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楠：伯希和的三次中国之行与早期汉学研究
编辑按：本文原载《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十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因字数限制，微信版删去提要和注释，引用请参考原书。
伯希和的三次中国之行与早期汉学研究
王 楠
伯希和的汉学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则让这一点尤为凸显，我们已经无法剥离他的学术行为和成果来看待今天的国学研究。从他的那个时代开始，中西方学术双向交流互相抵达了对方的口岸。跨文化的学术交流看似伴随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而推进，但实质是各国学术自主性发展的结果。
伯希和二十世纪初的西域之行是近代西方各国中亚、西域探险的华章，这赋予了伯希和更多的传奇色彩。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他是汉学天才，深谙国学奥理，手执的敦煌写卷吸引一流学者们趋之若鹜；对西方来说，他是知行合一的大师，在异域获取中世纪宝藏，是西域历史语言学、蒙古学、突厥学、中国三夷教研究、档案史料学的开启者或者方法实践者。但另一方面，探险传奇并非学术研究本身，哄动一时的敦煌文物已然成为历史资料的一部分进入到研究序列，伯希和的学术成果也逐一从被采用到被超越。如今返观近代学术史，需要检讨的是我们对二十世纪初西方汉学界突发性事件和明星式人物的认知缺少了较长时段的整体性考量和学术血缘的梳理。对伯希和西域探险行前的经历和早期汉学研究的挖掘使我们看到他并非西方汉学界的独秀孤峰，他的学术成就是以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汉学成果为背景和奥援而取得的。笔者试图将伯希和的学术经历放在当时西方汉学界传承序列中加以考察，把他的惊人成就与前辈学者的滋养联系起来，还原一个杰出汉学家的真实成长史。
伯希和步入学术殿堂，我们所知始于《法国远东学院通讯》（BEFBO）的“行政事务档案”一栏记录，即1899年8月15日东方语言学院毕业生伯希和被擢拔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La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Indochine）公费寄宿生。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设于越南西贡，即是法国远东学院（l'Ecole Française d'Extrème-Orient）的前身，1900年1月20日正式更名，校址于1902年3月10日迁往河内。1899年10月22日伯希和从法国马赛登上大洋洲号，11月17日到达西贡。此后，他完成西域考察之行（1906年6月15日—1908年12月12日），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献和文物，踏勘了丝绸之路的许多重要遗址，测绘地图，拍摄图片，成果之丰，令世界瞩目。虽有德国学者所编的论著目录，但是如果不能对于1899年至1908年间伯希和学术经历加以仔细梳理，恐怕难以得到真确的结论。本文分为三个小节，从事功到问学，逐一展示伯希和的早期学术人生。
一、伯希和三次中国之行
伯希和在那次最重要的西域考察之行（1906年6月15日—1908年12月12日）以前，曾三次受法国远东学院的派遣取道中国内陆，目的简括为精进中文、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最重要的是为法国远东学院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扩充藏品，尽可能地收集中国的文物和书籍。
伯希和第一次中国之行（1900年2月—1901年1月）
1900年1月5日，伯希和从越南西贡出发，30日到达顺化，任务是清点越南皇室和内阁图书馆的中文与安南语书籍，并得到官方许可，抄写副本提供给远东学院。1900年2月15日，学院院长路易·费诺（Louis Finot）派伯希和前往北京，希望他提高中文水平。这是伯希和第一次中国之行。
《北京日记1899—1901》（Carnet de Pékin 1899-1901）是伯希和的学生韩百诗（Louis Hambis）和法兰西学院图书馆馆员Duverdier根据法兰西学院收藏的伯希和笔记整理出版的。这份笔记一直与他的其他著作手稿、札记放置一处，在他身后陆续刊出。日记起于1899年8月15日至1901年6月21日止，包括了前两次的行程。入华路线是从河内到海南，再转经香港到上海，入住密采里饭店（Hôtel des Colonies）。日记中曾写道他去了上海美华书馆（Presbyterian Mission，商务印书馆的前身）和别发书局（Kelly & Walsh），又在法租界徐家汇结识了一些知名教士和三个环游世界的旅行者。随后，他经烟台、天津，3月29日抵达北京，4月24日转道天津返回。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伯希和及其同行者正在长辛店一带。此后伯希和的北京日记就成了义和团运动亲历记，记载了对峙各方的官私消息进展。其中两个人物值得关注。
