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世纪记述孔子的英文文献及其特征与影响
本文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18年第4期，
已获作者授权，特此致谢！
记述孔子的英文文献在 18 世纪迎来出版上的初步繁荣。从文献史研究的角度看，在这一时期辟有专章记述孔子的 19 种英文文献中，一方面非自主性的译著、既有文献的重印及再版占据了很大比重，有关孔子的篇章大多仅限于粗浅的介绍; 另一方面，这些英文文献也逐渐从单一文本的对译，走向单一文本的摘译，继之又走向多文本的编译，体现出英文译者、编者越来越大的自主性。尽管这些文献多为译文，有时不符合出版规范，且研究孔子生平及思想的专门文献偏少，它们却帮助了英文读者了解孔子，让孔子及中国思想进入西方的知识体系，在英文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孔子; 英文文献; 18 世纪; 文献史
Publication of literatures containing introductions and comments of Confucius saw a primary upsurge in the 18th century． According to the bibliographical analysis，among a total of 19 literatures on Confucius，the majority were translations from other European languages or reproductions of such translations，and the contents were mainly focused upon simple introductions to Confucius and his thoughts，while such literatures underwent a transmission from strict word-to-word translation to excerpt translation，and then to compiling translation，which shows a growing autonomy among the English language translators and editors． Though such translations were not wholly focused on Confucius nor their publications in accordance to a regular norm，these literatures brought Confucius and Chinese thoughts altogether to the English intellectuals and readers and hence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the English world．
Key words: Confucius; English literature; 18th century; history of bibliography
❖作者：孟庆波
作者简介: 孟庆波，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西方汉学文献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电子邮箱: mqb@ cumt．edu．cn。本文系中国矿业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与外国文化的中国本土化互动研究”( 2018WHCC06) 的部分成果。英文文献对孔子的记述可以经由法文译本，溯源至拉丁文献。1687年，由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和柏应理共同完成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Studio ＆ opera Prosperi Intorcetta, Christiani Herdtrich, Francisci Ｒougemont, Philippi Couplet, patrum Societatis Jesu, Paris: Daniel Horthemels, 1687) 在巴黎出版，其译本遍及欧洲各大语种，影响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成为“中国典籍西译最重要的译作”( 张西平 121) 。以这部拉丁文《中国哲学家孔子》为底本，法国人西蒙·富歇( Simon Foucher) 于 1688 年分别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出版了法文版《孔子的道德》(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 Amsterdam: Pierre Savouret, 1688) 及《关于孔子道德的信札》(Lettre sur 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 Paris: Daniel Horthemels, 1688) 两部著作，[1]让孔子进一步走进了欧洲人的认知。1691 年 2 月 25 日，经菲莎( F. Fraser) 授权，[2]英文版《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London: Randal Taylor, 1691) [3]在伦敦出版。该英译本是对富歇法译本的完全对译，[4]是首部记述孔子生平及思想的英文文献，[5]其影响贯穿接下来的整个 18 世纪。17 世纪记述孔子的英文文献，除了 1691 年的这本《孔子的道德》以外，还有 1697 年在伦敦出版的法国耶稣会士李明《中国近事报道》(Louis Le Comte, Nouveaux Memoires sur L’etat Present de la Chine, Paris: Jean Anisson, 1696) [6]的英译本《旅华观察与记忆》( Memoirs and Observations Topographical, Physical, Mathematical, Mechanical, Natural,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Made in a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 London: Benj. Tooke and Sam Buckley, 1697) ，[7]该书也有对孔子生平及思想的大量介绍。可以说，《孔子的道德》和《旅华观察与记忆》共同构建了 17 世纪记述孔子的英文文献史。
一、18 世纪记述孔子的英文文献及其版本考证
由上可见，17 世纪记述孔子的英文文献主要有两种。进入 18 世纪，这两种文献继续发挥影响，产生了重印版、修订版等不同版本。这些版本与其他语种文献的对译本、摘译本以及编译本一起，见证了英文文献出版的初步繁荣。本文对这些文献的版本考证如下: [8]
1． 1706 年，由出版商 T． Horne 在伦敦出版《孔子的道德》第二版英译本。[9] 相对于 1691 年的第一版，该书在内容上没有变化，只是排版有所调整: 在封面上更正了 1691 年译本“most choicest”的语法错误; 删掉了出版日期，但增加了“第 2 版”字样; 出版商由 1691 年的 Ｒandal Taylor 变成 T．Horne。此译本共有 151 页，分“导言”“中华民族的历史及哲学”“孔子著述辑录”“格言”四大部分。“导言”指出了孔子思想的自然理性[3]本质和中庸特征，也从西方经验及知识局限性的角度论证了孔子思想对于西方的补益价值。正文的第一部分“中华民族的历史及哲学”，简述了自伏羲以来的中国历史，与《圣经》中记载的人类史做了横向比较; 又基于“四书”和孔子生平，对古代中国思想作了大致勾画。第二部分“孔子著述辑录”，分小节分别对《大学》《中庸》《论语》进行了介绍和阐释。“格言”部分意译了孔子的 80 条格言，如第 113 页第五条“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第117 页第二十条“朝闻道，夕死可矣”、第 129 页第六十条“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除去这3 条简明易懂以外，其余格言译文大多晦涩聱牙，很难与孔子原话完全对应。顾犇曾指出，这些译文“短小而无趣味，任何人读了以后都不会想作深入的了解”( 顾犇 102) 。
2．1724 年，出版商 F． Fayram 在伦敦将 1706 年的第 2 版《孔子的道德》重印，排版及内容与 1706 年版本完全相同。
3．1731 年，《坦普尔男爵文集》(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Temple，Bart) 两卷本，由 J． Ｒound、J． Tonson、J． Clarke、B． Motte、T． Wotton、S．Birt 以及 T． Osborne 在伦敦联合出版，第一卷 480 页，第二卷 585 页。在第一卷《英雄德性论》一文的第二节，[10]坦普尔将孔子视为与伏羲并列的中华民族两大英雄人物之一，认为孔子是“最博学、最睿智、最具美德”[11]( Temple 199) 的中国人物，强调了自然理性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对孔子的才学、文风和思想进行了大致介绍，并评价说: “孔子的著作，似乎是一部伦理学作品，讲的是私人道德、公众道德、经济道德、政治道德，都是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尤其是治国之道［……］孔子著作的全部视野不外乎要教会人们如何生活、如何统治，父母、长辈和官员如何管束，孩童、仆役和民众如何遵从”( 同上 200) 。虽然文中的知识和信息来源于欧洲的其他语言，但它不是翻译，而是将孔子置于自己的视角与框架内进行分析和主观评价，所以我们认为，坦普尔的这部著作是记述孔子的最早的自主性英文 文 献，对于孔子及其思想在英文世界的传播极具里程碑意义。
