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历史深处的真实世界——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 (1933—1934) 》
黄道炫著《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 (1933—1934) 》 (以下简称《张力与限界》) 自2011年11月出版以来，学术界、知识界反响热烈。就笔者的体验而言，阅读该书的过程，是一次跟随作者一起探寻历史深处的真实世界之旅:既有的先入之见犹如一张陈旧的地图，其标注的某些地点、方位甚至坐标，不得不在作者所触及的真实世界面前不断地被校正、修改乃至颠覆。
一、重新阐释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秋，国共双方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拉开序幕，一直到1934年10月中旬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对于这一段历史，流行的解说一直是认为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挫折，并以“左”倾错误为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张力与限界》承认这是一个“失败的结局”，但归因于“左”倾则“更多是基于政治考虑的结论”，“忽视了其中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 (1) 。政治正确的代价是不可避免地掩盖了潜藏在历史深处的复杂情态。
《张力与限界》这一书名本身，就表明了作者对于第五次反“围剿”这一段历史的新思考。对“张力”与“限界”这两个词，作者在不同的场合都曾给予过较详细的说明。在此，我们根据作者的解释尝试作下述理解。“张力”最初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复杂而多维，简单来说是内聚力和外延力的相互作用，在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后，“张力”的概念更形复杂，作者主要强调的是张力的紧张性和可能性;“限界”不是界限，后者是一种静态概念，而前者则是一种动态概念，反映的是一种动态的波动区间;“张力”和“限界”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形象地描摹1933年至1934年中共革命在中央苏区所经历的大起大落:1933年秋，位于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处于全盛时期，仅仅一年之后，这一中共控制的最大的苏维埃区域就在国民党军强大的压力下而易手。
当然，“张力”和“限界”不止是显白的描摹，还有更深层的意蕴。细读全书，我们能体味到作者的深意。“中共革命本身就是一个从不可能到可能的创造奇迹的过程”，但“再强的张力也有自己的极限”，博古等人“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其实也只是“历史的祭品”，“他们改变了的或者可以改变的东西实属有限” (2) 。个体或群体处于复杂的历史进程之中，哪怕“张力”再强，能量再大，也终究会面临其“限界”或极限。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仅仅数年，中共就缔造出拥有数十万人的武装、开辟大小十数块苏区的传奇。但到了1934年秋的时候，中共开始面临极限。换言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在本质上是历史与自然规律的结果，是“张力”达到其“限界”的结果:当南京政府调动百万大军、全力以赴，并采用碉堡战术，步步为营地“围剿”中央苏区时，中共在前四次反“围剿”中每每涉险过关的运动战、游击战不再灵验，不得不采用收效甚微的“短促突击”战术和阵地防御战;同时，苏区仅有两三百万人口，连年的战争使中央苏区陷于消耗战的资源陷阱之中，人力物力已经穷尽，数量多达三四十万的脱产、半脱产人员使民众负担非常繁重，苏维埃在财政上入不敷出;此外，苏区内部的社会政治生态也不断恶化，尤其是肃反搞得人心惶惶，工作作风上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等开始盛行，扩红困难重重，赤白对立严重等等，所有这些都指向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结果。
如果说“张力”是能，“限界”是不能，那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共革命不断挑战着能与不能的边际” (1) 。能与不能，第五次反“围剿”前后的中共革命都已触及。实际上，“张力”和“限界”的重新阐释给读者以新启发:如果抛开意识形态上的路线之争，而直面历史本身，也许可以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无关乎“左”与“右”，也无关乎聚讼纷纭的人事纠葛，而只关乎历史规律本身;此后中共及其红军能够在革命达到其“限界”之时，成功地进行战略大转移，虽是失败，其实也是胜利。
二、触摸真实世界之后的洞见
《张力和限界》审视历史有其标准，该书“更多的只是想呈现一种面对历史的方式，即尽可能不在预设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对原初的过程” (2) 。历史研究者面对尘封在文献中的原初的真实世界时，无疑也会面临一种紧张关系。按照顾颉刚的观点，历史是层累造成的，其中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自然的因素，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历史与潜藏深处的、原初的真实世界的历史之间有着相当的距离。《张力和限界》努力穿透表层各种人为和自然造成的假象与幻象，直达原初的真实世界，触摸玩味，体悟历史的复杂与微妙。阅读全书，屡屡可见令人慨叹“原来如此”的历史图景。书中提出了很多洞见慧识，引人深思。以下仅举其大端。
