大学汉学系教职，在澳大利亚工作了四年，直到1999年通过全球竞聘获得莱顿大学汉学系教授席位。
柯雷的汉语绝对惊艳。一次，他和阿豆在北京亮马河一家仿古红木家具店挑选家具。柯雷跟女店员东拉西扯，询问价格、产地、售后服务、运输方式等细节，她边低头干活边回话，猛一抬头看见一个大鼻子“鬼佬”，满脸愕然。另一次，柯雷去洪子诚先生家里做客，正好有一南方评论家登门造访。洪先生介绍两人认识，然后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X，你得好好向柯雷学汉语。他的普通话比你标准多了。”
然而，柯雷对汉语学习的难度向来有着清醒的认知。他自诩为“非要跑马拉松的瘸子”，因为外国人读汉语就像瘸子走路一样，步履蹒跚，行动艰难，但他一旦开跑，不到终点决不罢休。柯雷坚持阅读汉语原文，是因为他反对把汉语贬低为“田野语言”（field language）的殖民主义学术立场，他认为严肃求真的学术研究必须从原文出发。从来不读原文的汉学家要么是态度问题，要么是能力问题。能力缺陷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井底之蛙”的殖民心态。柯雷相信“勤能补拙”的朴素真理，自觉地把汉语学习当成一辈子的马拉松赛跑。他是听觉型学习者，身上长期备有卡片或贴纸，一听到新词汇就马上记下来，随听随记，随学随用。日积月累，他的汉语词汇量大得惊人，他创造新词和趣词的能力让大多数汉语母语者望尘莫及。
现在，“瘸子”柯雷自认为到达了一种“如鸟得水”的境界。有一种鸟，虽然生活在母语的天空里，但它会潜入外语水域，也会捕鱼（语）。柯雷正是那只学习能力超强的水鸟，新领域、新事物和新技术都会引起他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插一句有趣的题外话，他有两百多个微信群，但他很少发声，基本处于“潜水”状态。
柯雷天生热爱自由和冒险。他从来都不是书斋式学者，而是一个在路上的背包客。他善用文化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法，四处走访、调查、搜集资料，在文本、语境、元文本交织渗透的多元背景下勾勒中国诗歌景观。在最近一年的学术旅行中，他搜集了三倍于他体重的资料。积攒几十年的“家当”已成为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的“特别藏书”，享受珍本古籍的礼遇。完整的“中国当代诗歌资料库”也被美国汉学杂志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数据库收入，为汉学家研究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最权威、最全面、最丰富的文本和元文本。
2016年10月在南京大学 (杨万光 摄)
三 Dao和Bo的小故事
2016年11月在扬州 (傅强 摄)
四 为荷兰代言还是被荷兰代言？
柯雷是最荷兰的荷兰人。由于汉语“说”得比“吹”（萨克斯）得好听，他自然而然变身中荷文化交往的重要代言人。2002年，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剧组走进莱顿小镇，“点名”要见柯雷。我的“光头导”穿着牛仔裤和文化衫赴约，央视大咖心生不满、面露愠色，要求光头导换装见客，任性的柯雷一口回绝。吃瓜群众完全可以想象，主宾斗心的尴尬和别扭。嘉宾内心独白：“别给老子装爷！”柯雷得意地回敬：“你采访的是老子，不是老子的行头！”他故意称阿豆为“内人”，搞得央视大咖无言以对。随便惯了的柯雷，难得几次正儿八经。一次，汉学系全体人员参加图书管理员陈先生的葬礼，他是出了名的大好人，常年悉心伺候病妻，自己却不幸得了肺癌，知天命时丢了性命。当时任汉学系主任的柯雷身穿T恤致悼词，逝者家属不知何感？生活中的柯雷处处与形式主义较劲，学术中的柯雷却是一个极致的形式主义者，且对诗歌形式有着异常的敏锐和喜爱。
印象中，柯雷第一次穿西装，是为了接待王蒙。2003年，王蒙参加女儿在海牙的毕业典礼，应邀顺访莱顿。那是一次高规格的学术活动，在莱顿大学最气派的阶梯学术报告厅进行，主持人柯雷身穿黑色礼服上台，言行举止似乎全被“装”进西装，少了平日的洒脱自如。多年后，柯雷告诉我，那身西装现在太大了，注定了“压箱服”的命运。当柯导的不自在遇见王蒙的太自大，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戏剧化效果。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本小博第一次当众挑战权威。我咄咄逼人地发问：“王蒙先生，如果说曹雪芹和《红楼梦》之后，中国就没有小说，那么您今天就不应该站在这里。我相信，您今天是以当代中国著名小说家的身份被请到莱顿大学，而不是作为中国前文化部部长。上中学的时候，就为您的《春之声》和《坚硬的稀粥》倾心。那种迷醉的阅读感受，与阅读《红楼梦》无异。上了大学，我迷恋上莎士比亚、伍尔夫和乔伊斯。请问，莎士比亚和曹雪芹谁更伟大？《暴风雨》和《红楼梦》哪一个更有资格成为世界文学经典？这是鱼和熊掌的关系，还是萝卜和咸菜的问题？”王蒙先生楞在台上，一言不发。讲座后的酒会上，我本想伺机缓和下气氛，不曾想王蒙先生一见我就退避三舍。王蒙，不期成了导和博终生难忘的第一次。
