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不是法国科学院院士的居里夫人
饶议科学 昨天
法国物理学家Hélène Langevin-Joliot 于2013年10月18日在北大
图中其家五位领过诺奖的四位（外祖父母和父母）
一 居里夫人：光荣背后的辛酸
作为杰出科学家，居里夫人有一般科学家所没有的社会影响。尤其因为是成功女性的先驱，她的典范激励了很多人。很多人在儿童时代就听到她的故事但得到的多是一个简化和不完整的印象。世人对居里夫人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其次女在1937年出版的传记《居里夫人》（Madame Curie）所影响。这本书美化了居里夫人的生活，把她一生所遇到的曲折都平淡地处理了。美国传记女作家苏珊·昆（Susan Quinn）花了七年时间，收集包括居里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没有公开的日记和传记资料。於1995年出版了一本新书：《玛丽亚· 居里：她的一生》（Maria Curie: A Life）,为她艰苦、辛酸和奋斗的生命历程描绘了一幅更详细和深入的图像。
生平
如果只看简历，很容易使人觉得玛丽亚·居里只是一帆风顺的成功科学家。
她于1867年11月在波兰华沙出生。有一兄三姊，父母亲都是教师。她15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中学毕业。其后当了几年家庭教师，于1891年到法团巴黎大学索邦分校（Sorbonne）接受大学教育，1894年毕业，获得数学和物理两张证书。1895年，她与任教于巴黎市工业物理和化学学院的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结婚，1897年秋长女伊伦（Irène）出生。
此前，她跟索邦的李普曼（Gabriel Lippman）做磁学研究，并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此时，为了博士学位论文作准备，她开始在皮埃尔的实验室进行新课题，皮埃尔也很快便加人了妻子的工作。
他们的实验笔记从1897年12月6日开始，到1898年2月17日记录了第一次观察到新的放射性元素钋（polonium）为止。经过几个月追踪和分析，他们在7月18日正式提交法国科学院宣读的报告中提出两个重要发现：一是元素钋、二是r放射性」（radioactivity）这个概念。钋的纯化和另一新元素镭的分离等现象的发现，对化学研究有很大刺激；而放射性研究，则是物质本质研究的突破性发现。1903年6月，居里夫人通过论文答辩，获颁物理科学博士。11月初居里夫妇获颁英国皇家学会的戴维奖章（Humphrey Davy Medal）；11月中旬更获悉与贝克勒尔（Henri Becquerel）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最高荣誉，以表彰他们对放射性现象的研究。1905年他们得次女伊芙（Eve）。1906年皮埃尔去世。1911年居里夫人获诺贝尔化学奖。表彰她发现钋和镭。1934年居里夫人去世。1935年她的长女伊伦和女婿的里奥·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获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科学发现，居里夫人在世时就知道了）。1937年次女出版的《居里夫人》，成为风靡全球的一本传记。
如果只以事业的成就来衡量。人们不难认为居里夫人一生十分幸福。她创了两个记录：同一家庭中得诺贝尔奖的人数最多，以及个人拿了两个诺贝尔奖。但事业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套入「才能、努力和机遇」的公式，否则个人独特的个性和遭遇就会被淹没了。读苏珊·昆的新书，我们可以看到居里夫人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她同样要面对许多常人会遇到的逆境，从中我们也能看见居里夫人的个性。
家庭生活
居里夫人的一生可以分作三个时期：婚前，结婚阶段，和皮埃尔去世以後。
玛丽亚幼年过着稳定的家庭生活，但童年并不太幸福。她母亲自1871年起就患肺结核，长期在外疗养，在她10岁时便去世，她的大姐则因伤寒也在这以前一年去世。她的父亲在她6岁时失去学校教职。只好把家变成寄宿学校招收学生，这对她的家庭生活有一定影响。当时波兰为俄国占领，规定教师只能用俄文上课。波兰老师不理禁令，平日仍用波兰文授课、照教波兰历史；当俄国督学来抽查时，才又改成俄语。像玛丽亚这类优秀学生，常在这种情况下被选派背诵俄文给检查人员听。这样的学校生活，增加了当时学生的精神负担。
中学毕业後，玛丽亚面临女子的抉择：嫁人还是发展自己的事业。她在当家庭教师时曾与其中一家的长子恋爱了几年。后来因男方的父亲嫌她家里经济状况不好而告吹，这事对她造成一定打击。
至於皮埃尔，则是她在大学毕业前一年经人介绍认识的。皮埃尔比她大9岁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但他们的结合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阶段，这不光是因为科研合作，更由於他们美满的家庭生活。他们常常举家渡假。即使在1898年夏天研究工作最吃紧的时候，也有好几个月离开实验室。在家，居里夫人管家务：她从结婚起便把家庭账目记在一个本子上；此外她还为两个女儿的成长做笔记。而最能反映这段婚姻的幸福的，是皮埃尔去世对居里夫人的打击。皮埃尔被马车撞死後，居里夫人有一年天天给他写发不出去的信！