4．1736 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 Jean-Baptiste Du Halde，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 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Paris: Le Mercier，1735) [12]的英文摘译本《中国通史》(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13]第1 版在伦敦出版。全书共分 4 卷，[14]译者为 Ｒichard Brookes，出版商为 JohnWatts。
5．1739 年，Ｒichard Brookes 的摘译本《中国通史》第 2 版在伦敦出版。全书共分 4 卷，[15]出版商为 John Watts。
6．1741 年，Ｒichard Brookes 的摘译本《中国通史》第 3 版在伦敦出版。全书共分 4 卷，出版商为 John Watts，分销商为 B． Dod。鉴于笔者只找到了 1736 年第 1 版的前 2 卷、1739 年第 2 版的后 2 卷，以及 1741 年第 3 版的全套 4 卷，且经过认真比对，发现此 3 个版本的内容与排版完全一致，因此本文将据第 3 版展开说明。[16] 《中国通史》四卷本的正文页数分别为 509页、438 页、496 页及 464 页，各卷封面人物极富特色，分别是西式的孔子行教图、[17]展示世界地图的利玛窦( Matteo Ｒicci) 、手持天文仪器的汤若望( Adam Johann) ，以及站在钦天监观象台的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第 1 卷介绍了中国 15 个主要行省的概况，以及自夏至清 22 个朝代的历史大事; 第 2 卷的内容则比较杂乱，涉及中国历史、政治、农业、丝绸、语言等多个方面; 第 4 卷主要涉及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除去上述各卷中非专门性的偶然提及以外，记述孔子生平及思想的，主要是在第 3卷。这一卷聚焦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涵盖了中国的祖先崇拜、道教、佛教、文学和中医理论等。集中记述孔子的，共有“孔子生平”“《大学》”“《中庸》”和“《论语》”4 个章节。“孔子生平”主要叙述了孔子的成长及思想逐渐成熟的历程，内容与之前的文献大致无异。不过，此处单挑出“西方之人有圣者焉”( Du Halde and Brookes 1741: 300) ，对佛教传入中国着以笔墨，似乎显示了作者对于中国宗教的额外关注。在“《大学》”一章，作者点明该书由孔子所作，曾子评注。本章逐篇介绍了曾子为阐释孔子思想而作的 10 篇释文，称它们为“进入知识和美德殿堂的门廊”( Du Halde and Brookes 1741: 303) ，建议学习者应自此开始。“《中庸》”及“《论语》”则分别对各自的“33 篇”和“20 篇”进行了逐篇介绍。这两部分均为对原文的翻译，未加注释或评价。
7．1738－1741 年由 Emanuel Bowen 翻译的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的另一个摘译本《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全志》(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18] 全书共分 2 卷，[19]第 1 卷出版于 1738 年，印刷商为 T． Gardner、出版商为 Edward Cave; 第 2 卷出版于 1741 年，印刷商为 Edward Cave。第 1 卷包括“译者序言”“原作者前言”及正文 678 页; 第二卷包括“又序”及正文388 页，后面另附全书的总索引。这个译本中涉及到孔子的，主要是在第 1卷的“中国典籍之第二序列”[20]一节。在介绍各部典籍之前，该书专门详述了孔子生平，并对孔子的政治观、教育观、言行观、圣人观等思想进行了介绍。此外，第 1 卷中“中国历代王朝年表”的“周王朝”一节有对孔子生平的简述; “周景王”对孔子的婚姻生活进行了简要介绍; “周敬王”[21]指出了孔子的学问声名，并较为详细地陈述了他的鲁国致仕经历; 历代帝王对于孔子的尊奉及儒家思想的地位变迁也贯穿整个“王朝年表”。另外，“中国人的信仰及供奉仪式”一节对文人及官方敬奉孔子的礼节进行了描述，“中国典籍”中的“《易经》”也陈述了孔子对伏羲八卦图的解释。第 2 卷涉及到孔子的，主要在“中国人的道德哲学”和“有关道德的格言、思考及案例”2 章，其内容并不针对孔子及其思想本体，多为引用孔子观点进行其他论证，如引述《春秋》说明中国历史对于古代天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等。
8．1737 年，法国耶稣会士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的新译本《旅华十年观察与评论》( Memoirs and Ｒemarks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Topographical， Physical， Natural， Astronomical， Mechanical， Military， Mercantile，Political， and Ecclesiastical: Made in above Ten Years Travels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 ，由伦敦书商 Olive Payne、W． Shropshire、E． Commins 和 W． Smith 联合出版，J． Hughs 印刷。与 1697 年的《旅华观察与记忆》英译本略有不同，此 1737 年译本更改了书名，封面细节也有所改动。例如，在小标题上增加了“军事、贸易、政治”等叙述视角，删掉了 1697 年版“数封书信”的体例提示; 又特地注明了“新译”，以示与旧译本的区别。1737 年译本也有明显的“去宗教化”特征。例如新译本封面上的内容梗概删掉了1697 年译本中的“基督教现状”一项; 对原作者李明的介绍也删掉了“近年被派往东方国家的传教士”，而只保留了他“勃艮第公爵夫人告解师、法国国王数学家”的身份。另外，1737 年译本在扉页上把旧译本中的康熙皇帝肖像换成了那幅经典的西式孔子行教图; 删掉了“著者前言”前面的“译者序”以及后附的 2 则图书广告，但是在最后为全书编制了长达 10 页的关键字索引。通观此 1737 年译本，其主体内容与 1697 年版本相比没有变化，仍以 14 封书信的形式将中国见闻呈现给英文读者。书中涉及到孔子的，是写给外交国务秘书托尔西侯爵的第 5 封信《论中华民族的特殊性质，其古老性、高贵性、风俗、优点和弊端》( “Of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Nation，Its Antiquity，Nobility，Manners，and Its Good and Bad Qualities”) ，以及致法兰西第一世卿、兰斯大主教的第 7 封信《论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书籍和道德》( “Of the Language，Characters，Books and Morality of the Chinese”) 。这 2 封信叙述了孔子生平、著述、主要思想，附录了 14 条孔子名言及其解释。[22]
9．法国耶稣会士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的 1738 年英译本《旅华十年观察与评论》，由伦敦书商 Olive Payne 出版，John Hughs 印刷。排版与内容与 1737 年版本完全相同。
10．1739 年，法国耶稣会士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的另一个新译本《中华帝国通史: 旅华十年观察与评论》( A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eing the Observations of above Ten Years Travels through that Country) ，由伦敦书商 James Hodges 出版，未注明印刷商。相对于 1737 和1738 年的《旅华十年观察与评论》译本，此 1739 年译本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更改了书名，并且将原《旅华十年观察与评论》封面上内容梗概的最后一句“对该国情况的最真实叙述”改为“内附鞑靼征服中原的记录”，并写明“第二版，经细致修正”，而主体内容与排版都没有变化。
11．1741 年，Emanuel Bowen《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全志》译本的 1738－1741 年 2 卷合并出版，印刷商为 Edward Cave，内容没有变化。