2014年3月27日，柯雷代表莱顿大学参加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为第一次到访荷兰的国家主席和夫人而设的国宴。那之前半个月，柯雷接到神秘来电，神秘人一板一眼地说，“我是国王办公室秘书，请问您是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所长柯雷先生吗？国王陛下和王后殿下邀请您出席招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和夫人的国宴。”“哦，那我得查查日程表，过几天再回复，好吗？”柯雷有着荷兰人离经叛道的反权威情结，所以必须得端着，哪怕是短暂的装逼。憋了好几天，他终于拿起话筒致电国王办公室，接受了邀请。国宴当天，海牙国王府外面戒备森严，里面灯火辉煌，镶金的家私陈设贵气十足，“燕尾服”和“宫廷裙”穿梭在人群中。工作人员像赶牛一样把250名嘉宾赶到一个角落里，没有酒没有饮料，只有空空的等待。等了十几分钟，终于有工作人员端来香槟。环顾四周，柯雷看见了阿贾克斯足球门将范德萨和几个电影明星。想入非非之际，忽然听到有人传唤：“下一个，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柯雷！”国王秘书引导柯雷穿过人群来到亚历山大国王面前。柯雷向国王行礼，国王转头对身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说，“荷兰至少有个教授懂你。”柯雷很绅士地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请安，用标准的京片子讲述了中荷文化交流史，以及从1877年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以来荷兰汉学的发展历程。
柯雷跟不少中国国家领导人有过或深或浅的交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2015年9月，刘延东副总理造访欧盟总部，专门安排了一次欧洲汉学家见面会。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通知柯雷代表荷兰汉学家参会。见面会安排在布鲁塞尔的一家中餐馆，来自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十二名汉学家围着一张长桌依次入座。柯雷记得，随行的官员中有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文化部部长雒树刚。每个汉学家有五分钟时间，按年龄资历轮流发言。轮到柯雷了，他一开口就说，荷兰汉学的缘起并非因为荷兰人对唐诗宋词的喜好，而是为了东印度公司殖民者更好地管理和控制印尼华人。这种殖民主义动机深深植根于旧式区域研究，带有欧洲人的傲慢与偏见。他认为，汉学家应该勇敢地抛弃殖民主义思想遗产，与时俱进，以全球视野和世界情怀建构一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区域研究协同的新型中国学。刘延东边听边做笔记，不时会心一笑。所有与会学者发言后，副总理做了二十分钟的点评，字字珠玑，亲切有力。柯雷事后评价，刘副总理完美演绎了女性领导力，知性优雅，智慧温暖。
柯雷到底是为荷兰代言还是被荷兰代言，曾是萦绕我心头的一团疑云。经年后，云开雾散。我终于明白了，柯雷还是那个柯雷，他无意成为什么、代表什么或象征什么，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那个在路上的旅行者和游吟歌手，真理就是他前方的路标，诗歌就是他心里的竖琴。
2016年11月在扬州 (傅强 摄)
五 再读《精神与金钱：中国诗歌》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柯雷长期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和翻译。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他以汉学家的身份走进中国人的诗歌世界，亲历各种各样的诗歌事件：诗歌朗诵会、图书出版、高校演讲、诗剧场，他本身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一部分。2008年，由国际权威的学术出版社Brill出版的《精神与金钱：中国诗歌（80年代-21世纪）》（Chinese Poetry in Time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被国际汉学家誉为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里程碑式大书。
虽然自19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当代诗歌这一段历史并不长，但想要深入而清晰地描述，却并不容易。由于种种原因，置身其中的中国学者面对研究对象时难免局限或障碍。汉学家柯雷写作这本书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抽身事外，将这一段诗歌史放在国际化的视野中做宏观观察，又经常以“田野调查”的热情置身其中，对文本及语境做细部分析。柯雷全部的研究都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何谓中国先锋诗歌？先锋诗歌在中国当代诗歌史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嬗变？它包含什么样的美学主张和诗歌实践？它所涵盖的政治/地理空间又当如何？他在《精神与金钱：中国诗歌（80年代-21世纪》中所关注的很多问题，就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生活的体察、思考和追问。英文书名是作者用来处理当代先锋诗歌史的一个叙事框架，呈现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时代特征。
