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伊曼斯：精妙绝伦的中国世界观
吕克·图伊曼斯《灯笼》，布面油画，49.7×49.5cm，1993年 © 吕克·图伊曼斯，图片由艺术家及卓纳画廊提供
作为当代全球最杰出画家之一的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与中国一直有着不解之缘。其作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为中国一代艺术家带来过重要启迪。而鲜为人知的是，图伊曼斯少年时就对中国传统艺术萌生出浓厚兴趣， 并对中国传统笔墨技法有过诸多实践与了解。自2006年起，他以画家和策展人的双重身份频繁到访中国，并在国际上呈现了多场影响深远的中国艺术展览。
比利时的安特卫普（Antwerp）是一个孕育过众多杰出艺术大师的城市——扬·凡·艾克（Jan Van Eyck）、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和马格利特（ReneMagritte）等人皆出生于此地，这里也是画家吕克·图伊曼斯的故乡。不过在图伊曼斯看来，安特卫普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地方，就连比利时在他眼中也仅仅是一个成立于1830年前后的小联邦。这种认识缘于他十几岁时偶然看过的一本有关中国的书籍，让遥远而巨大的中国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摄影：Weston Wells，图片由艺术家及卓纳画廊提供
赵孟頫《枯木竹石图》，横卷、纸本水墨，规格不详，元代，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吕克·图伊曼斯《Schwarzheide》，布面油画，60.6×70.5cm，1986年
吕克·图伊曼斯《Untitled》，纸上水彩，19.8×19.8cm，1989年
徐熙《雪竹图》，五代，上海博物馆藏
在其过往作品中就曾有过一系列他印象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例如上海风景、灯笼等。此外，他曾画过的有关兰花、鸟、桃子和树木的作品也与中国传统花鸟画在视觉上有着某种微妙关联。绘者无心，观者有意。图伊曼斯与中国的缘分仿若彼此诞生于不同时空的两种语言，虽无从追溯，却伴随着存在并带有丰富而不同的含义。
赵佶《梅花绣眼图》，绢本设色，24.5×24.8cm，宋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006年，作为展览“中国·比利时绘画500年”的策展人之一，48岁的图伊曼斯终于来到中国。当时展出的174件作品中有98件都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包括五百年来中国画坛上10余个杰出画派的佳作。
明代沈周的《仿董巨山水图》轴、石涛的《横塘曳履图》轴、陈洪绥的《梅石图》轴和朱耷的《杂画图》册等都囊括其中，由故宫博物院策展人余辉和图伊曼斯两人分别代表东西方不同视角进行精心挑选和策划。这场对东西方艺术皆具有深远意义的展览在2007年先后于布鲁塞尔美术宫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成功促进了15-20世纪弗拉芒艺术与中国明清及民国早期艺术的深度交流，堪称一场“弗拉芒与中国世界观的对话”。
沈周《仿董巨山水图轴》，立轴、纸本水墨，164.5×37cm，明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图伊曼斯看来，这场展览的重点并非在于展出了某些画科的代表作，而是表达了两种世界观交汇时所能引发的多层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该展主题“层峦迭嶂后的帝国”正取自荷兰诗人、“新小说学派”先驱作家扬·雅各·施劳尔霍夫（JanJacob Slauerhoff）的同名小说，而这也正是开启少年图伊曼斯和中国不解之缘的那本老书。
以画为题，
谈中国传统艺术
通过那场展览，图伊曼斯第一次获得了对中国传统艺术在本质上的观察和思考。少年时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初印象直到中年之际方成眼前现实，图伊曼斯感慨万千。他激动地描述起当年看画的感受：“要知道，原本西方人看待中国文化艺术往往会带有一种猎奇的视角，而看过大量经典原作后我才意识到，中国传统山水画所展现和传递的信息远比图像本身要深远得多。”
吕克·图伊曼斯《山》，布面油画，283×187.5cm，2016年 ©吕克·图伊曼斯，图片由艺术家及卓纳画廊提供
在故宫博物院短暂工作期间，图伊曼斯深刻体会到东西方艺术思考上的差异，以及背后能为其绘画探索带来的深远影响。在欣赏中国传统绘画时他深切地感到，尽管这些作品年代久远，但对西方人来说反而像是现代作品。