其一，澜国公载澜。《日记》云：“（澜国公）是端王的兄弟（澜国公名载澜，端王名载漪）。端王始终支持义和团的行动，包围使馆、驱逐外国人。”几年之后，确切地说是1907年10月，伯希和在乌鲁木齐新疆布政使王树枏的府第与载澜重逢，却从仇敌变为了朋友。伯希和在《高地亚洲三年记》中说道：“最后，特别是澜国公，这位已故光绪皇帝的堂兄、1900年义和团运动主谋端亲王之弟就在那里。我们曾在1900年开战，但时间终平息了这诸多事端。1901年的外交议定书判定澜国公终身流放，如今他在这里忙于摄影，我们以数杯香槟牢固我们的友谊，但他并不是一个令人难分难舍的朋友……最后一次会面时，澜国公伤感地对我说：'你们要走了，我却得留下来。’我想不应该对他重提当时，我们别无所求地要离开，他却迫使我们留下。”有趣的是载澜因为能与伯希和叙旧，与探险队摄影师努埃特（Charles Nouette）交流照相技术，所以对他们这一行人十分眷恋。当伯希和到达敦煌，并向载澜报告他的探险收获时，载澜回信再次流露出这样的感情。
其二，联芳，京师同文馆出身，1878年驻法公使郭嵩焘的法文翻译官，后任李鸿章幕僚，曾参与《辛丑条约》的谈判，任外务部右侍郎。翻译过《星轺指掌》、《公法会通》。伯希和在《北京日记》一个注释中提到：“联芳，总理衙门秘书，他的法文比弗朗西·维埃雷-格里芬（Francis Viélé-Griffin）还要好。”
虽然购买的书籍大半毁于兵火，但这次旅行让伯希和收获了一枚由俄国皇家授予的圣安娜骑士勋章。正如《法国远东学院通讯》所说：“伯希和前往北京，他的研究被突如其来的暴动阻断，在驻华欧洲租界里的生活也面临巨大危险。据法国驻华公使的报告，伯希和表现英勇冷静，被法国政府授予最高荣誉。伯希和此行购买了大量中文文献，涉及印度支那、印度群岛及与中国毗邻的日本的资料，不幸的是，这些书在1900年7月13日晚大多烧毁于法国驻华公使馆内的翻译生Henri Flisch家中。租界解围之后，伯希和为本校挽救了一些书画和古籍。其中三十幅明景泰五年（1454）画作，四幅宋画，一卷乾隆手抄的《妙法莲华经》和两册《永乐大典》（《永乐大典》这部明代百科全书手抄本，因藏于与使馆毗邻的翰林院，亦遭兵燹，大部亡于义和团之乱的火灾中）。总之，伯希和在丰富学院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方面作出巨大贡献。”
伯希和第二次中国之行（1901年2月至6月底）
1901年2月6日，公费生伯希和被任命为法国远东学院教师。《通讯》称，自伯希和担任中文教师以来，由于各方亟需加强对中国的了解，所以他的教学在愈发不可或缺。同年，2月15日，学院派遣他再次前往北中国，并拨款八千法郎用来为学院图书馆和博物馆购置核心藏书和藏品，即中国的器物、书画、写本和刻本。
此行与第一次类似，伯希和在《北京日记1899—1901》中记录了与各驻华使团的政治人物会晤颇多。购书方面，《法国远东学院通讯》胪列如下：此次伯希和携带回十八世纪印行的京版藏文文献《甘珠尔》和《丹珠尔》共350札和另一种108札的《甘珠尔》，以及大量多语言文献，包括藏文、蒙文、满文和中文。《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初印本，共648函，每函约6至8本（或卷）。一部《道藏》，惜残。一套拓片和博古图谱。大量精美的中文常备书，主要关涉中国的历史地理。“这样我们的'科学工作室’（如用塞纳先生的表述）就为安南、中国和中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中文书籍中对伯希和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古逸丛书》4函共49册，约为三十元。
藏品则量少质佳。首先是陶瓷，有康熙五彩和乾隆时期的瓷器。其次，玉雕、木刻及剔红，道教青铜礼器，十五世纪的景泰蓝花瓶，两只双耳尖底瓮，三只佛教香炉，宋明时期的宗教画，二副盔甲，或铜或瓷的藏密神像八十余座，均是精美罕见之作。
伯希和第三次中国之行（1902年5月至11月4日）
伯希和1902年1月21日从法国休假回来，接下来的2月29日被准许再赴中国，五月至十月停留在北京。在此期间，在进行汉学研究的同时，完备学院的图书馆收藏。他收获大量重要书籍，其中有两套双语丛书，汉藏语、四川和云南地区的汉语—猓猡语和汉语—（犭罢）夷语是研究方言的珍贵资料，比十八世纪欧洲人汇编的语词表更加古老。正是利用这一工具书，伯希和认出了云南府定武县禄劝一地摩崖石刻上的元代大理国爨人所用的文字，即一位名阿毗者所制之韪书，也就是猡猡语。沙畹（Édouard Chavannes）依据1905年由云南府信使锡尔万·沙希亚（Sylvain Charria）抄录的双语碑证实了这一说法。
微薄的资金不足以让伯希和购买更多的古代藏品，伯希和仅带回一套欧洲十八世纪大型铜版画样，即“乾隆武功战图”，是乾隆皇帝为夸饰他在西域战役的胜利而作。