本书的写作，交织着纵横两条线索。“精神”与“金钱”为纵，作者以这两个词语概括了这一历史时段的社会变迁及诗坛整体面貌，并由此揭示个体诗人在这一变迁中面临的困境及各自的解决路径。横的线索主要体现在对个体诗人及作品的具体分析上。在这一方面，作者以文本、语境、元文本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当代诗人内心世界、新诗的语词、音韵、符码、诗歌活动形式、诗人生存样态等方面的变化及表现。在这种纵横参照中，作者清晰准确地勾勒出了韩东、海子、西川、于坚、王家新、北岛、孙文波、尹丽川、沈浩波等多位当代重要诗人的写作及身份脉络。
本书整体框架明晰、内容丰富。全书共设十三章，第一章是导读性极强、覆盖面广的导言，其余十二章全部为“个案研究”，大体上按时间顺序排列，涉及十一位诗人及其代表作，从海子、北岛到尹丽川、颜峻，囊括过去二十年间中国诗坛最具影响力和个性的诗歌声音。全书围绕“文本、语境和元文本”即“诗歌”、“诗歌的社会-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和“批评性话语”三个轴心概念展开研究。每一个独立的章节里都包含作者对诗歌和关于诗歌的话语（即元文本）所做的聚焦式论述，是对中国先锋诗歌发展所作的一次及时而深刻的综合性考察。
柯雷认为，中国先锋诗歌从“精神”经由“混乱”进入“金钱”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先锋诗歌内部开始出现严重的分野，即“崇高”和“世俗”的对峙，最后演变成“知识分子”与“民间”两大阵营的“盘峰论争”。“崇高”和“世俗”既代表两种诗人身份和写作立场，又体现为两种大相径庭的美学取向。柯雷认为，这两大阵营表面上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实际上却又在“金钱”时代与市场、新媒体和大众文化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合谋。这样一来，诗人、诗歌的形象和地位都开始发生巨大的改变。知名度、点击率和可见度成为评判诗人地位高低和成就大小的重要标准。图像、表演、视频等表现形式，越来越挤压书写文字的空间和地位，甚至出现取而代之的趋势。这势必要求诗歌读者和研究者适应和接受新的阅读方式，并能用新的话语方式来描述和界定新型的先锋诗歌。
柯雷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纯地为先锋诗歌“去政治化”或“去中国化”的阅读而呐喊。他提醒读者，不要对先锋诗歌做简单化的理解。当批评家甚至诗人自己把政治语境、直线发展的叙述手法、传记主义或各种潮流和阵营式标签，置于对诗歌内在复杂性的探索之上时，有太多的动系在这种简单化处理中遭到遗忘、曲解和遮蔽。柯雷呼吁从写作者角度出发的“细写”和从读者角度出发的“细读”。“细写”的匮乏导致文本性的缺损，而“细读”的缺失制造了审美的屏障。一方面，诗人应该沉下心思考，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发出一种什么样的声音，才能生产出丰富、细腻、耐人寻味的文本。另一方面，当今中国诗坛最缺乏的是耐心的读者，众口一词、千篇一律的阅读和接受意味着读者的失责和失察。只有细致地关注诗歌的形式和内容，才能在众声喧哗中分辨出每一位诗人独特的声音。
与很多中国学者不同，柯雷的写作有明显的“田野调查”特征，或者说“诗歌江湖”气息。这体现在他对各种类型的诗人和作品都不轻下价值判断，因此有冷静宏阔的视野，和质朴诚恳的研究态度，对中国当代总体诗歌图景及诗人个体精神境遇的刻画分析，入木三分。这是中国同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很难做到的。本书把文本的精细分析与一种活泼文风结合起来，从诗歌韵律和诗歌结构到各种诗歌活动（如主题式诗朗诵、诗歌宣言、视觉展示、诗歌摇滚音乐会，再到批评界此起彼伏的唇枪舌剑、国内媒体的跟风炒作，洋洋洒洒，蔚为大观，浓缩成一部500多页的英文鸿篇巨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贺麦晓教授认为，柯雷一丝不苟地收集和使用文献资料，对众多诗人和作品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在专业术语上坚持统一的做法，以及诸多原创性观点，充分展现了一个顶级汉学家的雄心、功底和实力。就深度和广度而言，尚无任何一部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个人著作可与《精神与金钱：中国诗歌（80年代-21世纪）》比肩。
六 “荷”香“鸟”语：柯雷说中国当代诗歌史
最早在1767年，欧洲就出现了《好逑传》的荷兰语译本。至1829年，《玉娇梨》通过法文版转译成荷兰语，在荷兰一个名叫莱顿的小镇出版。这座小镇在1575年（中国明朝万历三年）)就建立了自己的大学——莱顿大学，它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在欧洲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及地位。近两个世纪以来，莱顿大学一直是整个欧洲最为重要的汉学研究中心之一。