12． 1742 年，英国知名刊物《君子杂志》( The Gentleman’s Magazine，1742，Vol． 12: 354－357) 刊载了孔子的个人传记，没有作者署名，但经范存忠先生考证，当时的英国文坛巨匠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乃其作者( 范存忠 63) 。[23] 传记明确标明上接 320 至 323 页、另一篇注明摘自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的文章，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篇孔子传记同样是对法文的翻译。其内容与前述英译本大致相同，本文不再赘述。《君子杂志》由著名出版商 Edward Cave 于 1731 年在伦敦创办，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份大规模发行的月刊，发行范围涵盖世界上所有的英文地区。我们可以推断，在巨大发行量的保证下，这篇传记将孔子及其思想推向了更广阔的英文读者群体。
13．1759 年，英国首部集体编纂的世界史《普遍史的现代部分: 从最早以来》( The Modern Part of an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of Time) 在伦敦出版，出版商为多家联合，包括 S． Ｒichardson、T． Osborne、C． Hitch、A． Millar、John Ｒivington、S． Crowder、P． Davey and B． Law、T．Longman 以及 C． Ware。该书出版不久，就在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先后被翻译出版，影响力遍及全欧洲。记述孔子的内容主要在该书的第 7 卷和第 8 卷。根据笔者所掌握的史料，该书是关注孔子对周边国家影响的第一种英文文献。例如第 7 卷介绍南圻( Cochinchin) [24]时，指出这里的“国王( chova，or king) 、朝臣、贵族及文人都遵从孔子教化［……］但像在中国一样，这一信仰群体没有庙宇，没有传教士，也没有固定的朝拜仪轨”( 440) ; 而在北圻( Tong-King) [25]，文人“对他们能够将孔子学说进行精简颇为得意。他们认为，中国的文人士子制造了大量的繁文缛节，对阅读及理解这位伟大哲学家的著述形成了障碍”( 472) 。在第 8 卷讲述孔子生平、著述学说、致仕与授徒的一节中，作者还发出了对孔子及儒学的质疑之声，“这位真正伟大的人，看上去命中注定要以他的教义和实践，去革新信仰及政治中大行其道的积弊。上天也赋予了他完成这项崇高使命的必要条件。中国典籍告诉我们，孔子反对当时中国正在盛行的偶像崇拜。果真如此，那么孔子后来的门人弟子为他塑像、筑坛、建庙的行为真是令人费解”( 104) 。
14． 1761 年由 James Wilkinson 翻译、Thomas Percy 编辑的《好逑传》( 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在伦敦出版，出版商为 Ｒ．and J． Dodsley，共有 4 卷。与孔子相关的内容出现在该书第 4 卷的“中国诗歌散论”，书中注明摘自法国汉学家弗莱雷( Nicolas Freret) 编辑的《法兰西金石学和文学院史志，1711 － 1717》( L Histoire de L AcadémieＲoyal des Inscription ＆ Bell Lettre， 1711－1717，Paris: L’imprimerie Ｒoyale，1723) ，并添加了必要的注解。该部分在论述《诗经》时说道，“在接下来的行文中，本文完全有必要引用这些孔子著述的摘编，因为它们忠实印证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道德规范，并且宣扬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及高贵品格”( 220) 。文中也大量引用孔子名言来佐证中国古代诗歌及《诗经》的道德教化，如“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223)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224) 等。《好逑传》英译本发行以后，在欧洲各主要语言中被迅速转译，如 1766年先后出法译本、德译本，1767年出荷兰文译本等。[26] 这个译本虽然不是记述孔子的专著，但与前面的《君子杂志》及《普遍史的现代部分: 从最早以来》一样，它无疑以其巨大的传播广度将孔子深深地嵌进了更多欧洲人的知识视野，彰显了英文文献在欧洲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在西方孔子研究的文献史上不容忽视。
15．1770 年，《坦普尔男爵文集》的第 2 版在伦敦出版，分成 4 卷本，由J．Brotherton、W． Sewell、J． Whiston 等共 13 家出版商联合出版。第 1 卷524 页，第 2 卷 568 页，第 3 卷 544 页，第 4 卷包括正文 466 页以及 87 页的全书索引。《英雄德性论》一文出现在第 3 卷，介绍孔子的第 2 节位于第316－335 页。与 1731 年版相比，此部分的内容没有变化。
16．1772 年的两卷本《中国行纪》( The Chinese Traveler) ，编者不详(本文依 Worldcat 做法，将杜赫德和李明标为本书作者) ，由出版商 E．and C．Dilly 在伦敦出版，印刷商不详。该书封面提示，其内容主要摘编自杜赫德、李明及其他旅行家的作品，[27]并且注明“前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生平”。第 1 卷包括“前言”及正文 267 页，内容涉及孔子生平以及中国的地理、政府、经济、宗教、语言等方面的概况; 第 2 卷共有正文 295 页，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的科技、民俗、山川、建筑名胜和中医理论。除去第 1 卷“中国人的宗教及信仰”谈到五经及天、上帝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外，全书记述孔子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孔子生平”。与前述几种文献区别较为明显的是，这一部分逐一地详细介绍了孔子的《大学》《论语》和《中庸》，并且在谈及孔子的入世精神时，大段引用了孔子的原话，如“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Du Halde and Louis Le Comte 1772: 7) 等。作者也将《孟子》列为儒学的 4 种经典著述之一，但又说“尽管此书被列为经典，但将其作者视为孔门弟子孟子更为合适”( Du Halde and Louis Le Comte 1772: 13) 。
17．1775 年版两卷本《中国行纪》。尽管此版封面注明“经过较大增补和修正”，实际上与 1772 年版差别不大，仅在第 2 卷的末尾增加了占 4页的“中国人的诗歌、历史和戏剧审美”一节。
18． 1780 年，伦敦出版商 Ｒandal Taylor 将 1691 年第一版《孔子的道德》进行再版，全书共 183 页。原文内容未变，但再版的“导言”删掉了交待译本来源及内容取舍的一段文字: “( 我们的读者) 应万分感激殷铎泽和柏应理，他们将孔子的 3 本著作从汉语翻译成拉丁文。( 在上面有关美德的论述中) 我们选取了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也略去了对欧洲来说很常见或者不太重要的内容，尽管它们内涵丰富，尤其合乎原作的意向性读者，即精英们的胃口”( 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7) 。
19． 1795 年，William Winterbotham 在伦敦编辑、出版的《中华帝国的历史、地理以及哲学》( An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 ，由编者本人、J． Ｒidgway 和 W． Button 共同销售。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第一次附上了源于英文文献的中国见闻，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录。[28] 全书 578 页，分为中国社会史、本土国情、鞑靼、朝贡国、[29]中国自然历史、人口及政府、宗教、民俗、文艺及科技、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录共 10 章内容。这本书的编者没有重复已有文献对孔子生平及思想的介绍，倒是与前述的《普遍史的现代部分: 从最早以来》一样，关注了孔子在海外尤其是各朝贡国的影响。如作者指出，北圻文人的业课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掌握大量汉字，二是研习孔子著述中的道德准则。该书以写实手法详细记录了北圻官员及文人在每个月月初及月圆之时供奉孔子的仪式细节，如献祭、焚香、叩拜等，甚至记下了他们祈求孔子神灵享用祭品时口中呼喊的咒语及祷词。此外，该书还写到了中山国王察度派遣王子皇孙至南京国子监学习，[30]明太祖朱元璋将福建 36 户人家迁徙至琉球、[31]逐渐将孔子教化远播琉球的过程。
二、18 世纪记述孔子的英文文献之特征及影响
综上可见，对孔子生平及思想进行记述的英文文献首次出现在 1691年，乃从法译本转译拉丁文原作而成。及至 18 世纪，辟有专章记述孔子的英文文献数量增至 19 种，甚至出现了假托孔子之名所作的伪书。借助这些文献，孔子在 18 世纪的英文世界进一步为人所知并产生影响。
总体看来，这些 18 世纪英文文献的主要特征可以从出版及版本，以及主要内容两个方面总结。首先看出版及版本方面的特征:
第一，出版不规范。[32] 在前述内容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书籍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文献信息: 有的没有标出译者，例如 1706、1724 及 1780 年的各版《孔子的道德》英译本; 有的没有关于出版商、印刷商的信息，例如 1795年的《中华帝国的历史、地理以及哲学》直接将编者标记为出版商，却未标明印刷商; 而 1772、1775 年的两版《中国纪行》竟然连作者也没有标出。[33]出版的不规范对后来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干扰，甚至引发了争议，例如，1738－1741 年《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全志》的译者到底是 Emanuel Bowen，还是 John Green 和 William Guthrie，还 是 E． Cave，国际学界仍然众说纷纭。
第二，这些 18 世纪文献大多数都是译本。本文所列举的 19 种英文文献中，有 15 种是对其他欧洲语言文本的翻译，这反映出当时英文世界与中国沟通的直接渠道尚未打开、[34]有关中国的知识严重依赖欧洲其他语种及国家的史实。虽然东印度公司于 1600 年成立后传回大量有关东方的信息，英国有关中国及孔子的认知也日渐丰富，但英文文献中基于作者在华文化经历而写出的对孔子的直接记述，则要等到 1807 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 Ｒobert Morrison) 及 1830 年美国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 Elijah C. Bridgman) 来华之后才出现，而此时时间已经迈入了 19 世纪。不仅 18 世纪记述孔子的英文文献大多数是译本，而且即使是稍带自主色彩的英文文献，也是参考法文或拉丁文写就。例如 1731 年坦普尔就在自己的文集中提到，耶稣会士将孔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并附以精彩导读( 199) ，法文成为英文文献的一大翻译来源。另外，我们考察这些译本时，发现译本的版本间差异不大。除去 1736、1739 及 1741 年《中国通史》直接重印即作新版以外，部分文献略作改动也算作新版，如 1706、1724 及1780 年的各版《孔子的道德》英译本; 而 1737、1738 以及 1739 年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的 3 个英译本，版本间差异主要见于封面。
第三，文献整体呈现从单一文本的对译本，到单一文本的摘译本，再到多文本的编译本的转化趋势。1706 及 1724 年与法译本对译的《孔子的道德》、1738－1741 年从法文本摘译的《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全志》、1772 及1775 年对多语种文献摘译的《中国行纪》对此都有所体现。这表明 18 世纪英文知识界对有关孔子信息的渴求，没有满足于对法文或某单一语言亦步亦趋的瞻仰式吸纳，而是在逐渐获取更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以后来的史实看，19 世纪孔子研究的自主性英文文献大量涌现，在 18 世纪末已呈呼之欲出之势。从《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转译英译本，到英文版《普遍史的现代部分: 从最早以来》及《好逑传》成为欧洲其他译本的底本，记录了随着英国国力、英文语言强势地位的突起，英文学界及英文文献在欧洲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历史过程。
再来看记述孔子的文献在内容方面的特征:
第一，专门记述孔子生平及思想的著述仍不多见。在 18 世纪记述孔子的 19 种英文文献中，我们发现仅有 3 种以孔子为主题，其余文献则将视角放在更广泛的议题之上，如中国的历史、宗教民俗、地理疆域、政体国情等，仅在涉及中国早期历史、哲学思想、杰出人物时才设置孔子专题。这基本表明，18 世纪的英文知识界尚处于不断增进对中国基本认识的层面上，其注意力尚无法聚焦于孔子。
第二，所传递的孔子信息有限，各著作的相关内容不外乎孔子的成长经历、致仕、游学、著述及格言等，重复且浅显，差异只在详略之间。内容的高度雷同，说明当时英文世界有关中国的知识仍然匮乏、更新缓慢。这些内容记述多、分析少，评价更少，也显示出 18 世纪的英文文献还处在学术性孔子研究的萌发阶段，水平有待提高。另外，这些早期英文文献在内容上还存在多处不确乃至明显的讹误。例如，1772 及 1775 年的《中国行纪》对将《孟子》记为孔子还是孟子作品的态度仍显犹疑、1738－1741 年的《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全志》出现周代帝王年表错误、将《孝经》记为孔子与曾子所作[35]等。
第三，18 世纪的英译者普遍对孔子表现出尊重的态度。例如，1759 年的《普遍史的现代部分: 从最早以来》说道: “( 孔子) 实至名归，他有幸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卓越品德受到一致认可。这不仅因为他提出了那些完美高尚的理念和格言; 更重要的是，他明智地将其付诸实践，并且让他的弟子和读者认为他们也可以追随美德，可以使美德在自己身上实现”( The
Modern Part of an Universal History 107) ; 1772 年的《中国行纪》赞美说“孔子的道德纯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Du Halde and Louis Le Comte 9) ; 1795 年的《中华帝国的历史、地理以及哲学》甚至虔诚地描述了孔子在他国的盛誉: “在北圻，文人们遵从孔子的教义，在宗教仪式中采用中国的礼节。孔子文庙数量少于两座的城市几乎没有。这位中国伟人的塑像总是矗立在城市中最尊贵的位置。祭坛后站着他的众多门徒，其神情再现了他们对于这位宗师的尊敬和崇拜”( Winterbotham 168) 。译者群体对孔子的普遍尊重，正如夏瑞春( Adrian Hsia) 所说，( 他们) “和耶稣会士一样，对孔子充满了敬意，孔子学说在他们的笔下成为'无限崇高、纯洁、明智，来自自然理性最纯真的智慧之源’”( 52) 。
第四，以西方眼光看待孔子。首先表现为以西方坐标定义东方事务，把孔子置于西方背景中进行观照。例如，1741 年《中国通史》第 3 卷就把孔子与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进行了横向对比并评价: “他出生于基督时代之前 551 年，希腊哲学七贤之一泰勒斯逝世的前 2 年，与毕达哥拉斯生活在同一时代，孔子逝世不久苏格拉底诞生［……］如果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仅满足于传授道德概念，如果泰勒斯没有一头扎进有关世界本源的纯物理问题，如果毕达哥拉斯没有提出未来政府善恶奖惩的规约，这两位古代哲学家的学识名望也许会少受些攻击［……］孔子则满足于谈论社会普适的生活准则”( Du Halde and Bowen 293) 。其次表现为以西方宗教观点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透视。这可以具体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译本文献受制于传教士原作而呈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如裴德思( Thorsten Pattberg ) 在评价《孔子的道德》英译本时所指出的，“这并不是对中国实情的一份客观叙述。它所表达出来的，更多的是耶稣会士将中国历史天主教化的企图”( 78) ; 二是非译本文献倾向于以天主教解读孔子及中国，如 1759 年的《普遍史的现代部分: 从最早以来》就说，“中国的鞑靼皇帝表面上对儒教和佛教都很尊重，但内心却鄙夷他们的迷信和传说。皇帝确实像其他中国百姓一样称颂孔子、礼敬佛陀，但他只是出于政治原因才不得不这么做。耶稣会士们认为政治是他公开入教的一大障碍，但他们看上去都相信皇帝的内心已经皈依”( The Modern Part of an Universal History 111) 。
最后，本文对这些文献对当时及之后英文世界的影响作一总结:
第一，文中所列文献多被欧洲的各大图书馆收藏。
本文此处以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的摘译本《中国通史》为例进行说明。该书可见于 18 及 19 世纪的众多藏书目录，如 1740 年的《全学科新旧图书通用目录》( Bibliotheca Universalis， Vetus et Nova， complectens libros in omni scientiarum genere selectissimos，Hague: Pierre Gosse) 、1829 年的《有关东方货币的图书目录》( Oriental Numismatics: A Catalog of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Ｒelating to the Coinage of the East， Salem: JohnＲobinson) 、1837 年的《锡格纳特作家协会图书馆藏书目录》( Catalogue of the Library of the Society of Writers to the Signet，Edinburgh: Signet Library) 、1843 年的《牧师图书: 牧师图书馆及阅览室藏书目录》( Bibliotheca Clericalis: A Catalogue of the Books in Clerical Library and Ｒeading Ｒooms，London: James Darling) 、1893 年的《皇家地理学会图书馆藏书目录》( Catalogue of the Library of the Ｒ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London: J． Murray) 、1899 年 的《洛克哈特图书馆及伦敦传道会图书馆藏书目录》( Catalogue of Books Contained in the Lockhart Library and in the Libra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Londo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等。