1902年11月4日回到河内，伯希和参与东方学会举办的博览会筹备工作，担任总秘书之职，发布会议纲要，并由此获得一枚金质奖章。12月16日，由高级驻办安排了一次由伯希和教授的汉语课，12月19日陪同北京来的一位学监与学院交流。
1902年11月4日从中国回到河内，并带回大量中文书籍完备图书馆。他开设的中文课12月6日开始，同时携回顺化图书馆八十多卷书籍副本。
伯希和在这三次中国之行中并没有与中国核心学术圈或者一流学者有任何交流，进入学术精英阶层需要重要人物的引介；尽管此时伯希和中文流利，在目录学、版本学等方面用功颇多，也有整个法国汉学界的培育，但面对累积深厚的古代文献，他尚处在问学阶段，他以原始档案作为新史料的治学新思路，比较宗教学、比较语言学新视角，亟待引爆点，这两者均在西域探险路上得以成就和完成。
二、早期汉学研究
伯希和在西域探险之前，或者即使是在敦煌发现当场、翻阅和挑选经卷之时，他仍是亦步亦趋跟随前辈学者的学徒，从研究范畴到研究方法均仍其旧，只不过前期的学术生涯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让他在藏经洞中引述自己熟悉领域的成果，用以评估经眼写卷的价值。
当时法国的汉学研究比较侧重于中西交流的角度，即以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为主题，即使是偏重中国传统历史和文献翻译、研究的沙畹，也希图追寻中华文明中的外来因素，重视中国本土与中亚、印度、外蒙等地的文化关联，目标是梳理中国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逐渐形成的过程，同时也包括中国人对于周边地区地理、制度、文物知识和认知的考古。
伯希和的早期汉学研究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取得进展。据德国学者Hartmut Walravens《伯希和生平与论著目录》统计，至1905年止，伯希和在短短五年内完成的论著、书评、论文共达一百多篇。虽然论著均为中国古代文献的校勘译注，新书引介和书评大大超过了单篇学术论文，但对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学者而言，如是数量足以证明他的勤奋。通过伯希和的这些写作以及他在藏经洞的日记、书信和报告，比照法国十九世纪末汉学家、尤其是他的老师沙畹的著述，伯希和学术渊源便可清晰呈现。
1.西域碑铭研究
西方学者重视并研究中国碑铭史料，始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欧洲汉学考察的一部分。布谢尔（S. W. Bushell）大约是第一位的中国碑铭搜集者，1881年他为大英博物馆收集了一批拓片。此后，夏尔-厄德·邦宁（Charles-Eudes Bonin）从西域携回碑刻拓片十种，加百列·莫黑斯（Gabriel Maurice）所得西安碑林拓片，芬兰探险队和俄国探险队所得蒙古突厥碑铭拓片，传教士得自京畿及内陆双语碑刻等等，陆续进入西方汉学家的视野，得以刊布。从最初关注双语、多语碑，尤其是与印欧语言相近的文字，转向纯汉文碑铭的考释，兴趣也从语言学转向历史学，包括中外交通史和中国本土的历史。沙畹是西方碑铭学研究初期的里程碑。1890年代沙畹旅居中国期间对山东汉代画像砖的兴趣。参观过汉代的武梁祠之后，他在黄易、翁方纲、王昶著作的基础写出了第一部著作《两汉时期的中国石刻》（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dynasties Han，1893），可以说这是西方学者最早研究中国碑铭的成果。
沙畹翻译、考释了十种夏尔-厄德·邦宁（Charles-Eudes Bonin）带回的碑刻拓本，其中碑铭可依发现的地点分为三组，即巴里坤湖和库车、敦煌莫高窟和武威白云观。考狄指出“这些拓片几乎代表了中国学者已知的全部中亚古代碑铭，还有一些至今尚未发表，它构成了中国金石学完整的一章”。沙畹的十篇碑铭考释，伯希和撰有评论，关注到《裴岑碑》、《刘平国碑》和《姜行本碑》。这三通石碑在今新疆境内，都与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有关。伯希和在沙畹研究的基础上，又订正了几处释文，增补了若干新资料。
当伯希和踏上中亚探险之路时，他能做到的不仅是在沙畹和前辈学者的研究上再订正一两处释文，补充资料而已了，亲历其地的探察是伯希和在沙畹文献研究基础上能够做出重要推进的关键一步。伯希和对此时刻挂怀，每当遇到相关碑刻及其信息时，他马上就回忆起前辈学者的研究，并争取在实地探察中有新的发现，而不负此行的是他确实收获颇丰。