三十多年来，荷兰汉学家柯雷以“瘸子跑马拉松”自嘲，又以“如鸟得水”自勉，长期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和翻译工作，不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氛围如何变化，始终不改自己为诗歌上路的情怀。柯雷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两部学术著作当中：1996年出版的《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与多多》( Language Shatter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以下简称《粉碎的语言》)，以及2008年出版的《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两部著作相隔12年，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脉络，尤其是地下诗歌和先锋诗歌的坎坷命运和兴衰荣辱。在时间跨度上，两书反映出一种承前启后的历史连续性，但在材料、方法和体例上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了柯雷近十二年来对中国诗歌的持续观察、体会和思考。在此期间，他比以往更加积极、主动地走进中国人的诗歌世界，亲历各种各样的诗歌事件：诗歌朗诵会、图书出版、高校演讲……他本身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一部分。
对于柯雷来说，任何学术研究都建立在扎实坚固的材料基础之上。他很早就开始收集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所有与中国新诗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物、手稿、采访、影像、音频记录和信函，等等。这些资料构成过去几十年中国先锋诗歌的文本语境，正是凭借着丰富而详实的材料，他为我们再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转变。在他看来，这些转变最终促使中国当代文学进入后来的繁盛期。
在体例上，《粉碎的语言》最大的特色是由两大部分构成。在第一部分，柯雷首先细致地考察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然后简要地回顾50、60年代正统文学的发展，60、70年代“地下诗歌”运动，而1979年之后的先锋诗歌和非官方诗歌活动以及出版情况是他关注的重点。柯雷认为，“地下诗歌”的兴起和繁荣，与《今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在《今天》的旗帜下汇聚了众多杰出的“朦胧”诗人。多多从70年代初开始写诗，与“今天”诗人群来往甚密。但柯雷认为，多多与“今天”诗人群不存在隶属关系，因为他实际上是当时很多文学活动或事件的后来者，是这群特立独行的诗人当中的特立独行者。柯雷认为，“今天”诗群和多多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劫后重生”的必然结果，代表了中国诗歌自身的一种复兴，是对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正统文学的反拨。
遗憾的是，柯雷对《今天》的关注在其新著《中国诗歌》中没有得到延续。在他看来，90年代以后，以“今天”诗人为代表的“团体”或“主义”已经分崩离析，中国先锋诗歌运动转变为更加个人化的创作实践。事实上，《今天》在海外复刊，辗转多处，在1990年之后开始以纯文学刊物面目出现，试图“对国际上文学的重大变化作出回应，并关注港台等地区华语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今天》不再刊载任何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意图的作品，把目标确定为树立广义的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内容的日趋多元化开始逐渐稀释它曾经鲜明的立场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整个90年代，它依然吸引着当时最优秀的汉语诗人和作家，即使是在今天它也是海外最重要的汉语文学刊物之一。无论是在象征意义上的坚守还是就其本身的水准而言，《今天》完全堪称中国先锋诗人最为重要的讨论场所和活动空间之一。柯雷对新“今天”的意义不够重视，甚至忽略不计，这无疑是一种损失和失策。
