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中的八大厥证，包括寒厥、热厥、水厥、痰厥、气厥、血厥、蛔厥、脏厥等。
厥证是外候，其病机是阴阳之气不相顺接。
本篇就伤寒论中的厥证，归纳整理如下。
寒厥关乎少阴，是少阴阴寒内盛，阳气虚衰不能布达四肢，故手足厥逆。本证多见于急、慢性疾病的危重阶段。但随着阴寒之轻重，阳虚之微盛不同，临床上寒厥又有手足寒冷、手足厥冷、手足厥逆等程度上的差异。故论中有“四逆恶寒而身倦，脉不至”，“吐利，手足厥冷”等多种论述，一般而言，寒厥的临床特点是：手足厥冷，爪甲青紫，手足心冷，无热恶寒，或恶寒身倦，吐利，汗出，口不渴，舌淡苔白而润，脉沉微细等，治当以急温之，宜四逆汤主治。本方是回阳救逆的首选方，《医宗金鉴》说：“甘草之甘温，温养阳气，姜附之辛温，助阳胜寒，甘草、姜、附，鼓肾阳，温中寒，有水中暖土之功；姜、附、甘草，通关节，走四肢，有逐阴回阳之功；肾阳鼓，寒阴消，则阳气外达，而脉自升，手足自温。”同时，寒厥还可用灸法，助阳消阴，常用穴以关元、气海着肤灸，与姜、附之温相得益彰。但必须指出，由于寒厥为阴寒内盛，阳虚于里，肢厥于外，多为疾病临床之危候，论中提出手足逆冷，四逆头眩，时时自冒，烦躁者不治或死，此乃是告诫医者，阳有外越之势，审证应精确，当积极救治，不然则有稍纵即逝之虞。
热厥是阳气独亢，热邪深入，而致阳气郁结，不能通达于四肢所致。〈伤寒论〉说：“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此即热邪内伏，热深厥亦深的意思。《医宗金鉴》认为：“脉滑而厥，滑为阳脉，里热可知，是热厥也。”尤在泾提出，脉微而厥为阴邪伤中，寒在里；脉滑而厥，阳邪所伤，热在里。从临床实际来看，热厥四肢虽冷，而胸腹扪之灼手，或见扬手掷脚，恶寒口渴，烦躁不宁，甚或神昏谵语，小便赤涩，目合而赤脉灌睛，脉沉滑实有力，舌黄苔燥，或舌焦黑甚起刺等症，故用白虎汤达热出表，使之热去厥回。但应注意，临床上出现热厥，多属病深日久，因热邪内伏，亦可见腹满拒按，不大便等里热结实证，则当用承气攻下腑实，釜底抽薪，泄热以治厥。故不能拘泥于用白虎汤的成规。总之，热厥的热是本，厥是标，热是病机的着眼点，厥是外候假象，即可谓真热假寒，应当细辨。此外，还必须指出，临床上小儿高热，虽病不久，亦可出现“脉滑而厥”的热厥证，如小儿肺炎，热邪聚肺，气粗喘息，但手足厥寒，指纹青紫而滞，亦属于厥证，治当清热宜肺，达热外出，其厥自复。他如急性菌痢、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急性传染性疾病，均可出现热厥，当明确辨证，因证施治。
因水致厥，是水邪内停，阳气被遏，所以四肢厥冷。论中有＂厥而心悸，宜先治水，当服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由于水气内停心下，水气凌心，以致心悸。与《金匮要略》＂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和伤寒太阳病篇＂饮水多者，心不必悸＂等合看，水厥是属水液不布，必停蓄心下，阻遏胸阳，故而心悸。因而可以认为，水厥是厥由水致。心悸原于水厥，二者互为因果。仲景用茯苓甘草汤，以桂枝、甘草温通心阳，茯苓甘淡利水，生姜辛以散水，水去厥回，治水即所以治厥。但从全论的水气病来看，本证虽因水而厥，其病因病机，又与水饮、痰厥密切相关，应互文见义。临床上水饮停聚，痰阻胸阳，亦可见心悸、头眩、背恶寒、肢厥等症，用苓桂术甘汤合二陈汤调治，亦不失其治水之意。痰厥是有形之痰，壅聚于胸膈，郁遏阳气，不得外达以至作厥。《伤寒论》说：＂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宜瓜蒂散＂。此即论痰厥的证治。《医宗金鉴》对本证提出了脉证的鉴别，认为手足厥冷，脉微细者是虚寒，当温补治之，今脉紧劲，为寒实，是宜温吐。这种以脉论证的鉴别方法，可供临床参考。不过，还应将水厥与痰饮的特征，详细审证以资区别，不能随意吐之。如李士材治秦景明素有痰饮案，先用补益，后用涌吐，竟七补七涌，痰之窠囊始尽，继之以六君、八味竣功。这样补其虚，涌其实，使攻补各建其功。临床上用吐法者甚少，虽然说痰饮壅阻胸膈，因其高者可以越之，是因势利导的权宜大法，然此法毕竟攻伐伤正，尤以损伤胃气为甚，故具体运用必须十分慎重。气厥是阳气郁结于里，不能通达四肢，所以逆冷。《伤寒论》说：“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本条.