在新疆库车发现的刘平国摩崖题刻和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四篇碑刻与伯希和的中亚之行关系最为密切。《刘平国碑》（又称《乌垒碑》）发现于光绪五年（1879），施补华《泽雅堂文集·刘平国碑跋》云：“此碑在今阿克苏所属赛里木东北二百里山上。〔光绪〕五年夏，有军人过其地，见石壁露残字，漫漶不可识，或以告余。疑为汉刻。秋八月，余请于节帅张公（张曜〔1832—1891〕），命总兵王德魁、知县张廷楫具毡椎裹粮往拓之，得点划完具者九十余字。”当时库车发现汉碑，极为难得，在内陆学术界，尤其是金石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新疆当地官员、文人也十分重视，将此碑拓本作为珍贵礼物馈赠。1906年9月14日，当伯希和刚刚进入今新疆到达喀什之时，与他同行的芬兰探险家马达汉（Mannerheim）得到刘平国碑的拓本，伯希和马上认出这是邦宁从乌鲁木齐带回、由沙畹发表的那件。此后，伯希和在新疆旅途中多次提及刘平国碑，1907年5月19日，“阿克苏道台今天托人给我带来一封信，还包括一份刘平国碑的录文”。阿克苏道台即潘震，除了录文之外，潘还以十份拓片《刘平国碑》和《拜城古地考》相赠。1907年8月11日至18日，他率队亲自探察了刘平国碑所在的山口时，记道：“八点四十五分，出发前往博孜克里克。十一点二十，多绕了三分之一的路到达了山口，刘平国碑处。碑在崖石上，残留些旧木栅栏痕，同时岩壁上还有绘画。”伯氏不仅研究碑刻文本，更关心《刘平国碑》原石和所在地的交通线路。
《刘平国碑》拓片一种
其后，敦煌诸碑刻是伯希和探察的目标。在敦煌城内县学中，伯希和搜寻到《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以下简称《索勋碑》），他知道此碑曾经徐松《西域水道记》最早刊布录文，沙畹也曾涉及。当时此碑已经由徐松时代嵌于土壁之中变为立于基座之上，其背面的《大唐都督杨公记德碑》（以下简称《杨休明碑》）于是显露出来，同时，他认为徐松的《索勋碑》录文亦可以据原石订正。这是伯希和的新发现，他得意地记录于《甘肃发现中世纪图书馆》的报告中。
在敦煌城外莫高窟，伯希和首先确认了经沙畹著录、考证的诸碑，即刻于三通石碑的四篇碑文：《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776年，以下简称《大历碑》）；《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894年，以下简称《乾宁碑》）；元《莫高窟六字真言碣》（1348年）和元《重修皇庆寺记》（1351年）。其次，伯希和对于沙畹提及但未刊布的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君（克让）莫高窟佛龛碑》（以下简称《圣历碑》）非常关注。此碑当时已仆于地，断为两截，上截佚失，伯希和推测是毁于清末农民起义（1862—1873年）之际，虽于原址周围加以发掘，但仍然一无所获。他根据徐松《西域水道记》的录文仔细核对了原碑，对徐松录文赞赏有加，“幸此录文甚为精审，非他碑录文所能及，余疑此大儒之考释此碑时，曾亲摩这镌刻非凡之石碑而读之，而于他碑，则仅据拓本。夫完好无缺之碑，其拓本固自可据，一有裂纹，则石上尚可识读之字往往遗失。此776年（指《大历碑》）、894年（指《乾宁碑》）、1348年（指《重修皇庆寺碑》）三刻，释文所以多脱漏也”。徐松所据《乾宁碑》拓本模糊不清，首行全脱，于建碑人物也不得而知。伯希和摩挲原碑，发现此碑主人当是“李明振”，他记道“《西域图记》与徐氏皆不能考定立碑人名氏，今读碑文，则李明振三字固豁然清朗，摩挲斯刻，殊多新得”。伯希和不仅因为面对原石而较徐松所录为多，亦且超出沙畹的释文，更令他惊喜的是在藏经洞中发现了《大历碑》、《乾宁碑》的抄本，可以实现碑铭和写本的互证，他写道：“至颂赞墓铭之文，其中人物，皆达官贵人及中土名僧，此类文字，计五巨卷，最重要者为碑文十二通，此十二碑当日皆立于千佛洞者，今则佚石已居泰半，录本书既不佳，字多别体，然于考古上之用则甚大。例如李太宾、李明振和851年（指《洪辩告身碑》）三碑，今拓本所缺之文字，录本皆完备其中。”此外，他还在其他洞窟中发现了李明振及其子李弘益的多处题记。李氏世系多赖写本和石窟题记的发现变得更为完整可考。这些写本的发现，使伯希和在文献上超越此前的敦煌碑铭研究者。
851年碑文即唐大中五年《洪辨告身碑》，出土于藏经洞中，发现于1900年，显然未经著录。伯希和根据此碑所载年代及洪辨结衔、事迹，伯希和辨认出其他洞窟中的洪辨供养像，并据此断定石窟开凿年代在中世纪中叶。伯希和在藏经洞发现与碑文相同的《洪辨告身》，系后来编为P.3702的写本。
P. 3702写卷
经过对千佛洞的考察，伯希和明白了碑铭中“莫高窟”一词的含义，即徐松和沙畹考释李氏三碑，都认为莫高窟是一窟之专名，而伯希和则因发现各碑所在地点不一，且洞窟（今敦煌研究院编号一五六窟）中墨书《莫高窟记》和写本P.3720同名文献所记均非指一窟而言。这也是亲历其地探察的成果。
伯希和的老师沙畹在法国碑铭学的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伯希和则深受其教，在西域探险中成为这一实物史料运用的实践者和推动人。新方法应新史料之发见而生。
2.求法僧与求法路径的研究
1914年六月十一日《王国维致沈曾植》信札中总结西方汉学研究有云：“大抵吾国史籍可得外国书参证者，唯元代以后确有大补益之处，隋唐以前裨补殊少。西方诸国，虽文化如印度尚无史地之书，故西人考中亚诸地理者，不得不以法显、元〔玄〕奘之书为本。如匈奴与大月氏分布西域情形，西人议论虽多，恐不过据吾国史书上数语，与近来所得地理上、古物上之材料，以声音相比附而已，此外根本材料亦复不多。”