皮埃尔去世后，长女正值学龄期，居里夫人组织了几位不满当时「重文轻理」教育体系的科学家；办了一所流动家庭学校，由家长轮流教授数、理、化等科目。这样坚持了两年。大约1910年左右。居里夫人开始与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Paul Langevin）相恋。郎之万是居里夫妇的朋友。以前是皮埃尔的学生。他当时已婚并有两个儿子，但婚姻很不愉快，妻子和岳家经常跟他吵闹，甚至动手厮打。玛丽亚与郎之万的爱情发展得很快，她并表示愿与郎之万共建新生活。可是，到了1911年，郎之万夫人截获了两人的信件并将之公开，法国舆论因此大哗，攻击玛丽亚拆散别人的美好家庭；说是女强人欺侮贤妻良母，外国女人破坏法国社会价值（在颂扬居里夫人时，她就不是波兰人而是法国人了）。整个事件闹得很厉害，郎之万甚至为此与人决斗。最後，郎之万回到妻子身边，而玛丽亚也就终身为居里夫人了。
社会的认可
虽然居里夫妇对科学有重要贡献，但法国科学界和社会却并不那麽接受他们。
皮埃尔从小性格孤僻，家庭不属［上流社会］，上的学校也不是顶尖的，所得教职只是在物理化学学院而不是邻近的名牌大学索邦。1898和1902年，皮埃尔两次争取索邦教职未成；1902年争取进人法国科学院未果。直到1905年才遂其愿。
至於居里夫人，则终身未能进人法国科学院。1910年她被提名进入科学院，瞬间成了全法国的争论中心：女性可不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大报小报、各派人士互有观点；科学院的表决成为大众注视的焦点。最终，她以28票对30票败给另一科学家。从此她未再参选。直至五十多年後。她的一个女学生才成为法国科学院第一位女院士。
居里夫人早年任教女子师范学校。一直到获得诺贝尔奖後都没有自己的实验室。皮埃尔死後，索邦将他的实验室（他自己是在得奖後才为索邦所接纳的）交给居里夫人。却没有把皮埃尔原有的教席头衔给她。
居里夫人两次获诺贝尔奖的过程也都十分曲折。1903年的奖，她没有被正式提名。当时的提名信是说皮埃尔·居里和贝克勒尔合作无间，所以应该一起获奖。事实上。皮埃尔一直讨厌贝克勒尔。他们从来没有合作过，贝克勒尔本人是单独工作的。一位瑞典数学家把提名信的内容告知皮埃尔。他因此给瑞典科学院写信，要求与居里夫人共同提名。但这并不能算作正式提名信。结果瑞典科学院只有用1902年一位法国医学科学院病理学家已稍为过期的提名顶替，居里夫人才因此成为三位得奖者之—。但是。瑞典科学院只请皮埃尔作学术报告，而没有请居里夫人。
居里夫妇在1903年得奖後。社会舆论始终把居里夫人放在从属地位，说她是丈夫的好助手，「他动脑」、「她动手」。其实二人之中，皮埃尔较喜欢动手，而居里夫人在理论性的学科思考上则较突出。在发现放射性元素的过程中，他们合作无间，各有贡献。但是，舆论界执意把居里夫人描绘成配角。有一家报纸在皮埃尔当选院士後。发表了一篇居里夫人「访问记」，称她为丈夫的成功而高兴，而且宣称女子的唯一心愿就是帮助丈夫工作。这个报导第二天就被居里夫人否认，她投信报社表示从未与该报任何人谈过话，也从未对任何人表达过所报导的意思。
居里夫人第二次得奖时正好遇上郎之万事件，法国报刊对他们的关系议论纷纷，但没有任何人能出示直接证据。1911年11月7日，路透社报导该年化学奖授予居里夫人。11月23日，郎之万夫人通过其兄在报上发表居里夫人给郎之万的情书。信件公开後，瑞典科学院著名物理化学家Svante A. Arrhenius竟然写信给居里夫人，要她给瑞典科学院发信表示不愿领奖。居里夫人为此受很大伤害，但她拒绝了强加於她的「辞呈」，并回覆阿氏：科学和个人生活没有关系，我将依我的信念行事。12月11日和12日。居里夫人到斯得哥尔摩领第二次诺贝尔奖，并作第一次诺贝尔报告。
从苏珊·昆的这本新书可以看到，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同样会遇到常人的烦恼，这些烦恼在公众人物身上更往往被放大。近年新出历史人物的传记加强了分析性，老式的「英雄」、「魔鬼」图谱被一一修改。其实，一个有血有肉、能被大众理解的人，有着超乎寻常的功业或劣迹，不是更容易引起思考吗？
接触过各种「英雄史」的人，常常发现在现实中找不到书中人物，一种反应是迷惘，另一种反应是失望。也许，历史人物并没有家有些「历史」书所载的那样生活过！
《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总第36期106-109页
二 居里一家与法国科学院
居里夫妇的科学成就,已经是历史公认了的。居里家族的科学传统延续至今已有四代。居里夫妇的长女艾伦妮和女婿佛雷德里克.约里澳-居里都是从事放射线研究,外孙皮埃尔.约里澳是生物物理学家, 外孙女海伦约里澳也是核物理学家,（海伦嫁了居里夫人的恋人物理学家郎之万的孙子）。第四代的阿伦约里澳90年代得生命科学的博士。这其中前面三代都已知是法国科学界的主要人士,如果用是否当选法国科学院士可以做一定程度的旁证的话：皮埃尔.居里是1905年当选,佛雷德里克.约里澳-居里是1942年入选,皮埃尔.约里澳是1982当选。虽然都是科学家，他们的境况却不同。尤其早期,居里夫妇为法国科学界的主流所接受和推崇的过程较慢。居里夫妇与法国科学院的关系,就是一个侧面的反映。
皮埃尔.居里出生于1859年,玛丽亚生于1867年。他们在1895年结婚,1897年底玛丽亚开始做博士论文,她的导师是索邦（巴黎大学一部）的李普曼,但玛丽亚是到皮埃尔的实验室做的实验,很快演化成了他们夫妇的合作。在几个月之内就发现了新的放射性元素。1903年他们得诺贝尔物理奖,1906年皮埃尔去世,1911年玛丽亚获化学奖,1934年她去世。次年他们的女儿女婿获奖。粗看上去他们一帆风顺。可是,皮埃尔第一次选法国科学院院士时落选,而玛丽亚则终生未进法国科学院。是否当选院士,自然对一位科学家来说是有荣誉和认可的问题。另外,当时的科学结构中,法国科学院还是科学交流和研究经费掌管的主要机构。这样对法国科学家来说,当选院士又有更多一些意义。比如,因为居里夫妇都不是院士,当他们的开创性发现在1898年出来是,他们的论文是由其他是院士的科学家在法国科学院代讲的。