柯雷用了整本书近一半的篇幅来研究多多的诗歌。这种关注度，或许是因为多多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进人西方媒体的视野，随后他的诗歌作品被大量翻译成欧洲文字，而且多多本人又在莱顿临时安家立业。虽然时刻不忘历史语境，但柯雷最关心的还是多多的文本。他基本上采用一种“新批评”，即“细读”法来分析多多的作品。他对多多两个创作时期的代表作进行透彻的解读，即1972-1982年的前期创作和1983-1994年的后期创作，并修改了诸多英语误译。柯雷对多多的个案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第一部分关于当代诗歌文本和语境的诸多论述。
柯雷在《粉碎的语言》中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试图消解“政治化”阅读的效力，抵制无处不在的政治关注，以审美标准来制衡政治标准。柯雷的“去政治化”阅读至少在两个维度上展开，首先避免把中国先锋诗歌简单地理解成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动;其次，坚决反对西方汉学家和普通读者的政治立场和评判标准。在西方，中国地下诗歌和先锋诗歌的创作通常被认为是出于自由主义的动机。柯雷认为，上述两种社会—政治批评法一旦成为顽固的成规，就会导致对文本本身价值置若罔闻。
诚然，中国当代文学无疑已经遭到各种读者的“绑架”。首先，中国读者无法不去理会那段被柯雷轻描淡写的历史，因为它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其次，一些文学作品或诗歌被译介到西方后，又被视为中国诗人抛给西方读者的政治“绣球”。在西方读者(尤其是学者)看来，这些诗作最重要的特质是其“政治性”和“中国性”，忽略了这两方面就无法阅读和理解中国诗歌。这种观念在西方读者心目中根深蒂固，中国先锋诗歌所具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因素反而因此遭到刻意的忽视和遗忘。反对这种忽视和遗忘，正是柯雷整个研究的出发点。诗歌本身是社会语境中多种因素的混合产物。因此，柯雷对多多诗歌所作的“去政治化”或“去中国化”努力，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既生动有趣又复杂微妙。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曾经赞赏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说法：诗歌的可贵在于它“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希尼认为这是想象力在抑制现实的压力。诗歌不是一种实用艺术，诗人也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行动者，但他也不是生活的纯粹旁观者，他唯一的工具是语言，他的爱和恨只能通过语言加以表达。诗歌的力量从内而外地发散出来，任何结论先行的外在标准都无助于我们对诗歌的理解。柯雷通过细致而有趣的文本分析来邀请读者最大限度地把注意力聚焦到诗歌语言上来。他认为，多多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以一种特殊的品质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品质无法完全用“政治的”或“中国的”概念加以定义。诗人翻译家黄灿然对多多极为推崇。他如此评价多多:
他从一开始就直取诗歌的核心。诗歌的核心之一，是诗人与语言……多多的意义就在于，他忠于他与诗歌之间那个最初的契约，直取并牢牢抓住诗歌的核心。
想必上述观点一定能够得到柯雷的认同。他指出，读者有些时候对多多的诗歌进行政治化解读，实际上减损了这些诗作在语言上的“独创性”，因为一些诗句其实与“政治”和“中国”等主题毫无瓜葛，它们只能作为诗歌文本而存在并获得意义。同时，他也不赞成一些批评话语“神化”某些诗作的做法，把自己当作一个“纯粹”读者，用诗歌的眼光去阅读诗歌，用诗歌的标准去衡量诗歌的品质。柯雷在分析大量文本后指出，多多对诗歌语言情有独钟，他的不少诗作由此获得一种“元诗”品质。比如，多多如此思考着诗歌创作对诗人的影响以及诗歌语言的创造性:
诗人抽搐着，产下
甲虫般无人知晓的感觉
以及:
披着月光，我被拥为脆弱的帝王
听凭蜂群般的句子涌来
在我青春的躯体上推敲
它们挖掘着我，思考着我
它们让我一事无成。
多多一般不谈论自己的诗歌，那么他所创作的“元诗”(关于诗歌的诗)对于理解他的诗学观念就具有重大意义。柯雷在剥茧抽丝的阅读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多多在1984年之后开始一种有意识的转变，敏锐地洞见了语言的界限性(limitations of language)以及诗人创作中的痛苦矛盾(painful contradiction )。从第234页至255页，《粉碎的语言》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其小标题就是“语言的界限”。例如，“要是语言的制作来自厨房/内心就是卧室”(《语言的制作来自厨房》,1984年)。语言与内心、形成对照，至少它们属于不同领域:“你，正被马注视着/”以及“手下，纸上，有这样一个处境:/寻找人以外的”(《静默》,1992年)。马在这里象征着自然，而诗歌显然代表着语言，是人类的一种手段，在自然的注视下，诗人只能保持缄默，诗歌创作于是成了一种痛苦、孤独的语言操作方式，因为它无法抵达自然。柯雷认为，多多在《北方的声音》(1985年)一诗中表达了对语言局限性的哲思:
没有脚也没有脚步声的大地
也隆隆走动起来了
一切语言
都将被无言的声音粉碎!