正如王国维所说西方学者非常重视中古时期求法高僧旅行记的翻译、注释和研究。重要的人物和著作都有译本，例如《法显传》的西文译本，最初为汉学家雷慕莎（Abel Rémusat）的法文译本，1836年巴黎出版，此后又有三种英文译本，即1869年伦敦出版传教士Samuel Beal译本，1877上海出版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译本，1886年牛津出版JamesLegge译本。《大唐西域记》有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法文译本，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有沙畹译本，《南海寄归内法传》有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英译本。
沙畹在这方面贡献尤多，1894年译注《义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1895年与席尔万·列维（Sylvain Lévi）合作译注《悟空行记》，1897—1898年有《中国旅行者游契丹、女真记》，1903年译注《宋云行记》，1904年译注继业行记、周燀《北辕录》和求那跋摩（Gunavarman）行记，1905年译注《魏略·西戎传》和阇那崛多（Jinagupta）行记，1907年译注《后汉书·西域传》。除了传世史料之外，沙畹利用碑铭资料考证中西交通问题，例如他著有《王玄策碑考》，在席尔万·列维《王玄策使印度记》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份碑铭资料，即645年的耆阇崛山（Grdhrakuta）碑铭和645年李义表和王玄策撰写的摩诃菩提（Bodhidruma）山下碑铭。他还考释印度菩提迦耶寺院遗址的五通汉文碑刻，这些石刻为中国宋代朝圣僧人所写，记录了宋代与印度的文化交流。这些文献因此都进入到伯希和的学术视野之内。
沙畹曾有《中国之旅行家》一书，刊于1904年。他从西文翻译的汉籍史料中择其要者，译介了汉代张骞、晋代法显、北魏宋云、惠生、唐代玄奘、王玄策、义净、悟空、宋代继业、道圆、王延德、金代耶律楚材、元代丘处机、张德辉、周达观、明代郑和、清代图理琛的旅行事迹及著作，并总结中国旅行家对于西方学术的意义，其略云：“对于西方科学家言，中国旅行家所居之位置，亦甚高也。西方关于亚洲地理志研究，古代惟恃希腊人之著作，稍晚只有阿拉伯人之著作，及蒙古时代欧洲探考家之著作可考。此外多数地域，皆为中国人足迹所已经，著述所已志，而为我西人所不详。是中国旅行家之著作，为今日史学家旅行家最确实之向导云。”此书是沙畹之前一系列正史西域传和各家旅行记研究的总结，比定了中国旅行记著作中一系列重要的地名。与先引王国维致沈氏书诣意皆同。
Édouard Chavannes 沙畹
伯希和于1905年12月1日在法国亚洲协会（le Comité del’Asie française）新址为自己即将成行的西域探险作了一场报告，会议由会长塞纳主持。伯希和之所以对中西交通史如此关注和熟悉，受法国汉学界，尤其他的老师沙畹的影响，其演讲从史料到观点无不与沙畹相同。讲座中大体回顾了法显、宋云、玄奘到悟空的“中国僧侣求法之路，使我们明瞭了从中国到印度的路线”。梳理了这几条路线沿路经过的要塞。并谈到自悟空后，由于伊斯兰文化的介入，佛法之路受阻，进而南方的海路代替了陆路，直到元代，随着蒙古的入侵，才重新开启，重新揭示这一变化的正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
在藏经洞期间的日记里，和给塞纳的信中，伯希和反复提及与西域旅行记有关的文献和最新发现，他说“在佛教文献中最吸引我去搜寻的，是冀望于找到取经者的游记”。他首先搜寻到玄奘《大唐西域记》，有关玄奘的研究伯希和颇为熟谂，“是取经僧中名最著者”，他曾针对托马斯·瓦特（Thomas Watters）《玄奘印度之行》（On Yuan Chwang’s travelsin India）一文写过书评。然后，伯希和继续搜寻，则“法显、悟空行记未见”。却发现了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十分精美的写本和早忆失传的惠超《往五天竺国传》写本。关于义净之书，伯希和熟知沙畹所译《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高楠顺次郎所译《南海寄归内法传》，同时他自己的著作《印度交广两道考》也是依靠义净的记载撰写的。他在报告中说：“我们所知的现有的义净文本并非完美无缺，如果我没误记的话，高楠顺次郎的译文借助于十八世纪日人慈云重辑本译得。希望我这一写本能嘉惠学林。”在敦煌石窟（今敦煌研究院编号第六十一窟）中见到巨幅五台山图，伯希和马上联想到义净从印度带回的那烂陀寺图，并就两者作了比较。五台山图上还有很多佛教圣迹的记录，例如印度阿育王塔、无著塔，铁勒寺，新罗王塔以及佛陀波利朝山事迹等等，都使伯希和浮想联翩，中国与印度、北亚、朝鲜半岛的联系一时聚焦于五台山。在藏经洞里，他又发现多种五台山文献，《五台山赞》篇二，《圣山小记》一篇，敦煌某僧巡礼五台杂记数则，卷中还绘制了山中几处寺庙胜迹。伯希和将写本中的五台山图和洞窟中巨幅五台山图联系起来，推测这位朝拜五台山的僧人就是绘制巨幅五台山图的人。本来，行前他已将五台山作为自己行程中的一站，此刻，因为五台山图和藏经洞内五台山文献的发现，他更加鼓起了勇气，欲携中外载籍作五台之壮游。同时他在藏经洞时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璞科第（Pokotilov, Dmitril Dmitrievich）请他把研究五台山的文章寄来参考。显然，伯希和已经在敦煌之外又找到了一个结合行记文献、图像与实地探察结合的中西交通研究课题——五台山研究，这是属于伯希和自己的新课题，可以将西方前辈学者的西域行记研究进一步推进。