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五，纸本设色，明代，上海博物馆藏
例如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天空没有被描画，而仅作为留白的背景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想象空间。画中的形象或散布或陪衬，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构思与表达逻辑。“通过描绘山水景物的高雅韵味，中国山水画反映出了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我认为，正是'价值’和'诚实’开启了中国艺术之门。西方观者唯有不再拘泥于画面形象，才能体会其中更为深远的意义。”
除笔墨表达外，图伊曼斯还从挂起的纸本和陈列于桌上的手卷等形式中进一步察觉到中外艺术对于时间感觉和可视化方式的不同逻辑。“那些长达20米的长卷根本无法一次尽收眼底，画家将画上内容按一定顺序展开，使之具有空间上延展的独特动感。它们有些像西方的全景图，但不是固定的，长卷上的形象似乎慢慢竖起来了似的。”这些唯有亲自欣赏后才能获得的体会，都为深耕绘画的图伊曼斯带来了诸多启发。
沈周《卧游图》册(其一)，纸本设色，共十七开、每开27.8×37.3cm，明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以笔为媒，
将“中国”画入画中
一直以来，图伊曼斯也十分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当年在准备展览的过程中，他就曾参观过北京、上海等地的许多艺术家工作室，并在多年来的沟通和交流中与刘炜、张恩利、刘小东、王兴伟等中国当代艺术家成为了朋友。
近十几年来，他在国际上也策划并呈现过多场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展览。其中包括2009年与范迪安等人共同策划的“事物状态”（The State of Things），以及2018年在米兰Prada基金会策划的“血红”（Sanguine），展出了中国艺术家张恩利的多件作品。这都使得图伊曼斯在中国的在场性拥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在其近几年的作品中，图伊曼斯再次动用了例如深圳、传统山水画等与中国相关的主题，持续和中国地域范围内的传统及当下发起对话。“如今西方普遍关注中国的发展速度，而深圳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实际上我并没去过深圳，作品中的图像都来自于我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浏览。”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图伊曼斯就曾使用其独特的类似偏振片效果的绘画方法描绘过一幅孙中山的肖像。这幅作品意在呈现一张来自东方的面孔，正如每个在不同历史叙述中被描述的人物一样，终究会消解为某种观念或认识的产物。由此，图伊曼斯在绘画中打破原本时空的限制，展现出更广阔、自由的对于亚洲的关注。此外，他另一幅以代尔夫特青花瓷砖为主题的三联画《好运》，更是承载了中国历史文化、全球化与画家身份之间的探讨。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状态和方向，图伊曼斯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缜密的观察。“中国当代艺术在它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快速成长，其他事物也如此。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已经投向了世界，这与传统艺术呈现的视角完全不同。由于当下我们共享着一个全球化信息世界、共享着同一个全球市场，彼此间的思考也自然会具有越来越多的相似性，越发互相影响着。在我看来，不断打破所谓边界是很重要的突破。”
吕克·图伊曼斯《晨日》，布面油画，156×180cm，2003年 ©吕克·图伊曼斯，图片由艺术家及卓纳画廊提供
作为一位生活于欧洲的严肃画家，图伊曼斯在其多年来的艺术实践中始终抱有对中国艺术从历史到当下的关注和探究，其背后实则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全球性忧思。不仅是中国传统与当代艺术成为了图伊曼斯绘画实践的部分思考，中国当下的发展也将在全球化视野中进一步成为更多西方人持续关注的焦点。
▲ 原文刊载于《时尚芭莎》10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