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谈 | 陈坚林：要重视外语教材史研究

2021年第2期

高校语言政策

多人谈

文秋芳，陈坚林，柯安竹

赵蓉晖，高雪松，彭剑娥

陈坚林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要重视外语教材史研究

新时代高校语言教育政策主要反映在外语教学上，而最能体现外语教学整体面貌的就是外语教材，因此要更好地体现高校语言教育政策在教学上的延续性，就应该重视教材发展史的研究。

外语教材作为沟通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桥梁和纽带，一直备受关注。2017年7月，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凸显了教材建设对于教育发展的全局性重要意义。2018年10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要求全面提高教材编写质量，加强教材研究，创新教材呈现方式和话语体系，实现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转化、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知识体系向学生的价值体系转化，使教材更加体现科学性、前沿性，进一步增强教材针对性和实效性，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国外外语教材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被看作教学研究的分支，通常以某教学方法的操作案例呈现。其内容集中于教材评估和选择或对教材编写给出可行性建议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教材研究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涵盖了教材评估、改编、设计、出版、开发和研究等方面，统称为“教材发展”，重要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高校及教师培训机构如何使用教材促进语言学习等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国外学者对语言教材的研究多为共时性研究，涉及的领域和话题较为分散，个性的讨论多于共性的分析，缺乏学术史维度上的收集及整理，不能适应外语教材持续发展和深入研究的客观需要。我国教育界历来重视教材建设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外语教材的研究多是历时性研究，重视对外语教材发展的总结和展望，如胡壮麟《新世纪的大学英语教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11期）解读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大学英语教材的深远影响，陈坚林《大学英语教材的现状与改革》（《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5期）在总结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4代大学英语教材共同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第五代大学英语教材”的构想；王进军、冯增俊《国际外语教材发展的演进特征及其走向探索》（《比较教育研究》2009年第6期），黄建滨、于书林《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研究：回顾与思考》（《外语界》2009年第6期），陈珍珍《论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的演进轨迹》（《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柳华妮《国内英语教材发展150年：回顾与启示》（《山东外语教学》2011年第6期），以及杨港、陈坚林《2000年以来高校英语教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年第2期）相继对外语教材（尤其是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史和研究状况进行了描述和梳理。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外语教材的基本内涵、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历史沿革及当代价值等内容，但多数仅限于理论层面的探讨，缺乏学理分析和史料支撑，故而研究的系统性不强。

综上，当前我国高校外语教材研究急需在以下3方面有所改进：

（1）研究的落脚点多是在总结某一个阶段外语教材编写特征，并从中发现教材领域的新问题，再奠定教材发展的新基石，在选取时间跨度、素材丰富程度、涉及语种广度、理论研究深度等方面都略有欠缺和不足，没有把百余年来外语教材的发展主线和具体历程梳理清楚。

（2）混淆了外语教材研究与外语教学研究的谱系关系和区别之处，用后者替代前者的现象较为突出，没有把外语教材研究的鲜明特色体现出来，特别是在新时代外语教学面临重大转型的关口，没能理解外语教材的新内涵，更没有找到将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新体系融入外语教育发展的新途径。

（3）“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外语教材如何适应人才培养新形势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借鉴、解读教材发展史以形成新思路，发现新方法。但目前看来，文献史料整理远远滞后于外语教材发展的需要，制约了外语教材研究的深入，这就为当前国家的教材政策和教材管理，包括教材开发、教材意识形态的导入以及教材中价值体系的构建等提供了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学术空间。

鉴于此，我们应该要重视和加强在现行语言教育政策下的外语教材史的研究，尤其是要梳理从京师同文馆成立至今160年来我国外语教材发展的历史，串联有标志性意义的外语教育重大事件、重要政策、结构调整、各项改革等，前后相继、古今贯通，形成整理教材发展历程和研究当前教材建设实践的良好互动，推动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建设工作，使之服务于构建外语教育话语体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进程。这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外语教材发挥引荐西方文明，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作用将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