3.目录版本文献之学
十九世纪末欧洲汉学界以版本目录之学为问学门径，非常正统和谨严，与中国学界传统学术治学之路如出一辙。伯希和在这方面的训练亦十分勤力。1900年之后，他亲往中国购求图书，所见渐广，从他为考狄（Henri Cordier）《十七、十八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L’imprimerie sino-européenne en Chine. 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publiés en Chine par les Européens au XVIIe et XVIIIe siècle）、古恒（Maurice Courant）《国家图书馆写本部中文、韩文、日文书籍目录》（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Catalogue des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 etc）等撰写书评，增补新书子目和版本、纠正误漏。他赞同古恒放弃或旧或新的西方藏书法以及中国传统的四库分类法，而采取一种更科学的十二分法，并赞成他没有如四库馆臣那样忽视俗文学如小说、戏曲等等典籍。称赞此书不是一份以字母顺序排列的书单，而是一份真正的图书目录。并指出古恒目录的遗憾之处则是把《通志》和《文献通考》归入历史类下的行政制度和经济史，而不是类书，而此类书如同《太平御览》一样都是文献汇编，只是前者未注出处。马端临不是文献的原始作者。伯希和举出自己在北京寻获到《蛮书》《南诏野史》《岭表录异》等古籍说明目录中对南中国的史料收集不全。1903年伯希和发表考狄《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在中国的出版书目》的评论，增补了在华传教士所著书籍的汉译本，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相关研究著作，天主教传教书籍，天文、地图、历算等类著作。
1901年2月至7月，伯希和第二次赴北京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搜求中文古籍，其间购得杨守敬编纂的《古逸丛书》，大约同时连带购入第一部丛书目录《汇刻书目》。《古逸丛书》收入的书目皆为中土久佚之书，几乎都是同种典籍的最早版本，所以格外珍贵。伯希和独具慧眼，由此入手，在其原有的目录版本学知识上增加了新的典籍品种和重要的早期版本。伯希和评介《古逸丛书》的文章不啻一次目录版本学的经典操练，伯氏得以熟悉通常中国古籍书目少见的珍稀版本，为超过当时西方其他汉学家所掌握的汉籍而倍感振奋。他从这部丛书的子目入手，逐一梳理它们的版本源流，包括中国和日本的早期版本，并且广泛征引文献，讨论这些古籍的篇章增减和东传新罗、日本的历史。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各书之间的联系，例如第十一条“影旧钞卷子原本玉篇零本三卷半”，伯希和详述了《玉篇》一书的演变史，还论及日本入唐求法僧空海所撰《万象名义》与《玉篇》之间的关系。又如在第十二条“覆宋本重修广韵”、第十三条“覆元泰定本广韵”两个条目下，伯希和几乎写了一部《切韵》以下的韵书小史，将《切韵》的发展、《广韵》的增修、《集韵》的编纂，乃至清代学者的韵书研究等等史事毕集于此。后来，在藏经洞中他发现陆法言《切韵》系的各种韵书和前凉僧人的音韵学写本，至为兴奋，忆及自己对《古逸丛书》中韵书、字书的评论，重述了中国字书、韵书的简单历史，并将敦煌所藏的韵书和王延德行记所载十世纪末吐鲁番寺院的《玉篇》、《唐韵》、《一切经音义》联系起来。《切韵》等书的雕版印本更是引起伯希和的浓厚兴趣，马上判定为与日本古刻本年代相近，较之德国探险队所得吐鲁番刻本为早，是当时所知最古老的刻本，列入必定带走的目录之中。
同篇评论中，伯希和也注意到与《古逸丛书》性质相似、编刻年代亦近的丛书，例如《佚存丛书》、《籑喜庐丛书》。《佚存丛书》收入萧吉《五行大义》、《文馆词林》残本四卷、韦述《两京新记》残本一卷、李翰《蒙求》三卷、《唐才子传》十卷等书，《籑喜庐丛书》收有唐卷子本《论语》十卷、《新修本草》十卷、影日刊本《文选》残卷等书，均为中土久已失传之书，且珍贵版本。伯氏特别在评论的注释中列出《籑喜庐丛书》的子目，并略加评述，以资与《古逸丛书》相比较。尤其是《古逸丛书》所收日本旧藏卷子本古籍给伯希和留下深刻印象，这对于他日后在藏经洞中拣选写本古籍提供了前期训练。日本藏古写本，或者为唐朝传入，或为入唐使节、商贾、僧人抄写，正好与藏经洞写本年代、性质、文化品格大致相当。
