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牙璋的形制和使用
作者按：这是一篇没有发表的旧文。2016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举办“东亚牙璋学术研讨会”，我做了《大刀和牙璋》PPT汇报。那次会议最后出版了邓聪先生主编：《牙璋与国家起源：牙璋图录及论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2017年写就小文，今天读来，仍有心得：1、牙璋就是孙庆伟教授认为的《史记·夏本纪》“第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的“玄圭”；2、以石峁城址为中心的区域，囊括了已知牙璋的所有种类，神木新华还有没有牙的“璋”，石峁王国不仅极可能是牙璋的起源地，也应该是二里头夏王朝牙璋的来源地，同时，这也是与石峁古城隔河相望陶寺古国不出任何形式牙璋的最好解释。
谨以此文，再次祝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队。
——2021年5月10日
牙璋是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代表性的重要玉器，牙璋起源于黄河流域，盛行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牙璋、玉大刀、两侧雕琢介字形冠扉棱的大孔玉钺、玉戈、长方形的玉圭等有刃玉器和柄形器共同组成了二里头文化的玉器群。商周时代牙璋退出了玉器的舞台，却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金沙得到了重生，并进而影响扩散到南中国乃至越南地区。牙璋形制的演变、牙璋的使用是牙璋研究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就牙璋阑的演变以及三星堆出土牙璋给予的启示进行讨论。
一、龙很可能一开始就爬上了牙璋的阑
黄河中游牙璋的出现，在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
巩义花地嘴新砦期T17H40：1牙璋，首端凹弧，下端两侧有基本对称的阑，阑为渐隆起的锯齿状切割。花地嘴新砦期遗存，“存在明显的关中、晋中南甚至东方龙山文化因素”【1】。
陕西商洛东龙山“夏代早期遗存”，M83，填土中散置石璧3件，右胸部玉戚1件，右小腿外石圭1件，刃部朝脚下，左臂外玉牙璋1件，刃部朝头向。M83：2玉戚，就是两侧雕琢介字形冠扉棱的玉钺。M83：3石圭，也可以是刃部较宽的长方体的钺。M83：1牙璋，凸起的扉棱很近视简化的龙首，不是简单凸起的阑。报告认为东龙山夏代早期遗存和龙山晚期遗存文明面貌大异小同，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也注意到陶器中单把鬲、圆腹圜底罐、双耳罐等陶器形制的接近，尤为重要的是都有一定数量的石璧和钻芯【2】。东龙山牙璋突出的阑不是简单的凸出，而是已经非常接近龙首的侧面像，说明至少在这一阶段，牙璋的阑就是龙形象。
商洛东龙山M83及出土器物
神木石峁考古出土的玉器还不丰富，多为玉铲，出土的半米长的璋，也没有雕琢龙首阑。戴应新早年采集的牙璋中，除了类似东龙山M83：1简化龙首阑的牙璋，也有繁缛龙首阑的牙璋【3】。根据最新的考古学证据，石峁城址初建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大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4】。从目前考古工作情况来看，之前采集的牙璋、玉大刀，包括现在考古发掘出土的玉铲，应该都与石峁城址的建设、使用有关（含大型土坑墓和祭祀坑【5】），年代跨度不会超出公元前2300~1800年这个时间段，采集牙璋中的简化和繁缛龙首阑两种牙璋形式贯穿了龙山时代，或稍后续到了夏代早期。
神木新华99K1祭祀坑的部分玉石器：依出土位置
虽然，花地嘴、石峁、新华、陶寺四地出土相关玉器的单元有早晚，但都应该属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大时间段。石峁一定是牙璋使用或者包括制作的中心，近在咫尺的新华祭祀坑没有凹弧端首的牙璋，却有玉大刀和斜边端刃的璋，或许暗示着牙璋在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与玉大刀、斜边端刃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陶寺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形式的牙璋，至少证明陶寺所代表的大型族群与石峁集团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用玉制度。花地嘴除了牙璋，还有琮、环璧、钺等玉器，质地庞杂，还不能证明是这一大阶段的琢玉和用玉中心，只能说明这一时间段牙璋形式已经完全成熟，进一步的认识有待今后材料的再补充。