居里夫妇被科学院拒之门外的原因有不同之处,皮埃尔从小就有性格孤僻的倾向。家庭不是彼时的“上流社会”,自己又不是擅长交往的人,上的学校也不是最时兴的,他得到的教职是在物理化学学院,而不是邻近的名牌索邦。事实上,他在1898年和1902年二度争取索邦的教职都被拒绝。1902年他第一次被提名竞选科学院士,也未成功。对此,他并非象有些描述的毫不在意,从他给朋友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是不高兴的。1905年,在他们发现放射性元素八年,得诺贝尔奖二年后,皮埃尔才入选法国科学院。而这时候的社会和科学界的一部分,想当然地把玛丽亚作为配角,甚至有报纸发表记者就皮埃尔当选院士的“访问记”,称她为丈夫的成功非常高兴,而她作为女子唯一的雄心作为女子唯一的雄心就是帮助丈夫工作。这个“访问记”第二天就被居里夫人投信否认：我没有与贵报任何人说过华,而且从未对任何人表达过那些意思。
1910年居里夫人被提名为下一年度的法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这一事件变成了全法国的争议：女性可否作为有成就的独立人物。这以前有二个例子显示当时女性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玛丽亚.居里在获诺贝尔奖时,根本没有人想起请她讲述自己的研究工作,而只是请皮埃尔讲;玛丽亚在得奖以后仍然只是在一所女子师范教书,而没有自己的实验室,直到皮埃尔死后,居里夫人才接过他在索邦的实验室,但没有他的教席头衔（皮埃尔是在得奖后才获索邦接纳）。这二件事是教育界、科学界“内部处理”的,反映当时“解冻”情况。而居里夫人参选法国科学院,成了更大的社会讨论的问题,小报大报、自由派、保守派、女权人士、教会等等,都发表意见,争论不休。居里夫人有著名科学家如数学家彭加勒等人的支持,但他们的声音也被淹没。通常,科学院士是由科学院投票决定的。科学院与文学院、政治学院等,又组成一个联合的名义上更大的机构。1911年1月这个更大的机构在科学院表决前,先开了一次会,出席的人数创纪录,最后,投票决定不赞成女性做院士。在社会和时代的“大环境”,以及彼时“学术界”那样的“小气候”下,当一月底科学院投票表决时,居里夫人以二十八票对另一位科学家的三十票而落选。居里夫人从此未再参选。同年底,她第二次获诺贝尔奖。五十一年以后,居里夫人的一个学生成为法国科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
居里夫妇表面上因不同原因不为法国本世纪初的权威机构所欢迎,实质上二个例子都有关键相同：对他们的判断都不是以科学为首要衡量标准,懂行的科学家的意见为社会和不同行的“学术界”所忽略。居里夫妇的朋友和同事,1926年诺贝尔奖得主让.佩林(Jean Perrin)以后积极参与了法国科学体系的改革,其中包括创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
2003年发表于《南方周末》
法国生物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Pierre Adrien Joliot-Curie 于2013年10月18日在北大
三 居里夫人只重事业不重家庭吗？
居里夫人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因为她的性别，对社会有特殊的意义：她是女性成功地开创自己事业的先驱。社会上，有好些人因为这个事实而加以演化、想象居里夫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是只重事业不重家庭的典范。在中国，这突出地表现在一句对女性的问话里：“做居里夫人，还是做贤妻良母？”
这句问话，有两个层面值得质疑。第一，它忽略了当代男性也要平衡事业与家庭二方面的事实。第二，这句问话的前提是断定了居里夫人是家庭的对立面，并强烈地暗示了家庭幸福与事业成功不可兼得。本文不讨论第一点，因为那容易成为争论。这里只想查一些史实，看看居里夫人是否真是不家庭的，她的事业成功是否要以家庭不幸为代价。
很多人是从给中、小学生看的故事书里认识居里夫人的。而这种故事书常有过分简化和理想化的问题，同时还有虚构的成份。这不光发生在故事传了很多版本以后的中国，就是英文故事书，也有同样的问题。美国一本故事书里就说：“玛丽亚小时候特别喜欢摆弄家里做实验用的试管、烧杯”。其实她家里从未有过实验用具。小时候虽然她读书优秀，但并不比她的兄、姐更突出。所以，了解居里夫人不能光靠故事书，而要以正规传记为依据。
我们可以看一下的简历：玛丽亚1867年生于当时在俄国占领下的波兰华沙，她的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小学教师。玛丽亚是他们第五个女儿，上有一兄四姐。她母亲早逝，父亲工作不稳定，家境清贫。几兄妹在学校的功课都不错，她的一兄一姐及她自己，中学毕业时都是第一名。玛丽亚毕业后做过几年家庭教师，部分原因是为了经济上支持一个姐姐在巴黎读医学院。在做家庭教师期间，曾与一家长子发生恋爱，因男方家长嫌弃女方家庭经济状况不好，虽玛丽亚尽力希望说服男青年，而此事终未成功，这对玛丽亚是个打击。等到做家教积够了钱，玛丽亚回家照顾了父亲一年，同时自学了好些功课，为去法国留学作好了准备。