同样，该书的内容也在欧洲文献中被广泛引述，如1737 年的《学者著作史》( History of the Works of the Learned，London: T．Cooper) 、1820年的《自古至今亚洲旅行的历史纪录》( Hugh Murray，Historical Account of Discoveries and Travels in Asia， from the Earliest Ages to the Present Time，Edinburgh: A． Constable and Co．) 、1893 年的《中国的中亚: 一路骑行到小西藏》( Henry Lansdell，Chinese Central Asia: A Ｒide to Little Tibet， London: S． Low，Marston，＆ Co．) 等。由此可见，18 世纪记述孔子的英文文献广泛进入了欧洲的知识生产及流通体系，对其他作品产生了影响。另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 19 种文献均在英国出版，它们同样也飘洋过海到达大西洋彼岸，广为北美图书馆收藏，可 见 于《1787 年建国先驱们的读书目录》( Ｒobert Allen Ｒutland，Well-Acquainted with Books． The Founding Framers in 1787，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1987) 、1830 年的《鲍登学院图书馆图书目录》( A Catalogue of the Library of Bowdoin College，Brunswick: Bowdoin College) 、1832 年的《费城商业图书馆藏书目录补录》( Supplement to A Catalogue of the Mercantile Library of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 I． Ashmead) 、1886 年的《密尔沃基市公共图书馆藏书总目》( Systematic Catalogue of the Public Library of the City of Milwaukee，Milwaukee: Board of Trustees) 等。
第二，这些文献为英文汉学在 19 世纪的发展提供了知识准备。
18 世纪的这 19 种文献，可谓给英文汉学中的孔子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承 18 世纪的余绪，19 世纪的英文汉学界推出了很多专门记述孔子及其思想的著作，其数量远超 18 世纪。仅在上半叶就有 1809 年马士曼( J．Marshman) 在印度塞兰坡( Serampore) 出版的《孔子的著作，包括原文及译文》( 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Serampore: Mission Press) 、1812 年马礼逊在伦敦出版的《中国通俗文选》( Horae Sinicae，London: Black and Parry ) 中的《大学》( Ta-Hio: The Great Science) 、1814 年马士曼在塞兰坡出版《中国言法》( Clavis Sinica or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Serampore: Mission Press) 中《孔 子 的〈大学〉》( The Ta-Hyoh of Confucius) 、1818 年又有对 1691 年《孔子的道德》的再版( The Life and Morals of Confucius，London: J． Souter) 、1828 年柯大卫( David Collie) 的《四书》(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Four Books，Malacca: Mission Press) 、1840 年文惠廉( William J． Boone) 的《书经》译文( The Shoo King; an extract containing the astronomy of the Yaou Teen，with explanations from the commentary of Tsae Chin． Chinese Ｒepository，IX，573 － 586) 、1846 年 麦 都 思( Walter H． Medhurst) 的《书 经》译本( Ancient China，书经，The Shoo King，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Shanghai: Mission Press) 、1842 年《中国丛报》第 11 卷刊登的《孔子生平考》( Sketch of the Life of Confucius，the Chinese Moralist． Chinese Ｒepository，XI，411 －425) ，1849 年第 18 卷翻译的孔昭焕《至圣编年世纪》( Notice of the Chi-shing Pien Nien-shi Ki，or Annuals and Genealogy of the Most Holy Sage． ChineseＲepository，XVIII，254－259) 等。如果再加上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 James Legge) 在 1861 年《中国经典》( Chinese Classics，London: Trübner ＆ Co．) 第1 卷中的《论语》译本、詹宁斯( William Jennings) 在 1895 年的《论语》译本( Confucian Analects，London: G． Ｒoutledge and Sons，Ltd．) ，不难看出孔子研究在 19 世纪上半叶已经走出浅显介绍的阶段，走上了学术性、专业化发展的轨道。而 1845 年 Evan Davies 出版的《中国人及其精神诉求》( China and Her Spiritual Claims，London: John Snow) 、1879 年伦敦大学汉学教授道格拉斯( Ｒobert K． Douglas) 的《非基督教的宗教体系: 儒教和道教》( Non-Christian Ｒeligious Systems: Confucianism and Taouism，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理雅各在 1881 和 1895 年的《中国宗教: 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相比较》( The Ｒ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及《孟子生平及其学说》( The Works of Menciu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2 年传教士卢美仕( A． W． Loomis) 在旧金山和波士顿同时出版的《孔子与中国经典》( 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Or Ｒ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San Francisco: A． Ｒoman，Boston: Lee and Shepard) 、1897 年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中国研究》( Chinese Ｒesearches) 等，也都反映出 19 世纪的英文汉学已经不再局限于个别文化人物的研究，进入了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并举、逐渐深入中国思想内核的真正学术研究的阶段。
第三，孔子学说通过这些文献对当时英国及美国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洲宗教改革以后，思想界逐渐产生了挣脱传统神学镣铐的要求。在18 世纪的英国，有众多学者将孔子思想理解甚至宣传为暗合西方自然神论( Deism) 的东方哲学，进而对自然神论思想乃至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影响。[36] 英国的思想家们认为，孔子学说可以对抗基督教神学中的神秘主义，有助于民众的思想开化。例如，18 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 David Hume)曾说，“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信徒”( Chang 439) ; 廷德尔( Matthew Tindal) 将孔子学说与基督教教义相比较，认为前者超过了后者，表示“我根本不认为孔子的教条和耶稣的教导有什么区别，而认为前者平易通俗的教条有助于人们理解后者更晦涩不明的教导”( 310) 。他也赞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 Leibnitz) 的意见，认为中国人的自然美德远胜欧洲( 366) 。另一位思想家博林布鲁克( 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 在研读孔子学说后，也通过中国建构他的自然神论，“中国人遵从自然规律，从自然中提取所有个人道德及社会政治的准则。理性高于感性，是生活的一大法则。