首先，《张力与限界》认为土地与革命相关性并不强，革命的源流应当具有多样性。这一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书中指出，土地集中与贫穷并不能充分支持土地革命。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负相关状态，苏区村庄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把土地集中看做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从贯串中国历史的角度看，贫穷倒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土地革命向来被认为是中共革命成功的一个助推器，但面对历史深处的真实世界时，又不能不看到，它并不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神奇。由于土地集中程度不高，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获得的土地有限，加上苏维埃区域一般较小，战争负担甚重，农民真正得利其实并不大。不过，毕竟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尤其赣南、闽西存在着大量公田，为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十分方便的资源。在土地之外，《张力和限界》特别强调两点，其一，苏维埃革命源流具有多样性，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平等、权力、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其二，土地革命中农民是被动地被卷入的，中共的政治、军事斗争是革命的主要推动力。这是以往革命史书写中较少提到的。
其次，《张力和限界》将查田运动置于第五次反“围剿”的背景下，提出一个新解释，即，查田运动可以理解为阶级口号下的财政备战措施。查田运动以清理阶级关系为发动理由，但赣南、闽西土地比较分散，地主、富农较少，中农很容易成为平均的对象，很多被定为地主而被分田的家庭，其人均占地数量也只是维持温饱线的中农水平。除了阶级关系，《张力与限界》特别指出，查田运动实际上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中共的一次战争动员和筹款运动，是支持苏维埃的财政需要也是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诱因。查田运动特别重视对被定为地主、富农者的财物没收，统一管理和上交。在运动开始后的三个月，仅四个县就筹款18万元，整个中央苏区共完成60万余元，比1932年苏区江西全省农业税收入55万元还多出5万余元。因此，从财政角度来说，查田运动实际上是战争环境下非常规的筹款方式，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的财政准备措施。
再次，《张力和限界》从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内政治生态着眼，提出了蒋介石“放水”让红军往西突围的新观点。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关系极其诡谲。在蒋介石看来，中共乃是国内政争诸多棋子中比较重要的一枚，此时对蒋的最高统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胁的并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内部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实力派。两广方面也曾诋蒋“剿共”不力，事实上，在前三次“围剿”中，蒋在遭遇挫折后确实立即选择了保存实力。第五次反“围剿”之际，中央苏区的东面是19路军，南面是陈济棠;在解决福建事变之后，南京政府就从东、北、西三面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张力与限界》强调指出:蒋预料到红军必将向西突围，无视陈诚请求往西线增兵的建议，反而在东线增兵;李宗仁抱怨南京政府在军事部署上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红军往西突围;蒋在日记中也把“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放在一起考虑。 (1) 这一切，都指向了蒋难逃“放水”的嫌疑。“放水说”虽然很难找到直接证据，但无疑是洞悉当时国内政治生态之后具有创见的合理的历史推论。君不见，历史上有实事而无材料、有材料而无实事者，绝非少数。
最后，《张力和限界》反复指出，历史非常复杂，极其微妙，远远超出后人的想象，这也提醒历史研习者在面对历史深处的真实世界时，应该放弃预设与成见。比如，以往一直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李德等人是主张阵地战的，并因此要为反“围剿”失利负责;但书中所运用的史料表明:共产国际、王明和李德事实上都主张运动战和游击战，反对阵地战。共产国际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李德认为不管是什么形式的阵地战都不合适;王明也主张要将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和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实行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历史的复杂与微妙就在于，他们虽然明知阵地战不可行，但最终却被逼上了阵地战的陷阱之中。再比如，苏区内部还存在着大股的土匪和刀匪，在苏维埃政府控制下的头陂，红军挑土豪存谷时，却要由侦察员先进村侦察，武装部队随后跟进，严密警戒。又比如，中共与农民之间的互动情态也很复杂。农民对于平分土地有其自己的处理方式，广昌和黎川都分过田，分田的小册子和分田的标识都有，但田畦还是维持着现状，并未加以改变。苏区农民在跟随红军或地方武装攻打白区城市时，不分阶级贫富，乱拿白区的财物，使得中共对于如何在发动群众参加斗争同时又保持严格的纪律颇为困惑:放任会导致秩序失控，而加以约束又影响农民积极性。总之，真实世界是复杂的、立体的、有质感的，值得历史研习者慎重对待。
三、尝试革命史书写的新范例