1891年，24岁的玛丽亚来到巴黎，在索邦大学修了三年课，取得了数学和物理两个毕业证书。毕业前不久，经人介绍，玛丽亚认识了在邻近的高等物理化学学院任教的、比她大12岁的皮埃尔居里。1895年玛丽亚成为居里夫人。97年他们的长女爱蕊妮出生。玛丽亚在索邦大学开始做研究生，名义上的导师是索邦大学的李普曼，但是彼时彼地，研究生可以不在“导师”处做实验。97年底，玛丽亚开始在皮埃尔的实验室做论文研究。半年之内，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以后又发现“镭”。1903年居里夫人获博士学位，同年，居里夫妇与贝克勒尔因为发现放射性现象而共获诺贝尔物理奖。1906年，皮埃尔不幸被马车撞倒而去世。1911年居里夫人因为发现钋和镭两个新元素再次获诺贝尔化学奖。1934年居里夫人去世。1935年她的长女和女婿获诺贝尔化学奖。
从这个时间线索看，居里夫人事业成功的时候正是她的家庭生活最幸福的时期。这里需要说明，她的两个诺贝尔奖实际上都是奖励她早期同一批工作：只是物理奖以发现放射性为理由，而化学奖以发现新元素为理由。所以1911年奖的关键还是他们夫妇以前的合作。从1895年结婚到1906年皮埃尔去世这一段时间，对居里夫人来说是她家庭生活最好的时期，因为相比起来，她幼年有接连失去大姐和母亲的痛苦，青年有恋爱挫折，以后丈夫去世、再恋有妇之夫不成等经历。而她家庭生活最幸福的时期与她事业最成功的时期是完全重合的。所以，把居里夫人的家庭和事业对立起来在时间上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虽然皮埃尔的父亲长期帮助居里夫妇的家庭，居里夫人本人对家庭也有很大的贡献。如：两个女儿在幼年时期，晚上都是由居里夫人照料的。她还长期给两个女儿记日记。大女儿学龄期，居里夫人邀了一群不满当时重文轻理教育制度的朋友，一起给他们自己的子女开课，坚持了两年。从结婚起，居里夫人置了一本记帐簿，把全家的帐目一直记到她自己去世前。
居里夫人虽然致力于科学事业，但她也非常注意休息和家庭生活。据统计，一年里头，她大约有七、八个晚上是和家人在音乐会或剧场中度过的。她爱骑自行车与朋友、家人郊游，喜欢游泳和爬山（直到晚年，还常去深水游泳）有一次居里夫人刚病愈就带着两个女儿同爱因斯坦和他的儿子一起到瑞士东部的昂加地纳爬山旅行。她还常举家度假。实际上，她们夫妇中，皮埃尔是性格较孤独的一个。他常在度假中回巴黎的实验室去看看。他们俩为工作时间也有争吵。皮埃尔去世的早上，他们就吵过：玛丽亚要皮埃尔跟家里人一起出去玩，不要去实验室，而皮埃尔不肯，还是去了。这个争吵就成了他们的诀别，居里夫人为此后悔不已。
居里夫人以后也有对家庭照顾不周的时候，这却都是在“功成名就”以后。其中因素不少：皮埃尔去世对她的打击（她有一年天天给他写寄不出去的信），再恋恋人不能有圆满结局并造成社会非议，...等等。但是，却很难说事业是影响家庭的主要或重要因素，因为那时她的事业已经不需要费她太多时间和精力了。
总结这些史实，不能得出居里夫人是把家庭和事业对立起来的结论。所以，如果世人要为追逐名利而不顾家庭找借口，用居里夫人作挡箭牌并不合适，甚至有欠公平。当然,本文虽然是以居里夫人的史料为讨论基础，但并不是特别针对女性的。实际上，现代社会，男女有同等机会面对家庭和事业的关系问题。
四 珍稀品种：杰出女科学家
贾宝余 饶毅[1]
一百多年来，女性的社会地位不能说没有改善。但是，她们在科学界的状况可以乐观吗？
因为居里夫人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使世人趋向于高估女性在科学界的地位，低估了女性在科学界面临的困境。事实上，虽然居里夫人一百年前就获得诺贝尔奖，但全世界迄今女性只有12人获13次诺贝尔科学奖。居里夫人一人获得两次（1903年的物理奖、1911年的化学奖），她女儿获1935年的化学奖。而全世界其他女性仅获一次物理奖（德裔美国物理学家迈耶Maria Goeppert Mayer，1963）、一次化学奖（英国化学家霍奇金Dorothy Crowfoot Hodgkin，1964）。其后迄今近半个世纪，女性获10次科学奖皆在生理医学。
1963年至今，女性没有问津诺贝尔物理奖，1964年至今女性未再获化学奖。自然提醒人们：这些现象是否反映在物理和化学界女性的境遇有待较大改善？
女性在20世纪大量接触科学、进入科学界。女性在科学界做出了重大贡献，除13位诺贝尔奖得主外，数学的Emmy Noether、物理的Lisa Meisner和吴健雄、生物的Rosalind Franklin都有杰出的贡献。但是，虽然很多专业大学本科生男女数量相似，研究生常常也接近，但是越到后来女性越少。国外到助理教授时，女性比例出现低于男性的现象，国内外科学界正教授女性常常明显少于男性。而女性仅占诺贝尔获奖总数的2%。1999年的统计数据[1]，美国国家科学院女性占6.2%，日本学士院0.8%，英国皇家学会3.6%，瑞典皇家科学院5.5%，土耳其科学院14.6%，荷兰艺术与科学院0.4%。2007年[2]，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女院士不到5.5%。与此同时，科学界的组织领导职位仍以男性占绝大多数。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还是德国马普学会，都很少女性研究所所长。
在浩瀚的科学史上，本文撷取几个与诺贝尔奖有关联的女科学家，从科学上成功的女科学家之历程，看她们的异同、做科学的动力，也涉及家庭和事业的关系。希望本文能起激励华裔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突破女性在科学界发展的社会藩篱。
单身女性，情有独钟
