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簡牘選粹【西北漢簡】 / 四六文摘

西北漢簡一百年

張德芳

在造紙術發明之前，世界各文明古國就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文字傳承和文明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埃及人用紙草，兩河流域用泥版，印度人用貝葉，中國人則用竹木簡牘。我們今天看到的最早的甲骨文、金文，前者用於王室的占卜，後者則主要鐫刻在銅器上。而簡牘文書，在我國歷史上曾有過多次重要發現，但年湮代久，未曾把實物保存下來。直到上個世紀初，隨著樓蘭、尼雅漢晉文書和敦煌漢塞簡牘文書的發現，才使我們對竹木簡牘的形制、規格、樣式和文字内容有了直觀的了解。

一個世紀以來，包括北京、内蒙古、河北、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廣西、廣東、山東、江蘇、江西、陜西、甘肅、青海、新疆在内的十七個省、區、市都曾發現了不同時代的簡牘和帛書。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嶽麓書院和浙江大學等文博部門和大專院校還有數量不等的收藏，其總數超過廿六萬件。簡上書寫的文字除漢文外，還有佉盧文、婆羅迷文、粟特文和後來的吐蕃文等等。簡牘内容除了一百多部典籍文獻外，還有大量的社會經濟文書。名稱分别爲楚簡、秦簡、漢簡、吳簡、晉簡等以及前述各時代的出土帛書。

西北地區地處祖國邊疆，是秦皇漢武建立過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絲綢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個世紀以來在甘肅、新疆發現的大量漢代簡牘真實而生動地記載了這一歷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漢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資料，並深刻地影響了一個世紀以來的學術研究。

兩千年間，中國的歷史文化得以保存，竹木簡牘作爲書寫材料和文字載體承擔了這一歷史重任。

簡牘的使用年代在古書裏很早就有記載。《尚書·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甲骨文中的“冊”就是簡牘用兩道編繩聯起來的形式，而“典”則是雙手奉冊之形。殷革夏命，是在公元前十七世紀。如果這個記載無誤，那麽早在公元前十七世紀，竹木簡牘就已作爲文字的載體進入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這個過程經歷了多長時間？上世紀初在樓蘭、尼雅出土的魏晉文書中，除了木簡外，還有大量紙文書。學術界一般認爲，這一現象說明紙張和木簡正處在相互交替的過程之中，後者已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如此看來，從公元前十七世紀到公元四世紀的兩千多年間，是簡牘時代。兩千年間，中國的歷史文化得以保存，中國的古代典籍得以傳世，中華民族的智慧和知識得以繼承弘揚，是竹木簡牘作爲書寫材料和文字載體承擔了這一歷史重任。

當然，甲骨、縑帛、金、石、玉、磚、瓦、陶、璽印、封泥、錢幣等等，也都附著了大量文字信息，但它們一般都用於一些特殊的場合。只有簡牘，才兼具取材方便、制作簡易、書寫適宜、傳遞便捷、保存長久等特點，因而成爲華夏民族找到的最適合的書寫材料。

正如中國古代用於日常交往的文字不是寫在甲骨銅器上，而是寫在竹木簡牘上一樣，古埃及用於社會生活的文字也不是寫在建築物的墻壁上，而是寫在紙草上。正是這種紙草和留存後世的遺跡遺物承載了幾千年的埃及文明。紙莎草是尼羅河兩岸的特有植物，剝了皮，切成木簡一樣寬窄的纖維，橫擺一層、竪擺一層，強力擠壓粘合，再浸泡去糖，然後從水裏取出曬乾，就可以用來寫字。埃及人就地取材，找到了這種適合自己的書寫材料。公元前三世紀，托勒密一世在亞力山大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其中收藏的七十多萬件卷軸書籍就是用紙草寫成的。當時許多著名的科學家、哲學家、思想家和藝術家都曾來這裏讀書、研究、講學，成就了他們科學事業的輝煌。而亞歷山大圖書館和那些用紙草制作的書籍，就成了古代世界智慧的寶藏和文明的燈塔。

現在戰火烽飛，硝煙彌漫的兩河流域，在古代卻有著無與倫比的燦爛和輝煌。從公元前3200年起，先後出現過蘇美爾王國、阿卡德王國、烏爾第三王朝、巴比倫王朝、亞述帝國等等。他們發明的文字叫楔形文字，文字的載體就是泥板。用削尖了的蘆葦把文字刻在泥板上，再把泥板曬乾或燒乾。這種文字看上去像木頭楔子，所以叫楔形文字。以1851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正式宣布貝希斯敦銘文釋讀成功爲標誌，楔形文字釋讀成功。其中阿卡德文的釋讀開啟了“亞述學”的大門，古波斯文的釋讀叩響了伊朗學的大門。截至目前，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收藏了大約26萬塊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磚，承載了兩河流域和波斯高原的古老文化。

古代印度婆羅門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經典是用梵文寫在貝葉上的。貝葉是一種叫貝多羅樹的樹葉。這種樹屬棕櫚科喬木，盛產於印度、緬甸、錫蘭、馬來群島及熱帶非洲。樹葉呈扇狀，葉面平滑堅實，可書寫經文。人稱貝葉或貝多羅葉。《大唐西域記》卷十一就有“（恭建那補羅國）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采用”的記載。用貝葉書寫的佛經在我國和世界各大寺廟和圖書館都不難見到。

總之，文字是人類文明傳承的主要形態，而文字的載體則在各民族各地區因時而宜、因地而宜。華夏族選擇了竹木簡牘，它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綿延不絕。

懸泉

懸泉 1

22.7cm×0.7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