冠以少阴病，但实际病机是阳郁不伸，气机不宣。且条文中未有恶寒、脉微细、神疲嗜睡等阳虚里寒证。而是因其有四逆，井举诸或然证以示鉴别，故不能误认为少阴虚寒证。李士材认为：“此证虽云四逆，必不甚冷，或指头微温，或脉不沉微，乃阴中涵阳之证，惟气不宣通，是以逆冷．”《医宗金鉴》亦提出：“四逆而无诸寒热证，是既无可温之寒，又无可下之热，惟宜疏畅其阳，故用四逆散主之。”李氏之见，《金鉴》所云，足以看出本证的特点。证之临床，其脉多弦而兼数．四逆散方是肝脾同治方，不仅阳郁肢厥可治，用于气机阻滞，肝脾不和的腹痛，诸如胃窦炎、肠炎、阑尾炎、胆囊炎、肝炎等，以四逆散加味，每能获效。
血厥是寒凝血滞而厥。伤寒有手足厥寒，脉细欲绝，用当归四逆汤例，，本证只是手足厥冷、脉形细小两症，它既不同于阳微阴盛的四逆汤证的寒厥，亦不同于热深厥深的白虎汤证之热厥，而是属于血虚寒滞作厥。其辨证要点是，脉细欲绝，细为血少，由于血虚寒滞，不能荣于脉中，四肢失于血的温养，故手足厥寒．临床常见的冻疮、脱疽、痛经，属于本证范围。实践证明，凡此类病者，又多平素血虚，复感外寒之邪，气血被寒邪所遏，血行不畅而罹患本病。故用当归四逆汤散寒行滞，温通血脉。血为肝所藏，血虚则肝寒，肝寒则血滞，故王晋三说：＂本方寓有治肝四法，如桂枝之辛以温肝阳，细辛之辛以通肝阴，当归之辛以补肝，甘枣之甘以缓肝，白芍之酸以泻肝，复以通草，利阴阳之气，开厥阴之络。＂此说对当归四逆汤之剖析，可谓尽善。但必须指出的是，柯韵伯认为，本证应以四逆汤加当归，井谓既名四逆，岂能无姜、附。此说是不无疑议的。因为本证的手足厥冷主要责之于血虚寒郁，与阴寒内盛阳气虚衰的厥逆，其病机病因绝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进而言之，本证在原文中明确指出，内有久寒者，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尚且不用姜、附，恐其燥劫阴气，变生津涸液亡之证，只取吴茱萸从上达下，生姜从内。
蛔厥是因蛔虫动扰而致厥。一般情况下，蛔虫寄生体内，人体温度衡定，虫不动扰。若因内在环境不适，蛔上入膈而烦，或闻食臭而出，其人当吐蛔，所以吐蛔是蛔厥的临床标志之一。其病机要点是：上热下寒，寒热夹杂。故有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主方乌梅丸，是一个苦酸辛寒热并用的复方。尤在泾说：“蛔得甘则动，得苦则安”，“蛔闻酸则静，得辛热则止，故以乌梅之酸，连柏之苦，姜辛归附椒桂之辛，以安蛔温脏而止其厥逆。”本方功效在于调和寒热，借其苦酸辛的寒热复合性能，起到安蛔定痛的作用。蛔既伏，厥自回。实践证明，乌梅丸驱蛔的效果并不明显，故程郊倩说：“名曰安蛔，实是安胃，故又主久利。”这町说是经验之谈。临床用于治蛔厥，俟其蛔静厥回，还须继以驱蛔。用于胃肠道疾患，出现寒热夹杂的病机，其效多验。脏厥是指内脏真阳极虚而引起的四肢厥冷。所谓“脏厥”，具体是指何脏?对此历来的注释家说法不一。喻嘉言认为，脏厥者，正指肾而言。柯韵伯认为急灸厥阴以救之，言外之意是指肝寒。他还指出，肤冷不烦而躁，是纯阴无阳，因脏寒而厥，不治之症。如果以柯氏的论述前后互参，明显是先有肝寒，而后才是肾寒。再结合本论“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的胃虚肝寒而逆冷之证，互相印证，那么，脏厥可以从两者来推论，一是肝寒及胃，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这是肝寒而致的脏厥，可用吴茱萸汤温肝散寒而止厥。一是肾虚阳衰，躁无暂安，是真阳浮越，阴盛格阳，当用通脉四逆加猪胆汁，回阳教逆而扶危于顷刻。从临床实践来看，前者肝寒犯胃，手足逆冷，多有干呕、吐涎沫等胃气上逆之证，虽手足冷，但不至于冷过肘膝而呈厥逆．其烦躁多因干呕、吐涎沫的苦楚而感不安，故只需温肝散寒即可；后者肾阳虚衰，手足厥冷，多有吐利、汗出(特别是鼻尖上出现汗珠)等心肾阳衰之证，其手足厥冷多过肘膝，烦躁则伴有无意识的动扰，故应大剂参附破阴救逆以回阳。应当细辨，不可有失。此外，脏厥与寒厥两者又有内在联系，其病因病机、治疗大法，又有不可分割之处，应当彼此参酌，在同中求异。总之，伤寒厥证，涉及病种多，病机复杂，变化速疾，应结合其它兼证，仔细审辨，务求立法遣方恰到好处，不然则后患无穷，难得化险为夷，以竞全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