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如何看中文系的困境？​

一般来说，凡是有较大规模的大学，无论是什么类型，也无论是否理科背景，我觉得都有必要设立中文系。或者这样来说更明白，凡是打算办外语系的大学，都要有中文系。我这样讲，是有针对性的，现在全国各种类型的大学大概有1000多所，有英文系的起码有500所，但有中文系的也就二三百所，甚至比新闻系的数量还少。是不是因为中文系不好找工作，所以办得少？不见得。特别是师范类大学，中文系就业率还算是比较高的。那么原因，就是对母语教育缺少长远的考虑，在系科专业设置上太过急功近利，多数大学其实都定位在职业教育了。

这些年理科背景的大学，特别是比较偏于综合性的，纷纷都办起中文系，我认为是有眼光的，必要的。中文系对全校的教学有辐射性影响。中文系可以为全校本科生开设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通选课，这对于一个大学文化氛围的形成，能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中文系的课程（包括研究生课程）覆盖性很广，不止是文学、语言、文献，也包括哲学、思想、历史、文化；不但关注古代，也渗透到当代社会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立批判性，对社会现实的文化现象发言。中文系教师思想比较活跃，往往可以比其他系科更多参与社会精神生活，如果说大学是“思想库”，我想中文系肯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就这个意义来说，理工科背景的大学办中文系，是非常必要的。据我所知，华中科技大学的中文系就办得很有气氛，很有水平，在全校起到引领文化风气的作用。我建议学校多支持中文系的学科建设，这是一本万利，功德无量的事情。

理工科背景的大学办中文系是有它的优势，也可以形成自己的特色的。但据我所知，就基本学科格局而言，无论哪种大学背景，中文系都要有基本的学科组成，不能单打一，急于突出理工特色，不见得会成功。如清华大学中文系本来是有历史渊源与积淀的，但传统可以说彻底断了，十几年前，重新开始。他们人不多，也想突出特色，特别是理科特色。十多年前搞过计算语言学，偏重应用的，但效果不好。真正学理科的不愿意来，学文科的又难于在这方面发展。它的语言专业本身很弱，怎么能在计算语言学方面发展得好？跨学科谈何容易？所以特色并没有起来。

所谓学科特色，很大程度上是学科带头人的治学特色。比如，华中科技大学的语言学是有特色的，也有可能和相关的理科有更紧密的结合。我看就可以朝这方面发展。学科特色往往因人而异，比如徐州师范大学的神经语言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应用语言学，都有其特色。如果他们的带头人能培养一批种子，接下来继续研究，传统就接续下去了，特色也就形成了。如果一定要讲理工背景的大学中文系的特色，我想除了前面说的带头人，还可以在全校人文教育方面尽量发挥辐射作用。这也是特色，而且是应当下功夫去发展的特色。

关于语言与文学专业的学科设置。我知道华中科技大学的语言学很强，也有特色，文学相对弱一些，不过这些年发展也很突出。不知道是否有把语言和文学分开两个系的考虑（说的是真正独立的语言学系）。如果没有这种分开的考虑，我认为还是要慎重，不要轻易分家。欧美有单独的语言学系，我们则是语言和文学（还有文献）合成一个教学院系。语言、文学不分，这是历史上形成的学科格局，也是我们中文教育的一个特色。全国中文系都是语言文学合一，从教学考虑，这样也有好处。但这些年来语言专业和文学专业要“分家”的趋势好像越来越明显。原因是语言研究在不断往自然科学方面靠拢，人文的成分越来越少，方法也接近注重定量和实验的理科。北大中文系有一个“语言实验室”，另外还新建立了招收理科生为主的“中文信息处理专业”，也就是面向计算机的专业，他们做的题目、上的课程大部分都是理科的，偏重应用。在五年、十年前，汉语专业学生出路比较窄，毕业后找工作还往往要打着文学专业的招牌。现在许多热门行业，如中文信息处理，都乐于要语言专业毕业生。这些原因使得中文系的语言和文学越来越分家了。前些年，北大有些学者提出要把语言学从中文系独立出去，另外成立一个语言学系，我当时还当中文系主任，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个做法。现在的北大中文系还是文学、语言、文献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我认为应当多考虑如何培养人才，把语言和文学分开，并不利于教学，因为语言和文学的人文性特点，决定了这两者还是不分为好。起码教学单位目前还是应当维持原状。至于科研单位，那另当别论，学者的研究往不同学科领域发展那都是可以的，但也不一定要把学科界线搞得壁垒森严。

现在中文系的教学是存在一些严重的弊病的。突出的表现是：概论、文学史和各种理论展示的课程太多，作家作品与专书选读太少，结果呢，学生刚上大学可能还挺有灵气，学了几年后，理论条条有了，文章也会操作了，但悟性与感受力反而差了。的确有不少文学专业的学生，书越读审美感觉就越是弱化。文化研究热的兴起，本来是好事，研究视野毕竟拓展了，然而似乎也带来了新问题，事实上“远离文学审美”的现象加剧了。翻阅这些年各个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的论文，有多少是着眼于文本分析与审美研究的？现今在中文系，似乎再谈“纯文学”就是“老土”了，大家一窝蜂都在做“思想史研究”与“文化研究”。其实，术业有专攻，要进入文化史研究领域，总要有些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训练，然而中文系出身的人在这些方面又是弱项，结果就难免邯郸学步，“文学”不见了，“文化”又不到位，未能真正进入研究的境界。担心文学审美失落的焦虑大概也由此而来。