1902年6月16日出生的巴巴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是遗传学家。1983年她81岁时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肯定她30多年前发现的基因跳跃现象（转座子）。
麦克林托克是由好奇心驱动而从事科学研究的典型。
终生致力于研究艺术创造原动力的精神分析学家菲利斯·格里纳克认为，巨大的才能或天才之花的必要条件是：在幼儿中发展“对世界的强烈爱好。”幼年时代的麦克林托克有类似特质。她常对独特的事物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她对科学的热爱达到入迷的程度。她自述，在孩提时代，没有感到需要和任何人有感情上亲密的必要。自然世界成了她智力和感情活力的主要中心。通过阅读自然教课书，她获得了其他人从个人的亲密交往中所得到的某种了解和满足。青春期过后，她越来越明显有冲动要干“那种姑娘们不该干的事情”。对体育的爱好让路给对知识的爱好。“我喜爱知识，”她回忆道。“我爱知道各种事物。”在高中，她发现了科学。解答科学难题开始使她滋长着一种快乐。“我解答问题的方法常出乎教师的意料之外……我请求教师，'请允许我……看我能不能找到标准答案，’而我找到了。那真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啊，寻找答案的整个过程就是一种纯粹的快乐。”[3]虽然她的母亲不支持她上大学，怕她嫁不出去，她坚持己见，其后也得到复员回家的父亲的支持。而她一生从来没有要结婚的感觉。
麦克林托克在大学期间的一些经历进一步激励、诱发了她的好奇心。1919年，麦克林托克入读康乃尔大学农学院。1921年秋，她上大学三年级的期中，选修了一门唯一向本科生开放的、她认为特别兴奋的研究生课程《遗传学》。当时很少同学感兴趣遗传学，他们大多热衷于农业学，并以此顺利就业。但麦克林托克却对遗传课很有兴趣，引起了主讲教师赫丘逊（CB Hutchuson）的注意。课程结束后，赫丘逊打电话给她说，我们还有专为研究生开设的其它遗传学课程，你要不要来选修。她知道作为一个学生，不仅自己感兴趣，老师也开始欣赏她了。老师的邀请进一步强化了她的兴趣。麦克林托克欣然接受了邀请，从此就非正式地获得了研究生的身份，并踏上遗传研究的道路。在大学三年级末，就完全走上了成为一个职业科学家的道路。[4]后来，她在康奈尔大学植物学系注册正式为研究生，主修细胞学，副修遗传学和动物学。细胞学的染色体和遗传学的交叉研究就成为她研究的方向。
获得博士学位后，麦克林托克在康内尔大学农学院的试验地里种下第一畦玉米，开始进行基因研究。她没和人结婚，但是和玉米是终身相守。她用玉米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她42岁时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此后她经过对玉米进行交配实验和实地观察，发现了“转座基因”。基因在染色体上作线性排列，基因与基因之间的距离非常稳定。常规的交换和重组只发生在等位基因之间，并不扰乱这种距离。在显微镜下可见的、发生频率非常稀少的染色体倒位和相互易位等畸变才会改变基因的位置。可是，麦克林托克发现单个的基因会跳起舞来：从染色体的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甚至从一条染色体跳到另一条染色体上。麦克林托克称这种能跳动的基因为“转座因子”（目前通称“转座子”，transposon）。20世纪50年代她把这个发现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认为转座是基因表达的主要调控机理之一。当时的科学界没有接受她的理论，对转座现象的重要性也没有很快意识到。有人嘲笑“她一定是发疯了”。在遭受冷遇的30多年时间里，她虽然为人们不接受她的理论而不高兴，并在1951年后她拒绝在工作单位冷泉港实验室作学术报告，但是她继续开展自己的研究。[5]当动物中也发现转座现象后，科学界认可了她对DNA跳跃现象的发现，虽然她的基因表达调控理论不重要、也没有普遍意义。
麦克林托克“对生物的钟情”是她创造力的主要源泉。驱动她一生在生物学世界孜孜以求的主要力量，是她对自然科学、生命世界的巨大好奇心。她曾说过，“重要的是培养一种能力去发现一个异乎寻常的籽粒并使它可以被理解”，“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格，那必定有个原因，你就得查明这是怎么回事”。
“做科学与做母亲可二者兼得”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12位女科学家中，有几位终身未婚（麦克林托克、萝莎琳·雅洛、乐薇·芒塔琪妮），还有长期单身的。有的是性格所致，有的是因为女科学家受家庭和社会压力，难以兼顾家庭和事业。用一位女生物学家的话说“（对女科学家来说）婚姻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事情。你若要献身于科学，那么你就要伪装起来，不能正常地装束打扮……你不能结婚；你不能有孩子。”[6]
但这并不是做杰出女科学家的必要牺牲。居里夫人对家庭非常照顾。她结婚后一直给家里记账，为了长女的教育，她和朋友给一群小孩开了两年的课。她也讲究休闲。
科学与家庭不是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关系。J·R·科尔和H·朱克曼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发现，“对大多数妇女而言，科学与做母亲可二者兼得。” 居里夫人、迈耶、霍奇金的故事表明，科学研究与婚姻家庭呈互补关系，而且科学文化、科学精神可以在一个家族内部传承，形成科学家家族。有趣的是，获物理学和化学奖的4个女性科学家，都有科学家族。