在此，大地即为自然，语言则来自人类。宛如战争一般，语言被击得粉碎，自然战胜了人类。语言尽管有着驱动其他事物的神奇力量，但对于诗歌来说，创作其实正是一个死亡的过程。“语言开始，而生命离去”(《北方的夜晚》，1985年)；“每一个字，是一只撞碎头的鸟/大海，从一只跌破的瓦罐中继续溢出”(《只允许》,1992年)。多多对人类语言创造性和局限性的思考，与世界级诗人有着相同的出发点。多多很早就开始了这种在语言和思想上的实验与探索，而且非常成功。
多多的诗歌语言，在同为诗人的王家新看来，“暴烈、沉痛而又怪异，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不断深化的生命意识，而且其语言往往具有出其不意、直抵人心的撞击力”。著名诗评家唐晓渡把多多称为一个“气力绝大”的诗人。他曾经在一篇论文中引用1989年第一届“今天诗歌奖”颁发给多多的授奖词：“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自下而上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
因此，柯雷认为，“多多的全部创作显示了一种按时间顺序、背离政治性与中国性的发展”，“他这十年来的诗与其说是关于中国人的境遇，不如说是关于人的境遇；矛盾的是，他的诗是如此个人化以至于获得了普遍性”，多多的诗因而验证了中国文学在政治领域之外复活的可能性……他的诗并不限于利大英(Gregory Lee)所谓的“中国现实的复杂反映”，并且……也肯定不是“骨子里的中国性”。王家新认为，柯雷在中国诗歌研究领域，尤其是对多多的研究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对于消解那种对中国文学的政治化阐释及'阅读期待’无疑具有意义，对于促进中国诗歌不是作为政治的窗口而是作为诗歌本身进人'国际视野’也肯定有着它的积极作用。”但是，他并不完全赞同柯雷对多多所做出的结论性判断，“因为它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背离中国性与政治性是获得某种普遍性的前提，而这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待商榷”。中外学者之间的这种互动与交流，无疑推动了中国先锋诗歌研究的国际化。
柯雷的文本和注释，以及书后详细的参考书目、索引、中文名字词汇表和术语表，将使未来的研究者，尤其是西方的学者受益无穷。当然，批评之声在所难免。譬如，杨小滨认为，柯雷试图展示的中国试验诗歌发展全景图仍然停留在一种描述性层面上，并没有为我们对文学事件的政治-文化复杂性和诗歌作品的美学复杂性提供太多深刻的理解。再比如，他对食指的分析中肯到位，但却忽略了“朦胧诗”的另一个先驱—根子，因为根子正是让多多产生“影响的焦虑”的强者诗人。同时，柯雷坚持文本“细读”法，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使他自己的阅读失去聚集。多多的诗歌观念和实践又经常是解构性的(在修辞意义和政治意义上莫不如此)，可柯雷在解读他的诗歌时并没有借助解构主义分析策略来增强文本阐释的力度。因此，这两方面因素使得柯雷的理论框架受到损害。柯雷的新书《中国诗歌》是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上述种种批评的一次正式回应。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至今，这一时代的状况或许可以用颜峻在《燃烧的噪音》中的一段话加以形容:
中国在变化，青年在老去，市场在蔓延，狂想、誓言、诗歌甚至自杀的冲动都被积攒起来的财产压到了箱底，记忆像初恋一样在资讯的浪花里融化，塑料和废塑料旋转着……
现如今，先锋诗歌的语境大大有别于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时的先锋(“非官方”或“实验”)诗歌在美学上的重要特点是其在艺术上的独创性以及观念上的对抗性。然而，90年代以降，文化产业化过程中的市场理性不但把文化推向资本市场，也改变了与这种美学原则相连的整体文化氛围。用杨小滨的话来说，“九十年代的诗坛景观呈现了一种离心的状态，这同八十年代的向心状态正好形成对比”。
在距离自己上部著作出版12年之后，柯雷的新著在2008年正式面世。书名本身是作者用来处理当代先锋诗歌史的一个叙事框架:“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这部著作内容广泛，共设十三章。第一章是一个导读性极强、覆盖面广的导言，其余十二章全部为“个案研究”，大体上按时间顺序排列，涉及十一位诗人及其代表作，从海子、北岛到尹丽川、颜峻等，基本上代表了过去二十年间中国诗坛最具影响力的诗歌声音。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之前著作《粉碎的语言》案例单一的不足。全书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每一章都围绕着三个核心概念展开论证:文本、语境和元文本，它们分别表示“诗歌”、“诗歌的社会-政治语境和文化环境”以及广义上的“批评性话语”。每一个独立的章节里都包含作者对诗歌和关于诗歌的话语(即元文本)所做的聚焦式论述。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这部著作是对中国先锋诗歌发展所做的一次及时而深刻的综合性考察。