二里头牙璋出土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四期，ⅴM3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出土的两件牙璋，阑的龙首形象具体【8】。关于牙璋阑的演化序列，王永波统计分类的最为详尽，实际上都是“兽”式、“双兽”式，甚至“兽额”式【9】（兽额式，其实是“兽”的冠——笔者注）。那么，牙璋阑的演化是从简单到繁缛吗？兽式的阑是后起的吗？
这个涉及阑的兽形象与什么相关的问题，兽很可能与二里头文化二~四期的嵌绿松石铜牌龙形象有关。铜牌仅是龙首的写照，完整的龙体后来在02ⅤM3出土。02ⅤM3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早段，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龙纹陶片，说明至少在二里头文化二期，龙的形体已经极其成熟【10】。那么它还可以继续向前推吗？
二里头02ⅤM3部分出土物
新砦第二期遗存，新密新砦1999T1H24：1器盖面，残存有与二里头02ⅤM3龙完全一致的龙首刻纹【11】。
新砦1999T1H24：1器盖面龙纹
关于这一图像的读识不少研究者早就已经注意到了，如顾万发、王青等，不但与二里头铜牌进行了联系，甚至还追溯到龙山时代的那些“高羽冠神像”【12】。也就是说在花地嘴T17H40阶段，这一龙形象的繁缛具象早就有了。如此，花地嘴T17H40：1渐渐隆起的锯齿状牙璋阑、东龙山M83：1凸起的牙璋阑，只是繁缛牙璋的简化形式，也就是龙的简化。
简化形式并不意味着在演化序列上必定要早于繁缛形式，简化是繁缛的简化，更是繁缛的归纳和强调。在早于龙山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神像演化上，也是如此。
龙，很有可能一开始就爬上了牙璋的阑。
二、礼失而求诸野——三星堆出土牙璋的再思考
推断龙一开始就爬上了牙璋的阑，非常重要。如是，就会与牙璋的形制有关。无论是简化还是繁缛的牙璋龙阑，龙首均朝向牙璋的柄端，也就是朝向下方。
但是，牙璋却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重新发扬光大，不仅有凹弧端的牙璋，还有斜边端的牙璋，甚至出现了一类似璋非璋、似戈非戈的玉器。
三星堆承袭二里头文化的物质文化因素是多方位的，不仅有牙璋，还有封顶陶盉、嵌绿松石铜牌、玉戈等，对于牙璋的形制和使用提供了极大的启发，不愧是“礼失而求诸野”【14】。
2016年“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万娇演讲《三星堆祭祀坑所见古蜀祭礼蠡测》，把祭祀坑所出分为祭器和场景两类，其中祭器类如玉戈玉璋、铜尊铜罍、金杖等其他，场景类如神树、铜神殿、面具人像等。我更愿意把祭器看成场景的主要元素和构成，看成是场景中的配件，神树和神殿（神坛）是主要的两个场景。
孙华曾对神殿（神坛）进行了完整的复原，把K2③：296神坛分为四层：
第一层，圆形的底座和其上的两头怪兽。
第二层，圆形平台及站立的四个铜立人。
第四层，尊盖，形同K2③：48跪姿铜人【15】。
孙华对于三星堆神坛的复原
第三层下段的四个“花瓣”，其实与K2③：201-4刻纹玉璋的“山”图像是一致的。神坛第二层铜立人、第三层中段铜跪人持璋形象明确，从不同的层次来看，K2③：201-4刻纹玉璋的图画就是神坛局部的描绘。那么，第四层尊、以及尊盖的顶部还有什么？三星堆罍尊配套使用，祭祀坑K2还出土了盛满玉器的铜罍，“有些人头像内装有少量海贝”【16】。至于尊顶还有没有蹲踞的鸟，就不得而知了。
三星堆K2③：201-4刻纹玉璋
K2两件大神树，底座各有不同，一为龙，另一为山形和跪坐持璋铜人。K2②：94龙座大神树，以旋转纹样的璧形器分割为三节，顶部残。K2②：194跪坐持璋铜人大神树也分多节，顶部不明。神树枝丫上套穿环璧，有花蕾和伫立的神鸟。神树的分割和套穿的环璧、神鸟、龙、跪人等成为重要的构成元素。K2③：264铜人形象较为特别，佩戴神兽冠（也就是神龙冠，与K2③：296神坛龙座基本一致），除了铜人面具外，这一铜人像的大小仅次于K2②：149、150大型铜立人像，有可能是大神树主干的顶部铜人。
三星堆K2②：94大神树
三星堆K2②：194大神树
三星堆两件大神树上，“花朵”以及伫立在“花朵”上的鸟非常瞩目。关于牙璋凹弧端的含义和源起，很多研究者都极其关注，甚至是力主源自铲类、耒耜类工具的主要理由。近些年，顾万发在大气光相的探索上用力颇深，值得关注【17】。这里不妨从三星堆C型牙璋的形制来观察，两侧牙不对称歧出，甚像花瓣。这类牙璋上端部与花瓣非常接近的形象，在持璋小人像也出现，如K2③：325持璋小人像，K2②：144-5铜璋形饰就更加形象了。
三星堆K2③：325持璋小人像
如此，三星堆凹弧形端刃部位蹲踞一鸟的K1：235-5牙璋就可以理解了。牙璋凹弧端蹲踞鸟，大神树上鸟伫立在花瓣、花蕾上，它们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牙璋凹弧端部至少蕴含了鸟、生命的主题和寄予。新石器时代鸟与器之间存在密切内在联系的，以良渚文化最为典型，如鸟立锥形器尖端、鸟立台形图符顶部，他们之间应该存在着类似的寓意。