遵从理性，是生活正途”( 195) 。[37]同样，这些文献对美国思想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在此以《孔子的道德》为主线进行说明。1735－1737 年，《纽约周报》曾连载孔子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语录，并明确指出这些章节取自《孔子的道德》( 张涛 95) 。“美国人的精神之父”富兰克林在《宾西法尼亚报》( Pennsylvania Gazette)1738 年 3 月 7 日及 21 日的两期上，以《译自〈孔子的道德〉》为名，连载了《大学》的部分英译。“美国宪法之父”亚当斯在 1787－1788 年所著的《美国宪法辩》中，称孔子与穆罕默德等人同为“在生活、习俗、社会及政府中试验立法体系的先驱”( Adams xxiv ) 。第三任总统杰佛逊在一份 1800－1808 年间的剪报中收藏了《大学》的英译片段( Gross 163) 。1835 年，被称为“美国孔子”的爱默生读到《孔子的道德》时，特地摘录了“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以自勉( Emerson 387) ，次年又摘编了马士曼的《孔子》一书( 钱满素 239) 并于 1845 年在日记中写道: “孔子，民族的光荣，孔子，绝对东方的圣人，他是一个中间人。他是哲学中的华盛顿、仲裁人，现代史中的中庸之道”( 钱满素 137) ; 1860 年他在林肯派遣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出使中国的宴会上说: “我们所奉献给孔子的名望还远远不够”( Simmons 3) 。哲学家梭罗的读书笔记显示，他在 1847 年之前就已经读过《孔子的道德》( Sanborn 36) ，并且在此书的影响下，他还亲手摘译了法国汉学家鲍狄埃( G． Pauthier) 的《孔子与孟子》，其译文及注释长达 23 页( Cameron iv) 。总之，在时代及美国建国初期，这些 18世纪的英文文献在主流世界之外的北美产生了影响，它们让那里的人认识到“孔子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美德与法治基础上的模范社会”( Weir 17) ， 如姜智芹所言，那时的中国成了一个“富裕、智慧的异域乌托邦”( 3) 。
[1] 王希茜等国内研究者认为，这两个法译本出自布鲁纳( Jean de Labrune) 之手，见“西化的孔子———《孔子的道德》英译本八十条箴言评析”，《盐城工学院学报》1( 2013) : 57－61; 法国汉学家毕诺( Virgile Pinot) 在其 1971 年的著作中也无法决定该法译本到底是出自布鲁纳、库珊( Cousin) ，还是富歇，见毕诺: 《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431 页; 法国汉学家梅谦立( Thierry Meynard，SJ) 认为“此书作者匿名，但一般认为其作者应该是富歇”，见 The Jesuit Reading of Confucius: The First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Lunyu ( 1687)(《耶稣会对孔子的解读: 西方出版的首部〈论语〉全译本( 1687) 》) ( Published in the West) ，Brill( 博睿) 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2 页。笔者所见版本标明作者是富歇。与笔者表述相同的另见周新凯: “《论语》在法国的译介历程与阐释”，《中国翻译》6( 2015) : 34－40。
[2]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蔡思行认为此《孔子的道德》英译本译者是菲莎，见蔡思行: “从考据到活译: 论晚清至民国时期英译中国经典形式之演变”，《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12( 2017) : 2－23。但原作封面上仅标注“Licensed，Feb． 25． 1690 /1． F． Fraser”，并未明确说明菲莎是译者。
[3] 世界图书馆目录检索平台 WorldCat 在此书的索引信息中，将著者写成孔子、殷铎泽和柏应理 3 人; 牛津大学文本档案库 Oxford Text Archive、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布朗大学图书馆等将著者写成孔子和殷铎泽，足见此英译本和拉丁文原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渊源; 1991 年李弘祺在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中国和欧洲: 16 至 18 世纪图画与影响》) 中也认为这 3 种图书有着直接的渊源，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该著第 109 页。此外，据巴塞罗那大学古二德( César Guarde-Paz) 的研究，此英译本也导致了 1758 年另一本法文著作 Les Vies des plus Illustres Philosophes de L’antiquité( 《古代杰出哲学家生平》) 的产生，见 Texto y Arte en la Formacion de la Interpretacion Ilustrada el Confucianismo，Estudios de Asia y Africa 1 ( 2013) : 171－201。
[4]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魏朴和( Wiebke Denecke) 说，这个英译本“或者直接译自殷铎泽等人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或者通过法译本转译”，见其 2011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著作 The Dynamics of Masters Literature: Early 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Han Feizi(《诸子文学之嬗变: 从孔子到韩非子的早期中国思想》) 第 6 页。该说法不确。美国学者 Alfred Owen Aldridge 在其著作 The Dragon and the Eagle: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龙与鹰: 美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 ( Detroit，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 中指出，该英译本转译自法译本。笔者赞同他的观点。但 Aldridge 在该著第 25 页认为英译本转译自 1688 年的法译本《关于孔子道德的信札》。此观点有误，实际上它转译自《孔子的道德》。
[5]这个定性论断十分重要。国外的类似说法可见于 1986 年科罗拉多大学 Richard James Burden 的学位论文“Sacred Subjects: British Translators and the Sishu”( 《神圣事业: 英国译者与〈四书〉》) 第 3 页、1998 年 Daniel Garber 和 Michael Ayers 主编的剑桥大学出版社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剑桥 17 世纪哲学史》) 第一卷第 99 页、Matt Jenkinson的文章“Nathanael Vincent and Confucius's 'Great Learning' in Restoration England”( “英格兰复辟时期的文森特与孔子的《大学》”) ，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史杂志(Notes and Ｒ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2006 年第 60 期、都柏林马什图书馆( Marsh's Library) 网页 http: //www．marshlibrary.ie/digi/items/show/429，以及 2016 年 Phoebe Chow在 Ｒoutledge 出版社出版的 Britain's Imperial Retreat from China， 1900－1931( 《1900－1931 年英帝国在中国的撤退》) 第 55 页。国内的同样看法可见于徐平“孔子言论及《论语》在国外的传播”，《出版参考》9( 1998) : 6; 王辉、叶拉美: “马礼逊与马士曼的《大学》译本”，《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Vol．49( 2009) : 413－426; 中国社会科学院崔玉军: “英国汉学界的《论语》英译: 历史与问题”，见国际儒学网http: / /www.ica.org.cn/nlb /index_422_4570．html; 李伟荣等: “《论语》在西方的前世今生”，《燕山大学学报》( 2) 2015: 1－9，以及张万民: “中国古代文论英译历程的反思”，《暨南学报》1( 2017) : 1－11。
[6]法文原本多次出版，译本多样，版本情况十分复杂，详情可参考周燕: 《法国耶稣会士兼“国王数学家”李明及其〈中国近事报道〉研究》，浙江大学 2008 年未刊博士论文。李明的这部著作后来因“礼仪之争”被禁近 300 年，1990 年才被重新出版。汉译本见李明: 《中国近事报道: 1687－1692》，郭强、龙云、李伟译。郑州: 大象出版社，2004 年。