马丽亚·居里（Marie Curie，1867-1934）是物理学家兼化学家。居里夫人的故事广为人知。但是通常是少年儿童版。她最早的流行传记是次女写的，一些艰难的、当时认为不利于科学家形象的材料给省略了，而有些特殊情况，当时没有看清，事后才清楚。居里夫人在巴黎的索邦念研究生第一年（1897到1898）非常有运气。这年她的研究奠定了自己两度诺贝尔奖，而且还生了一个三十年后会获诺贝尔奖的长女。有这样运气的人，世上不多见。她的课题是步发现X射线的伦琴和发现放射性现象的贝克勒尔后尘。居里夫人开始并没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课题原创性不高。她到丈夫皮埃尔所在的巴黎市立工业物理和化学学院，拿到片子在全校找可以有放射性的材料。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了钋和镭的原材料。她和皮埃尔两人的共同实验记录从1897年12月6号开始，到1898年2月17号就发现了钋的原材料。时间跨度一共只有两个月。1898年7月18号，居里夫妇的工作正式在法国科学院宣读，发现了钋，提出了放射性的概念。1903年，她获索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7月中旬，得知他们夫妇俩和贝克勒尔因为放射性而获当年诺贝尔物理奖。
居里夫人在研究生期间特别顺利，但她的一生却颇坎坷。她第一个恋人（Kazimierz Zorawski）的家长嫌她家穷不许他们结婚（她等待不成后去巴黎，他以后成为波兰著名数学家，一生后悔自己听了家长的话）。1903年诺贝尔颁奖时只请了皮埃尔演讲，没请居里夫人。1905年，皮埃尔出车祸去世对居里夫人是很大的打击，她曾有一年每天给去世的丈夫发寄不出去的信。1911年，居里夫人因发现元素镭和钋而获诺贝尔化学奖。但是，同年她和物理学家朗之万的恋情被曝光，化学奖委员会主席建议她写信表示“自愿”不领奖。她虽然坚持领奖，但其后因抑郁症，领奖后没有回法国而是到英国朋友家休养了约一年。1934年67岁的居里夫人去世逝于长期无防护地接触放射性物质导致的白血病。1935年她的长女爱琳和女婿获奖，爱琳先和外祖母一样患结核、59岁和母亲一样逝于白血病。居里夫人的次女伊婺是钢琴家、记者。1937年伊婺出版《居里夫人》一书，她丈夫曾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和她父母、姐姐、姐夫不同，她到2007年以102高龄去世。居里的科学家族通过长女的后代延续至今：外孙女Hélène Langevin-Joliot是物理学家（而且和朗之万的孙子结婚）、外孙Pierre Joliot是生化学家。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玛丽亚·苟帕·迈耶（Maria Goeppert Mayer）是德裔美国物理学家，她父亲是德国哥廷根的教授，她是家族第七代教授，她父亲从来不愿她做家庭妇女。哥廷根大学在20世纪初数学和物理都非常好，座右铭是哥廷根外无生活。玛丽亚·苟帕聪明、漂亮，从小在教授堆里长大，邻居里有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她的大学和研究生都在哥廷根，起初喜欢数学后来转成理论物理。她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有三个诺贝尔奖得主。1930年获博士，并和美国人迈耶结婚后到美国定居。丈夫在大学做教授、系主任，而她三十年没有正规教职，只能兼职。但她喜欢科学，长期坚持研究，她说，“我工作多年，没有丝毫报酬，只是为了研究物理学时有着无穷的乐趣”[7]。她和多位教授合作，最初包括丈夫迈耶。四十年代她与德国物理学家汉斯·詹森等分别提出“核壳层结构”的解释，她写好文章以后，听说詹森等也有文章，要求编辑等詹森的文章到一道发表。其后，她和詹森联系，继续合作，1955年共同出版“核壳层结构基本理论”一书。1963年他们共同获奖。
英国科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朶萝西·霍奇金（Dorothy Crowfoot Hodgkin）患有类风湿关节炎，手足受严重影响。她凭着毅力，克服了病痛的折磨。1964年，她因解开青霉素和维生素B12的结构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她对中国很好，她自己是第一个解胰岛素结晶的专家，但是当她看到中国的研究结果后，向世界上热情介绍中国科学家的工作，说中国的胰岛素结晶是最漂亮的结晶，分辨率比她的还要高。霍奇金也和科学家族有关：丈夫家多年有很多科学家。祖先Thomas Hodgkin（1798-1866）于1832年发现何杰金氏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在她本人得化学奖奖的1964年前后几年内，家族还有两个获奖者：1963年获生理奖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Alan Hodgkin是她丈夫的堂兄弟，1966年获医学奖的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教授劳斯(Peyton Rous)是Alan Hodgkin的岳父。他们家族现在还有科学家：Alan Hodgkin的儿子Jonathan Hodgkin是剑桥大学研究线虫的发育生物学家。朶萝西·霍奇金不仅热爱科学，而且关心公益，政治左派，丈夫和老师都曾为英国共产党党员，而她也到越南抗议美国，并曾十多年担任国际科学家反战组织Pugwash的主席。