三星堆K1：235-5牙璋
实际上，花瓣、花蕾的造型在二里头文化玉器中也不少见，如二里头75YLⅥK4：1柄形器【18】，龙首和花瓣、神人多重组合。这件柄形器还明显带有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风格。
三、其他
被归为牙璋类的玉器还有斜边端刃的那类璋，它们可能是牙璋的初形，这类璋与龙山时代盛行于黄河流域的玉大刀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此起彼伏的关系。凹弧端首的牙璋出现后，斜边端刃的璋并未完全退出牙璋的舞台，它们也是三星堆祭祀坑的主要璋型之一，值得今后关注。
此外，探讨二里头牙璋在南中国的波及这一问题上，需要先总结归纳二里头文化玉器的基本内涵，牙璋、玉大刀、玉戈、玉钺和玉圭（此时两者的按柄方式一致）、介字形冠扉棱的大孔玉钺（璧戚）、柄形器是二里头文化的代表性玉器，牙璋只是其中之一，波及南中国地区乃至东南亚越南的牙璋以及其它玉器，需重视三星堆文明在其中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2017年4月29日于杭州
【5】孙周勇、邵晶：《关于石峁玉器出土背景的几个问题》，原载《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发现石峁》，文物出版社，2016年。
【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4、163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715页。【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9】 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考古学报》1996年第1期，第43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贰），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002-1006页。
【11】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15页。
【12】 顾万发：《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华夏考古》2000年第1期；王青：《浅议新砦残器盖纹饰的复原》，《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13】 陈志达：《夏商玉器综述》，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玉器全集》（2），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4页；赵新来：《郑州二里岗发现的商代玉璋》，《文物》1966年第1期。
【14】孙庆伟：《再论“牙璋”为夏代的“玄圭”》，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5页。
【15】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巴蜀书社，2003年，第241~245页。王仁湘先生对神坛的复原有修正，并提出进一步的复原形式，参见王仁湘：《三星堆二号坑296号青铜神坛复原研究》，原载《东亚古物》A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又载王仁湘：《半窗意象——图像与考古研究自选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335页。
【1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陈显丹：《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78、79页。《三星堆祭祀坑》第158、159页。
【17】 参见顾万发：《“耒耜形端刃器”玉器造型内涵、来源及定名问题新论》，《早期石城和文明化进程——中国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陕西·神木，2016.8.15-8.19。也可参见林巳奈夫：《中国古代的日晕与神话图像》，李绍明等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1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19】 上海博物馆：《上海福泉山吴家场墓地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