[7]法文原版《中国近事报道》于 1696 年分 2 卷出版。1697 年英译本将其合二为一。1698及 1699 年，该英译本又连续推出第 2 版和第 3 版，内容及版式大体不变。李明的这部《中国近事报道》在本文所讨论的 18 世纪还出了新的英译本，并且各英译本的名称不尽相同。为了尊重原作英文名称并突出各英译本之间的区分度，本文给各英译本自拟或转引了不同的汉文名称。
[8]1785 年，英文文献中出现了一本假托孔子名义的伪书，名为 The Oriental Chronicles of the Times( 东方历史年表) ，小标题为“Being the Translation of a Chinese Manuscript; with Notes Historical, Critical, and Explanatory. Supposed to have been originally written in the spirit of prophecy, by Confucius the Sage”( 译自一份汉语手稿，并附有历史、评论及解释的条文。该手稿推测原为预言书，由圣人孔子写就) 。该书乃作者为德文郡公爵夫人所作，主要歌颂公爵夫人捍卫公民自由及英国宪法，与孔子并无直接关系，故本文不考。
[9]即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美国学者 Alfred Owen Aldridge 在其前述著作第 25 页中说，《孔子的道德》1691 年英译本在 18 世纪有 1706、1718、1729 和 1780 年 4 个版本。此说法不确。经笔者反复查证，1718 和1729 年的 2 个版本并不存在。
[9] 自然理性一直是西方传教士及哲学家在西方哲学框架内理解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相关论述可参考沈清松: 《从利玛窦到海德格: 跨文化脉络下的中西哲学互动》，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2014 年。
[10] Of Heroic Virtue，pp． 196－205．
[11] 引文系作者自译。
[12] 杜赫德从未到过中国。但由他整理出版的这部《中华帝国全志》汇编了众多来华耶稣会士发回的传教报告及书信，非常详实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被称为“法国汉学三大典籍”之一。
[13] 该译名转引自马克林( Colin Patrick Mackerras) : 《我看中国: 1949 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张勇先、吴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第 26 页。有关《中华帝国全志》不同英译本的版本问题，邱玏曾在“中医古籍英译史实研究综述”一文中有过论述( 《中西医结合学报》4［2011］: 459－464) ，除去文中部分说法表述不清以外，邱玏所述与笔者所掌握的史料大致相符。
[14] 笔者只查阅到此 1736 年第 1 版的前 2 卷，后 2 卷始终未能寻访到。需要说明的是，1848年 John Doyle 的Catalogue of a Large and Valuable Collec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Books, New and Second Hand in Every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古今文学科学及艺术各门类新旧图书大型珍贵藏书目录》) 第 63 页、1872 年考狄(Henri Cordier) 的A Catalogue of the Library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目录》) 第47 页、1938 年考狄Bibliotheca Sinica( 《西人论中国书目》，北京文殿阁书庄影印本) 第 50 页、1939年Frederick John Teggart 的 Rome and China: A 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罗马与中国: 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第 261 页，以及 2001 年 Catherine Pagani 的Eastern Magnificence and European Ingenuity: 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东方辉煌与欧洲精巧: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钟表》，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第 259 页等，都指明此 1736年第 1 版共有 4 卷。
[15] 笔者只查阅到此 1739 年第 2 版的后 2 卷，前 2 卷始终未能寻访到。同样需要说明的是，1814 年John Pinkerton 的A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 and Travel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Many of Which Are Now Firs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Digested on a New Plan(《最精彩的世界游记总汇，部分文献乃首次译成英文: 依照新计划摘录》) 第 152 页、1932 年Frances Markley Ｒoberts 在上海别发洋行出版的Western Travellers to China: A Personalized Story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in Religion, Commerce, Diplomacy and Culture, During Eleven Centuries(《西方旅人在中国: 1100 年来有关中西宗教、贸易、外交及文化关系的个人史》) 第 159 页，都指明此 1739 年第 2 版共有 4 卷。
[16]本文的这种做法已有国外先例。2006 年Edwin Wolf 和Kevin J． Hayes 的The Library of Benjamin Franklin(《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个人图书馆》，美国哲学学会出版) 第 262 页，将 3 个版本完全对等; 2016 年Nicolas Standaert 的The Intercultural Weaving of Historical Texts: Chinese and European Stories About Emperor Ku and His Concubines(《跨文化的织造历史文本: 中国和欧洲关于帝喾和他的妾的故事》) ，Brill 第120 页，直接将1739 和1741 年的2 个版本注明是1736 年版本的重印版。
[17]根据笔者所掌握的史料，这幅孔子行教图最早见于 1687 年殷铎泽和柏应理等人的拉丁文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图中，融合中西脸型特征、手持笏板的孔子塑像，矗立在一座西式藏书室之前。藏书室的书架上陈列着《书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礼记》《孟子》等著作，书下摆放了孟子、子思等人的牌位。不过，此图制版时将《论语》错刻成了《语论》。该图在西方出版界流传甚广，在本文所考的 1737 年《旅华十年观察与评论》以及1772、1775 年的《中国纪行》中就有出现。该图后来在西方又衍生出头戴平天冠的孔子肖像图。
[18]此处汉译名转引自前述邱玏的“中医古籍英译史实研究综述”。范存忠在《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一书中，曾考证过此摘译本与 Brookes 摘译本《中国通史》之间颇为有趣的竞争关系。范先生强调它与 Brookes 摘译本的区别，将其译为《中国通志》。国际学界对此译本的译者身份有不同看法。该译本全书均未标注译者，但内附地图上注有Emanuel Bowen，所以World Cat 将译者标记为Emanuel Bowen; 此做法另见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 年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 第839 页、2015年汤开建的Setting off from Macau: Essays on Jesuit Histor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明清耶稣会史研究——从澳门出发》，Brill 出版社) 第 VIII 页。在未有直接史料出现之前，笔者暂认同以上看法。也有著作将译者记为出版商 E. Cave 的雇员John Green 和 William Guthrie，可见于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60页、2002年闵福德(John Minford) 和刘绍铭( Joseph Lau) 合编的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含英咀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第156 页、2013 年陈师雯Representations of China in British Children's Fiction, 1851－1911(《英国儿童小说的中国描述，1851－1911》，Ashgate出版社) 第36 页，以及2016 年Peter J. Kitson 和Robert Markley 合编的Writing China: Essays on the Amherst Embassy (1816) and Sino-British Cultural Relations( 《书写中国：1816 年阿美士德使团与中英文化关系论集》，Boydell ＆Brewer 出版社) 第34 页。还有学者将出版商E. Cave 视为译者，见吴结评: 《英文世界里的〈诗经〉研究》，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年; 季红琴: “《孟子》及其英译”，《外语学刊》( 1) 2011: 113－116; 王洪涛: “社会翻译学视域中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历时诠释”，《外语学刊》( 3) 2016: 146－151。1938 年考狄《西人论中国书目》则未标注译者姓名。