家庭对于这些女科学家不是累赘，而可以并存，或相得益彰。
合作的伙伴和友好的环境
女科学家和夫妻关系以外的科学家合作不如男科学家常见。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历史上男子相对长期习惯形成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在科学家年富力强的时期，男女之间易于碰撞出感情的火花，科研合作关系和情爱关系之间的尺度有时难以把握，对科学合作关系的影响有时是正性、有时是负性。
犹太裔英国科学家萝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孤军奋战，而与她竞争的沃森和克里克却紧密合作。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这篇简短的文章从开头、结尾和致谢总共不到一页。但这篇划时代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意思是说，我们在做这项研究的时候，对富兰克林的研究成果只是模糊地知道一点。这句话是一个谎言，因为沃森和克里克对富兰克林的成果不是模糊的知道，而是知道的很清楚。
富兰克林1921年生于伦敦，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专业是物理化学。1945年，当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法国学习X射线衍射技术。此时，人们已经知道脱氧核糖核酸(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是对于DNA的结构，以及它的机制还不甚了解。就在这时，富兰克林加入了研究DNA结构的行列，1951年，富兰克林受剑桥大学国王学院John Randall之聘任，与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共同进行DNA的X-光分析。富兰克林以前研究煤和其它无机物的机构，回英国后做DNA是分派的工作，并不完全清楚DNA的重要性。
富兰克林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成功地拍摄了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她也知道碱基在里面，磷酸在外面。1954年因为发现蛋白质α螺旋结构而获诺贝尔奖的Linus Pauling，曾在1953年提出一个DNA核酸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Pauling错误地认为DNA是三螺旋结构，而且碱基是在外面。沃森和克里克也曾犯同样的错误，但他们和富兰克林讨论时，富兰克林纠正了碱基在外的错误。如果她不指出碱基在内，沃森和克里克就缺乏提出碱基配对的一个非常重要基础。富兰克林后来在伦敦伯贝克学院的合作伙伴克卢格（198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看了她的笔记和论文打字稿，证明她独立提出DNA双螺旋结构。但是她没有提出碱基配对。
1962年，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富兰克林已经在4年前因为卵巢癌而与世长辞。“如果她还活着或者诺贝尔奖早些授予双螺旋的话，获奖名单将不是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而是克里克、富兰克林和沃森”。[8]这是很多人的共识。美国作家Anne Sayre 于1975年出版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和DNA》一书中，全面记述了富兰克林的科学成就。
富兰克林是被人叫去做DNA结构，她没有意识到DNA的重要性，她对解DNA结构的兴趣是有的，是因为工作要好好做。而沃森知道DNA的重要性，当时老想着做了可以拿诺贝尔奖。富兰克林工作环境对她很不友好，她也没有平等的合作者，而沃森和克里克有非常紧密的合作。
诺奖对科学发现的眷顾，时间常常难预计。有人在做出成果的次年就被授予诺奖，而有人等了30甚至40年才被授予诺奖——如果科学家活得足够长，直到诺贝尔奖评委醒过来。麦克林托克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而富兰克林是一个反例。“长寿是坚守的一种形式，对于诺贝尔奖来说，它就象别的因素一样必需”[9]。另外一方面，诺贝尔奖只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不是莎琳德·富兰克林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作为科学家的女性