近几年来，革命史研究有步入转型期的迹象，李金铮教授在2010年就明确地发出“向新革命史转型”的呼声。 (2) 《张力和限界》初稿早在2005年就已基本写就，此后一直跟随作者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对现实的体悟与对历史的洞察交织在一起，不断丰富和改进。同时，这也给了作者反思革命史旧有书写范例、尝试革命史新范例的时机，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阅读在给了我一副眼镜的同时，还给了我一双我自己的眼睛” (3) 。我们认为，《张力和限界》在尝试革命史书写的新范例上也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
第一，尽可能从原初的历史出发，摆脱历史研究中最容易陷入的结果导向陷阱，以探寻历史的本真。这是《张力和限界》最大的特点，也是最成功之处。革命史的旧有书写更多的是结果导向的宣传和论断，距真实的历史有相当的距离。结果导向存在脱离历史场域和语境的“后见之明”，历史的本真可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扭曲。有鉴于此，《张力和限界》“尽可能避开历史进程中现实需要带来的政治口水，更多通过当年的而不是后来的，描述性的而不是价值评判的历史资料”，展现真实的历史。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多次强调，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然中共从中枢到将领都意识到阵地战的不可取，但由于南京政府采用的碉堡战术，缓慢却坚决地步步进逼，红军的活动范围受到极大压缩，没有足够的地域空间展开运动战和游击战，广昌战役中就不得不向阵地遭遇战的方向发展，广昌战役之后红军活动空间更为逼仄，采取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阵地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对此，从原初的历史出发，体察真实历史中的特定情境，不一味苛责阵地战，并要求其承担起反“围剿”失利的责任，似乎是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在全书中，作者一以贯之的，是把对历史求真的探索视为历史研习者立身之本，“在不确定的可能中戮力逼近那确定的唯一，是历史研究者无法逃避的宿命，否则，我们因何而存?!” (1)
第二，努力跳出学科分野的束缚，在历史原有的脉络中理解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书中花很大的篇幅讨论了苏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和公田。这是一般革命史著作较少涉及的，但土地占有状况是中共革命理论的重要根基所在，很有必要着重加以讨论;而占全部耕地20%至50%的公田是赣南、闽西的特色，这有利于中共的土地革命实践，能更好地动员分了土地的农民投入到战争中去。当时苏区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江西兴国长冈乡和福建才溪乡，79%和77%的青壮年男子都参加了红军，一般的如宁都县，参加红军比例也占到全体男性的40.58%，已经达到可征发人员的极限。由此观之，书中所提供的经济数据、社会情态、政治决断与战场形势不是孤立的，而是融为了一体，成为描述历史混沌表象中的有机构成部分。
第三，关注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感受，给予农民以革命行动者的地位。中共革命的特质是动员农民，革命史书写离不开农民，不过，真正给予农民革命行动者地位的著作绝少见到。《张力和限界》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首先，书中对于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感受的描写可谓浓墨重彩，以此来探寻农民之所以参加革命的内在原因;其次，在论及赤白对立之时，书中特别强调农民本身是造成赤白对立的基础性原因，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影响革命走向的力量之一;再次，农民的传统属性也使中共革命不得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调和。赤白对立本质上是“部落式的战争”，与强调阶级革命的中共革命相去甚远，而农民的宗族倾向也使中共不得不一方面依赖宗族的力量，一方面又要抑止农民的宗族意识。无论如何，农民作为革命行动者的地位在本书得到了较好的反映。
此外，国共双方的军事攻守是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以往的历史著作对于军事这一部分或者有意无意地规避，或者失之简略，《张力与限界》第七章花了120多页的篇幅，对双方的军事行动作了详尽的、传神的、行云流水般的叙述，是一大亮点。历史学著作对军事的重构能做到如此出色的并不多见。
当然，《张力和限界》也有其不足之处。在历史深处的真实世界中，无数的行动者共同推动着历史的车轮，而不仅仅只有国共双方，书中对于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对于农民中的边缘群体的关注稍显不够。例如，发动福建事变的19路军是相当重要的第三方，但在书中，更多只能在国共对福建事变的反应中才能窥见19路军“怯生生”的背影。类似的，如果给予苏区内部的土匪和刀匪更大的篇幅，如果能更详尽地展现被分田的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这些被剥夺者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感受，也许能更深切地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从来白璧有微瑕。上述不足并不影响《张力与限界》成为近年来革命史书写中引人注目的成功佳作。毕竟历史实在太复杂，潜藏着无限的可能与面向，《张力与限界》当然不可能穷尽与1933—1934年发生在赣南、闽西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相关的一切。历史的可爱与迷人之处，就在于她永远会有问题留待研习者去不断地追问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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