[19] 1872 年考狄的 A Catalogue of the Library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目录》) 第 47 页，在 1738－1741 年两卷本的题录之下注明1744 年该译本又推出了 4 卷本版。但笔者考究同时期欧洲的数种图书目录，均未发现此版本。
[20] 书中把《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礼记》五经列为第一序列; 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与《孝经》《小学》并列为第二序列。
[21] 书中把周景王记作第 24 位周代帝王、将周敬王记作第 25 代，中间漏掉了在位 1 年的周悼王。
[22] 原著法文本及英译本中，有关孔子的名言翻译多为阐释性翻译，译者的主观成分非常大，有太多的曲译和误译，相对于《论语》原文几乎面目全非，难以辨认。笔者参考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大象出版社的法文原著《中国近事报道》2004 年汉译本，发现汉译本也与法文本严格对应，用白话译出，难觅孔子原话的踪影。
[23]该传记是一篇长文《论中国》( “The Account of China”) 的一部分。据范存忠先生考证，此文出自约翰逊之手，但范先生并未指出它是译文。约翰逊的第一份固定工作即供职于《君子杂志》编 辑 部，为该刊供稿甚多。笔者在耶鲁大学 The Yale Digital Edition of Works of Samuel Johnson( 约翰逊著作电子文库) 里面找到一篇约翰逊写的“The Life of Confucius”，内容与本文所述完全一致，时间也认定为 1742 年，但其标注的页码与笔者所掌握的文本并不对应，见 http: //www．yalejohnson．com /frontend /sda_viewer?n = 112170。
[24] 有时译为“交趾支那”，指越南南部。
[25] 指越南北部。
[26] 此英译本是《好逑传》的第一个西方语言译本。据统计，自此译本出版至 1904 年，《好逑传》的外文译本和改编译本达 26 种，足见世界对其关注的热度，也从侧面反映出它对传播孔子及其思想的贡献。译本及传播的情况可参考宋丽娟、孙逊: “《好逑传》英译本版本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5 ( 2009) : 74 － 82、宋丽娟、孙逊: “'中学西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 1735 －1911) ”，《中国社会科学》6( 2009) : 185－200。
[27] 该书编译的材料来源不仅限于法语。例如，在谈到将《孝经》《小学》与“四书”并列时，作者就特地指出了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 François Noël) 于 1711 年在布拉格出版的拉丁文著作。据考，此书即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ix(《中华帝国六经》) 。1991 年李弘祺( Thomas H. C. Lee)在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中国和欧洲: 16至 18 世纪形象与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中对此书有专门讨论，见该著第 39 页。
[28] 有关此次访华的正式出版物，最早的就是使团旗舰“狮子”号大副安德逊( Aeneas Anderson) 1795 年出版的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 London: J． Debrett，1795，中译本见费振东: 《在大清帝国的航行: 英国人眼中的乾隆盛世》。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年。安德逊的原作与本书在同一年出版。
[29] 假如西方学界没有受到明治时期日本学者影响的话，将中国分为本土、鞑靼和朝贡国的分法即始自这本书，影响深远。参见葛兆光: 《历史中国的内与外》。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3 页。
[30] 此记载可与中国史书印证，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周煌《琉球国志略·卷三·封贡》:“二十五年，王及世子武宁各进表笺，贡马; 并遣从子日孜每、阔八马、寨官子仁悦慈入国子监读书”，康熙五十八年刻本，第 11 页。
[31] 此记载可与中国史书印证，见清代张廷玉等《明史·琉球传》: “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北京: 中华书局，2000 年，第 5602 页。
[32] 就本文所考的 18 世纪其他著作来看，这种现象在当时堪称常态。
[33] 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 在其 2011 年著作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广州与澳门的商人: 18 世纪中国贸易活动中的政治与策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第 499 页中，将此书作者记为空缺; Alfred Owen Aldridge 在其著作The Dragon and the Eagle: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龙与鹰: 美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 第 273 页中，直接将该书作者记为“匿名”。
[34] 直至 1792 年，英国才派出第一个访华使团即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该使团回国后，成员大量发表的中国见闻和行纪，才算得上是英文世界最早直接掌握的中国信息。需要说明的是，1685 年，耶稣会士柏应理曾携一位中国教徒沈福宗到欧洲，后者应邀访问英国，受到英王詹姆士二世的接见、与东方学家海德( Thomas Hyde) 有过来往。但沈福宗仅在英国停留 2 年，未能将中国信息广泛引入当时的英国知识界。
[35] 《孝经》的作者身份自古以来说法不一。胡平生曾列举历史上的 8 种说法: 孔子说、曾子说、曾子门人说、子思说、孔子门人说、齐鲁间儒者说、孟子门人说、汉儒说。见胡平生: 《孝经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1996 年。2－3。《四库全书总目》较为权威，主张其作者是孔子门人。见清代纪昀: “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二《经部三十二》。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 263 页。
[36] 在伏尔泰( Voltaire) 、魁奈( Francois Quesnay) 等人的推动下，孔子及其思想对法国的启蒙运动贡献更大，超过在英国的影响。因与本论文主题关联不大，故略而不论。
[37] 国内学界在孔子思想与英国自然神论的关系研究上已有相当多的论述，可参考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年，26－40; 张国刚: 《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125－128; 张西平: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上海: 东方出版社，2001 年，477－486; 许明龙: 《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年，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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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李伟荣
编辑：张 柠
校对：郭紫云
这是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推送的第1083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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