19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两次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潮。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是在20世纪的60-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挑战了传统分工。原有的分工让男性控制所有的公共领域——工作、运动、战争、政府，有时使女性成为家庭中没有报酬的工人。女性要求享有人的完整权利，挑战男女不平等关系，挑战造成女性无自主性、附属性和屈居次要地位的权力结构、法律和习俗[10]。20世纪后半叶, 女权主义思潮从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向文化界、学术界弥漫, 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女权主义也从寻找“女性在科学中相对缺席现象”的原因为起点, 对科学活动中的性别偏见进行了深入的批判。[11]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科学界的女性数量递增，有人崭露头角。但女科学家在迈向科学之巅的征途上，仍面临艰难险阻。在20世纪上半叶，首要的险阻是女性应固守在家庭支持男人事业的观念。幸运的是，居里、迈耶、霍奇金和富兰克林都有较为开明的父母。家庭环境为她们在科学界的脱颖而出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在科学女性们谈婚论嫁的年龄，有人选择了婚姻，有人选择了终身以科学为伴。迈入婚姻殿堂的科学女性，有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顾家庭方面；也有人同丈夫进行科学合作。迄今为止，夫妻携手共同摘取诺贝尔奖的例子至少有三个：居里和居里夫人、约里奥-居里夫妇、科里夫妇（Gerty and Carl Cori）。
制约女性科学家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工作场所、环境及制度。在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教育和科研机构对女性的入学、工作都有性别限制，对女性予以平等对待甚至优厚待遇的机构就更少。“自由、平等和不拘礼节的交流，都是一个好场所的财富”[12]，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六位女性中，四位科学家与纽约的汉特学院或者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有关。埃里昂和雅洛是汉特大学的毕业生，捷克裔的科里夫人和意大利人蒙塔尔西尼的获奖研究都在美国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做出。居里夫人一家创了诺贝尔奖记录，科里夫人与她丈夫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实验室，一共培养了8位诺贝尔奖得主，可能创了实验室记录。著名女科学家如此不随机的分布，也许说明有一些场所的差别。
哈佛前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曾把女性在科学领域成功的几率比男子低的原因归咎于男女先天的性别差异，“尽管人们更愿意相信男女表现上的不同取决于社会因素，但是，我觉得这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尽管他陈述的是自己的个人观点，但他以哈佛校长的身份参与到一场历时已久的话题、以经济学家的方式抛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因而受到广泛关注，是他最后逼迫辞职的原因之一。男女先天性别差异是否导致在他们才能不同，是不容易明确解答的科学问题。它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开原因和结果。对女性不平等对待、缺少机遇、缺少支持体系，使女性难以获得男性的平等机会。，在社会因素不能排除以前，谈自然因素，引起人们怀疑是否故意延续歧视女性的传统。
另外，也可以听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耶洛在斯德哥尔摩宴会的演讲，她说，“我们不可能期待在短期的未来，所有追求的女性都将获得平等的机会。但是如果女性开始向这个目标努力，我们必须相信自己，否则其他人不会相信我们。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渴望与我们获得成功的能力、勇气与决心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懂得，使那些后来的女性的道路宽松一些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我们去解决困扰我们的许多问题，这个世界就不会承受人类一半智力的损失。”[13]
我们希望本文说明著名女科学家和男科学家一样，不是刻板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她们有着各异的背景和生活，有科学才能、有一定机遇、遇到和克服了不同的问题，在科学上作出了影响人类的工作。
我们祝愿更多热爱科学的女性，突破现实中不尽人意的限制和不便，以敏锐的触角探索世界万象，使科学之花结出更多的芳香之果。
作者：贾宝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在职研究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宣传部干事。饶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本文2009年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