柯雷认为，中国先锋诗歌已经从“精神”经由“混乱”进人“金钱”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先锋诗歌内部开始出现严重的分野，即“崇高”和“世俗”的对峙。“崇高”和“世俗”这种美学上的分歧，被用于标示两大对阵叫板的诗歌流派，是因为中国诗人和批评家倾向于通过对立的概念来理解诗歌的意义，如崇高对平凡、神圣对现实、西化对本土，以及知识分子对民间，等等。江克平(JohnCrespi)认为，柯雷从中国先锋诗歌领域里挖掘出来的另一个主要概念范畴是“诗人性”或“诗人身份”(poethood )。这实际上是柯雷试图跨越“崇高”和“世俗”之间的人为分裂，把中国先锋诗歌纳人一个统一的批评框架之中加以考察的尝试。但在江克平看来，这种概念的引人中断了先锋诗歌从初期到现在的历史传承。从一些朦胧诗人经典化的、简洁的格言警句(canonised sententiousness )，到新世纪之交的激烈争论，再到打着“下半身”招牌的“愤青们”口无遮拦式的叛逆，中国先锋诗歌内部的分分合合和曲曲弯弯，是“诗人性”这一概念所无法涵盖的。
对于今天的很多读者来说，阅读传统诗歌更能带来审美意义上的满足感，基于古典诗歌的阅读期待使得他们与当代先锋诗歌之间产生巨大的隔阂。在文化意义上，先锋诗歌既无法像古典诗歌那样成为建构文化中国的精神内核，也无法像特殊历史时期那样激起革命热情。先锋诗歌，与其他严肃文学一道，不得不为争取自身的合法性和认同而抗争。
根据时下流行的看法，当代诗歌要么已经完全被边缘化，要么正深陷危机当中，因为诗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言，而且独立于市场规则。但柯雷在对诗歌出版及发表情况进行认真的调查之后，反而声称中国当代诗歌正处于欣欣向荣的时期，出现了中国内陆当代文学史上空前的繁荣，而且还非常好地适应了新技术的发展以及五花八门的传播方式。诗歌开始利用自身的优势，慢慢地与新的大众媒体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越来越多的先锋诗歌通过互联网得到发表。先锋诗歌的表现方式也变得多样化，新的媒介以及新的读者群开始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诗歌界，诗人、诗歌的形象和地位都开始发生巨大的改变。现在，评价一位诗人的标准是他(或她)的知名度和可见度；而且，诗歌创作过去被看做是一种语言的处理或制作，但语言现已越来越不能被严格地限定为书写文字(thewritten word)了。图像(如诗人照片、笔迹影印件等)、公开演出以及视频，不再仅仅充当辅助手段，其重要性日益与书写文字比肩，甚至于出现“喧宾夺主”的趋势。这种强调写作物质性的诗歌实践，看上去已经超越诗歌既定的体裁限制，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无法用一种传统的或合适的方式来定义新型的诗歌，它们进人了新的媒介文化领域中，而这个领域正日益受到快速发展的互联网的影响。现有的陈旧的诗歌分类也到了必须修正的时候，僵硬分类无法限制杰出诗人的创作，正如诗人杨炼所言，“真正的诗人对任何分类法发自内心、地不信任”，反而是会遮蔽读者和评论家自己的双眼。
视觉化是伴随着网络以及印刷技术发展而愈演愈烈的一种潮流或趋势，于是，一些诗人也开始通过各种新的视觉手段和媒介来塑造自我形象，包括诗集中插入的照片、手稿影印件以及经过加工的数码相片，甚至于诗人照片展，等等。柯雷认为，诗人们之所以热衷此道，“部分原因是对诗人作为整体脱离社会中心舞台的一种反应，也有部分原因是对文化大趋势，即视觉化的一种反应”。
柯雷在本书中已经不再是单纯地为先锋诗歌的“去政治化”或“去中国化”阅读而摇旗呐喊。他提醒读者，不要对先锋诗歌做简单化理解，当批评家甚至诗人自己把社会政治语境、直线发展的叙述手法、传记主义(biographism)、或各种潮流和阵营式标签，置于对诗歌文本内在复杂性的探索之上时，有太多的东西在这些简化的过程中遭到遗忘或曲解。因此，柯雷邀请读者仔细地阅读文本，从诗歌本身的意义上去理解诗歌。他仍然认为，只有细致地关注诗歌的形式和内容问题，读者才能在众声喧哗中分辨出每一位诗人独特的声音。这种对文本一如既往的关注，体现了柯雷对诗歌艺术的尊重，对审美标准的坚持，及其对个体诗学和群体诗学等问题的兴趣。
柯雷在这部著作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指出，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不足，即对形式的偏见或忽视。同时，他也精彩地向中国同行们示范、演练了自己偏重文本形式的批评方法。他反对存在于目前批评话语中的“内容偏见”，即只注重内容而忽视形式作用的研究方法，因为诗歌是最不可意译的语言形式，不可把诗歌当做记录性文字来研究，诗歌的阅读效果除了受其所表达内容影响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诗歌的形式特点，如韵律、节奏、语调、分行、空格、文字的空间排列、诗歌的整体构型等诗人有意为之的形式来决定的。这种对语言形式的关注在西方学者，或者说海外学者研究中国文学文本的过程中十分明显。在赵毅衡看来，注重内容还是形式是区别不同阅读方法的一个标准:
阅读不一定从形式出发，批评性阅读却从形式出发。文学文本，首先是形式的存在，而不是意图、主题、创作经验的存在，不是意义或效应的存在，不是内容的存在。文学与非文学文本的区别，在形式，在于形式相应的阅读方式，而不在于内容。……以内容为主的批评，是把文学作为非文学(例如，作为社会资料)来批评，实际上是一种消费性阅读。
柯雷指出，在中国诗坛，不但现在的读者或学者缺乏“细读”(closereading)的耐心和训练，即使是诗人也同样非常缺乏“细写”(close writing)的实践，换而言之，现在的诗歌作品当中经得起持久而精细阐释和推敲的作品实在少而又少。由于文本性和审美性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细写”的匾乏导致文本性的缺损，而“细读”的匾乏制造了审美的屏障。笔者认为，当代中国需要耐心而细致的诗人和读者。一方面，诗人应该沉下心思考，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发出一种什么样的声音，才能生产出具有持久而细腻文本性的作品;另一方面，当今中国诗坛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读者群的培养，诗歌接受是由个体的读者来承担和完成的，如果没有读者，只有诗人自说自话，就找不到标准。我们需要和诗歌既保持亲近又保持疏离的读者，持批判立场的、有经验的、有眼光的读者，标准的确立和读者的培养必须双管齐下，才有可能把诗歌带出“危机论”和“边缘论”的话语圈套。
在具体的论述中，柯雷把展示诗歌丰富而生动的肌理、诗人的个性以及与先锋诗歌有关的种种争论作为重点加以突出。比如，在分析海子时，柯雷认为，读者只有超越他的自杀所带来的影响，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理解他激情澎湃、充满理想主义的诗歌。他还对于坚和西川的诗歌进行比较，前者是“民间写作”的旗手，而后者则被推为“知识分子写作”的杰出代表。从第九章开始，作者的注意力从诗歌本身转移到关于诗歌批评的元话语上，并检视了一种自觉的诗歌运动，即在2000年左右冒出来的、挑衅传统的“下半身”诗歌。在最后一章中，柯雷推出了不太为人所知的北京诗人颜峻。在柯雷看来，同时兼为音乐家、批评家和诗人的颜峻开辟了一条探索诗歌、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如何相互结合的途径。柯雷借此探讨诗歌表达与“媒介表现”(media performance)这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或结合，这似乎暗示着一种转变，即诗歌从以前只专注于文本的内在品质，转向现在努力打开自身并融人这个世界。柯雷本人特别热爱音乐，在这一点上他对以颜峻为代表的新生代诗歌的理解显然不同于普通中国读者。我们有理由相信，颜峻会给中国诗歌界和中国读者带来更多的惊喜。就内容而言，除了尹丽川之外，其他女性诗人显然受到冷遇。用蓝诗玲(Julia Lovell)的话来说，女性诗人处于“边缘文类的边缘位置”。
《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一书对学术界来说有着“开创性的贡献”，它把文本的精细分析与一种活泼的风格结合在一起。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诗歌运动中最知名的弄潮儿，从探讨诗歌韵律、语言的精妙之处，到各种诗歌活动，如主题式诗歌朗诵、愤世嫉俗的宣言、五花八门的视觉展示、诗歌摇滚会，再到批评界此起彼落的唇枪舌剑、国内媒体的跟风炒作，等等，所有这些都囊括在一本厚达500页的英文著作中。这堪称一部雄心之作。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贺麦晓认为，这部专著完全证明了柯雷是海外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顶级专家。他一丝不苟地收集文献资料、对范围广泛的诗人和诗歌作品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在专业术语上坚持统一的做法以及理论上的诸多原创性，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其学术水准远胜于这一研究领域内任何已有的成果!可以说，对过去20年来中国内陆先锋诗歌的研究在近几年已经取得一些发展，但是，就个人学术著作而言，尚无能在深度、广度上与柯雷新著——《中国诗歌》相媲美的研究成果。
历史发展到今天，60年弹指一挥间，它已经为我们这一代人沉淀下很多东西，或许重新讨论“重写诗歌史”的时机已到。笔者认为，除了“要在更加准确、严格和更加广阔的'中国’视野下将海峡两岸的诗歌历史进行充分和有机的整合”之外，为揭示历史图景的深远和细微，国际性视野和方法的引入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以柯雷、奚密和贺麦晓、蓝诗玲等为代表的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为我们观察和思考当代先锋诗歌打开了另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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