《籑喜庐丛书》之二：唐卷子本新修本草十卷补辑一卷
面对大量的汉文写本，伯希和想到书籍装帧形态史的话题，他马上回忆起沙畹曾经撰写过《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籍》一文，伯希和认为此文对于古代中国书籍形态研究十分深入，引证非常广博。沙畹的这一研究是与斯坦因第一次中亚探险密切相关的。斯坦因1900—1901年中亚之行后，把探险带回的大量汉文献委托给沙畹译解，其中有于阗、尼雅等地发现的汉文简牍。考狄推测，或许正式这些简牍的解读才激发了沙畹对于简牍古籍的研究兴趣，我们认为不无道理。简牍之外，伯希和首次发现了四卷写在绢帛上的书籍实物，保存完好，因为担心损坏，伯希和并未打开这些绢本写卷，但断定它们非常重要，决定带走。纸质写本之中最为常见者为卷轴装书籍，这种样式早已不再通行，仅书画家尚沿用此式，称为手卷。特殊装帧则是模仿印度书籍样式的中国贝叶和经折装，应用于佛教、道教写经。他细致分析了仿印度样式装帧的不同形态，特别指出它们属于印度传入中国而汉人掌握未臻熟练的状态。
总之，伯希和早期的目录版本之学的训练使他在藏经洞中浏览全部藏品之后，马上得出一个结论，即这些写本为汉学提供了两方面的新内容：首先，汉文写本为西方图书馆前所未见的新类别；其次，西方的汉学研究会因为藏经洞文献的发现而首次利用档案文献作研究。这两个判断极其精确，可以说是伯希和汉学研究的新起点。
三、行前筹备
从1900年至1904年初，伯希和承担了中文教学和编辑《法国远东学院通讯》的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完成之后，1904年7月9日，伯希和回到法国，为代表学院参加1905年复活节期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十四界国际东方学会会议作准备。
1905年伯希和借参加阿尔及尔会议之便游历欧洲，参观俄国的Rumyancov博物馆，并精进俄文。同时，他也准备重回印度支那，积极为国际学会的法国协会倡导的中亚远东探险奔走，受托向各学术团体筹措资金以支付中国新疆的考古探险。
俄国之行对他的西域探险非常重要，当时中国尚无地图测绘技术，现据吉美博物馆所藏档案所知，伯希和探险队使用的是俄国探险家彼得罗夫斯基的地图。另外，伯希和探险队的经费是经由俄国和法国共同创办的道胜银行汇寄和兑换的。在乌鲁木齐，他们曾经停留三个月，就是为了等待道胜银行塔城分行的汇款。
1905年8月2日，伯希和得到法国国民教育部和大都会各学术团体的委托，在中亚进行科学考察任务。
1. 行程设想
在1905年12月1日的讲座中，伯希和畅谈了探险队路线图，这一路线的设计是与近些年西方尤其是法国赴华考察成果与讨论息息相关的。
首先他们准备乘著名的中亚铁路（Transcaspien，旧称外里海铁路）到达喀什，然后沿塔里木盆地的北线抵库车，在这里，伯希和追述了北线库车的重要文化地位，尤其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以及作为佛教传播重镇的缘由。能与之相对的则是南路的于阗。
离开库车之后，伯希和一行打算进入罗布泊。在他的关注中，罗布泊是西方考察队反复探测但至今仍争论不休的探险圣地。俄国探险家尼古拉斯·普尔热杰瓦斯基（Prjevalski）首次在三十年前进入到此地，并在地图上给予标识。十五年后奥尔兰亨利王子（Prince Henri of Orléans）和邦瓦洛特（Gabriel Bonvalot）再次闯入，却发现罗布泊的面积锐减。德国探险队的里希霍芬驳斥普热杰瓦斯基的定位。随后又有英国的玉尔参与讨论、瑞典的斯文·赫定与俄国的科兹洛夫（Kozloy）先后进入该领域并提出自身观点，至今无有定论。于是伯希和准备亲身前往。随后找寻楼兰。
此后，伯希和计划穿越戈壁前往沙州地区，他这样评价沙州：“它是中国通往西方的最前沿。我们有非常要紧的理由要在那里停留。实际上，华人告知在沙州地区有石窟壁画，我们欲探知究竟。克利门茨（Klementz）和格伦威德尔揭示在吐鲁番有类似的洞窟。我们想研究库车的石窟，因为它可能与沙州石窟受到同一熏染。沙州的石窟并非无人知晓，许多旅行者尤其是邦尼就到过此处。”从沙州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伯希和受到他的老师沙畹在碑铭学造诣方面的影响：“1898至1900年，沙勒埃德·邦尼（Charles-EudesBonin）出使东方将一批拓片带了回来，其中包括敦煌、库车、河西其它地区以及中亚国家的碑刻。沙畹为此作了大量的翻译和考证，深化了他的西域研究。这些碑刻，前人有的已有了解，有的仅仅是简单著录，而沙氏对其中十种碑文翻译、考证颇详，这与他对中亚史地有着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如东汉刘平国摩崖刻石，在新疆库车地区，永寿四年（158年）刻，它反映出2世纪中叶汉军征战的足迹。又如两种大云寺的碑刻，一为明代，一为清代。从碑文可以了解大云寺的历史，还可以证明盂兰盆（avalambana）这一组织机构在维持寺庙活动上的作用。他又认真地研究敦煌莫高窟的四种碑刻（唐，李府君修功德碑〔776〕；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894〕；元，莫高窟六字真言碣〔1348〕；元，重修皇庆寺记〔1351〕）。最后一个在清代徐松（1781—1848）的《西域水道记》中曾经提到过这些碑刻，但不曾发表过其中的文字。”