虽然现今文学已经边缘化，但只要人类还需要想象的空间，文学就有存在的必要，也就还需要有一些优秀的人才来从事创作与文学研究。这也许是中文系存在的理由吧。与哲学系、历史系、社会学系等系科相比，中文系出来的学生应当有什么特色？我想，艺术审美能力，对语言文字的感悟力和表达能力，可能就是他们的强项。语言专业、文献专业，也要有文学修养。而艺术审美能力要靠长期对艺术的接触体验、包括对作品的大量阅读才能培养起来，光是理论的训练不能造就真正有艺术素养的专门人才。现在中文系学生已经不太读作品，他们用很多精力模仿那些新异而又容易上手的理论方法，本来就逐步在“走出文学”，而文化研究的引导又使大家更多关注大众文化之类的“大文本”，甚至还要避开经典作品，那不读作品的风气就更是火上添油。虽然不能说都是文化研究带来的“错”，但文化研究“热”起来之后，文学教育受挫就可能成了个问题。其实流行的文化研究可以以“语言文学”为基点去开拓新路，学者们也完全有可能大展身手，做各自感兴趣的学问。

语言专业课程教学也问题不少，分工太细，什么古代汉语、汉语史、现代汉语、方言学、语言理论，等等，各有各的地盘，各做各的，彼此很难沟通，学生学的也就是一些零碎的知识，视野打不开。如果继续上研究生，还是那样的学科结构，尽管扣住每个题目做出一篇论文，还是缺少跨学科整体推进的研究能力。中文系原有的学科结构的确存在诸多不合理，分工太细也限制了人的才华发挥。我赞成中文系的学科结构作些调整，语言研究方面，往统合的方向发展，比如可以打破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语言理论所谓小的“三足鼎立”，改为从语用学、语义学等方面去把古今语言现象研究“统”起来。

关于课程设置。本科主要是基础教育，专业分得太细会限制视野，不利于打好基础。我不知道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是怎样的，这方面不一定向北大、复旦看齐。现在北大专业也相对淡化了，一、二年级都要上共同的基础性课程，包括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理论、语言学概论、文化典籍选读，等等，所有中文系学生都必修。不能只是学习文学或者语言方面课程，一开始还是要拓宽一些，所以语言类和古典文献课程，包括版本、目录、训诂之类基础性、工具性课程，也要有所接触。以前文学史、概论之类课程占的比重大，应当有所减少，突出作家作品，突出原典阅读。系里每年都有老师开一些经典导读的课，比如《左传》、《论语》、《孟子》等等，一学期就读一两种，可以磨磨性子，把书读透，让学生多少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如果认真读懂一两种古代典籍，古汉语也就基本过关了。这种改革其实是适度恢复老北大文科的教学方法。老北大中文系学生读书是比较多的，他们的基本功也在这里，不像现在，许多学生毕业了，也没有读过多少书，顶多是读过一些节选、梗概之类的书和时兴的理论。

目前中文系教学中存在哪些问题？是理论和史讲得多，上文学课实际上是跟着文学史读作品，容易造成观念先行，难得培养起文学感觉和想象力，压抑了创造性思维。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可能“操作性”比较强，写起文章来理论一套一套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多，很难谈得上有什么独特的感觉与个性。有些学生刚上大学时还挺有灵气，有悟性，可是训练了几年下来，似乎占有了一些理论，但文学的想象力和悟性反而减少了，离文学也远了。如果要问，中文系出去的学生和哲学、历史或其他文科院系学生相比，有什么特色？应当就是“文气”，对文字的感觉较好，审美的能力较高，当然，也要有一定的理论眼光和分析能力。过去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教学上偏于以论带史，文学史、概论一类课程很重；这些年又受美国影响，学生非常热衷于“热门”理论的介入，重视的是理论生产的操作性，没有多少精力去读原著。这又是另一偏向。

应当调整一些课程，适当减少概论、文学史的课时，增加专书选读之类课程，即使讲文学史，也强调作家作品阅读。我们希望尽量通过一种文学（文化）的熏陶浸染，来提高学生的文字能力和审美能力，这是文学教育的最重要途径。注重基础训练打好底子，读的多是经典的文本，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能力加强了，他们以后再接触诸如文化研究、“阅读”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等“大文本”，也就比较顺理成章。微信公众号：拾典读书

强调原典阅读训练并不意味着放弃理论，要写出有分量有创新的文章，还是离不开理论训练的。在高年级和研究生、博士生阶段，可以偏重理论培养，开出各种各样研究型理论性的课；但本科阶段，强调读原典读作品可能更加重要。本科生一般不太愿意沉下心来读原典，他们和原典有距离，倒是很喜欢马上能“操练”各种新鲜的理论“把式”，对现下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读解剖析。文化研究一类课程对他们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原典导读课。基本训练还是不能“一步到位”，所以并不主张把那些比较时兴的理论课都列为主课。这些课最好还是放到研究生阶段去学。

中文系所承担的功能不止这两方面，还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知识分子的批判力量是逐渐减弱了。一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在体制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与定位，或者是满足于表达出批判立场，至于这种批判的实际后果如何，有没有“可操作性”，是否脱离实际，那是不管的，而且富于建设性的批判较少。这样的批判“说了也白说”，往往如一箭之入大海，起不到什么作用。有些人就自我解嘲说起到“观照”作用了，似乎“使命”也就完成了。另外，我们有些人文知识分子本身的素质不高，他们的学术理想和生活追求可能是分裂的。从精神层面说，今天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异常艰难的时刻，表面上思想自由多了，多元化了，但也被相对主义搅乱了基本的信仰与标准。我很怀疑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否可最终为我们现代社会提供一个有力的信仰系统。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抱负太大，总觉得自己可以改变社会，实际的情况恰恰是我们对于现状很无奈。如果知识分子太不了解社会，和社会脱节，他们充其量也就只是在报刊传媒上发表某些批评，很难有什么切实的建设性的意见能真正为社会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