之后，伯希和打算去历史名城西安，尔后是山西，去看欧洲人从来未拜访过的大同石窟。接着去北京，最后只要时间允许，他们还要看这一系列石窟的最后一座——龙门石窟。赴洛阳龙门，亦是有其师沙畹的研究为先导。1898年法国工程师莱普亨斯·赫格（Leprince- Ringuet）考察了龙门石窟，拍了不少照片，同时买到一张拓本。沙畹利用这些资料，结合王昶《金石萃编》撰写了《河南龙门》的论文。同时他还译出了明代都穆《河朔访古记》中有关部分和龙门一件1865年的碑刻文字。伯希和在针对《河南龙门》的书评中说：沙畹先生希望可以接下来研究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因为这一系列洞窟无疑可以勾勒出中国艺术史在一个时期内受希腊化印度艺术影响的态势，并远及日本。
2. 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及其改革
伯希和并不像他的诸位前辈们一样埋首书桌，他对政治外交同样热衷。他的日记大多记录了与本国及他国公使或者知名人士宴饮交谈的时间地点，而非读书笔记。他曾经见过李鸿章，称他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稍后我们看到他如何在新疆地区与清政府的官员交往，正是由他们的引领，他才正式进入到中国的学术圈中，而他的法国师辈们反过来也是依靠他的搭线，才开始与中国和日本的学者互赠著作，交换论点。
他亦开设有关“中国的改革运动”等专题的讲座，评价张之洞、梁启超、谭嗣同、曾国藩、端方、孙中山的政治意图和改革方向；谈改革派与守旧派的博弈，诸如废除科举等举措；分析诸国对待中国的态度与策略，批判俄国对中国政治的绑架，希望法国能在对华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建议向华人灌输法国文化，遗憾目前除了法律典籍，任何法文方面的信息都未被译成中文。他畅谈这些，大致与他早年曾就读于法国政治科学学院的经历有关。
3. 领取中国护照
伯希和为了能够顺利在中国境内的考察，向中国外务部申请得到护照。他还通过亚洲学会请求清朝驻法公使刘式训，给新疆、甘肃主要官员发送公文及私人信件，要求两地官员派员护送，提供方便。或许是伯希和亲自拜访了刘公使，出色的外交才能和流利的汉语、渊博的学识，给刘式训留下了良好印象，故能得到刘的同意。除了刘式训之外，伯希和在为考察做准备期间，也向当时清朝派往外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李盛铎请求帮忙，在伯希和档案中有一张李盛铎名片，上书“大清国钦差出使考察政治大臣李盛铎”。此后不久，李盛铎改任清朝驻比利时大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伯希和为中国探险之行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公关活动。刘式训的信件将对伯希和的好感传递给了新疆巡抚联魁、按察使荣霈，他们见到伯希和之后也有同感。此后，伯希和在新疆、甘肃两地的考察可谓畅通无阻。当伯希和结束考察到达北京之后，立即拜访了当时的法国驻华公使巴斯德（Edmond Bapst），请他联络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请求前往拍摄端方收藏的古器物。1908年11月3日端方回信答应了这个请求。当月伯希和在南京受到端方的接待，参观了正在兴建的江南图书馆，结识了图书馆总办缪荃孙、坐办陈庆年等重要中国学者，并谈及他在敦煌探险的收获。伯希和西域探险期间所表现的外交才能，当是1900之后三次中国之行历练的结果，那时他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十分熟悉，与各驻华使团的政治人物和清朝的高级官员频频会晤，在官方场合他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对于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端方、梁启超等人十分熟悉，这些都是日后成就伯希和西域探险的资源。
好学谨严的态度使伯希和具备了成为一流学者的潜质；冒险好胜的气质让他希望尽快超越前人和老师，敦煌洞窟中的发现给了他契机。伯希和致塞纳的信中说道：“您曾冀望我们觅得一处未有涉足的历史遗迹。我是不信其他旅行者，甚至是斯坦因（Stein）会有碍于此。对我来说，唯有汉学家，才得以别择、利用这无数题记和榜题以资研究，因为它们几乎全由汉文写成，简直是华风尽染。”尔后，新史料带给汉学界新的研究理念、新的方法，也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在近代开启的历史学新方向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