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什么时候成了我们的祖宗？

“黄帝”这个人物，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春秋以前的文献，像《诗经》、《书经》，所载最古老的帝王是禹，没有黄帝；稍后一点的《论语》、《墨子》、《孟子》，所载最古老的帝王，是尧、舜，也没有黄帝。

兴起于战国时代的黄老之学，尊黄帝和老子为师尊，由于受到齐国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使其在稷下学宫中居于主导地位。

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当时的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

汉武帝时期，为了迎合武帝强化中央集权，构筑大一统社会的需要，董仲舒继承、吸纳、融合了先秦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以及黄老之学等诸多学派思想，把各家各派中有利于统一集权、尊君爱民、安定社会的主张，以及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新儒学”理论体系。

司马迁则综合了战国以来对“黄帝”的各种描述，出于大一统的现实政治需要，将其当作了帝王谱系的第一位，写入了《史记》当中。《史记》还以“黄帝”为始祖，构筑了一套“完整”的帝王血脉传承体系，不但尧、舜、禹是黄帝后人，连被视为“戎狄”的秦、有“蛮夷”之称的楚，与西汉连年交战的匈奴，都不例外。

《史记》开此先例之后，新兴的“蛮族”政权一旦势力深入中原，也常选择抛弃原来的祖先传承，转而宣传自己是“黄帝”后裔，以弱化外族征服者的身份。就像鲜卑慕容氏，“自云高阳氏（黄帝嫡孙）之苗裔”；建立辽的契丹，也自称“炎帝之后”、“轩辕后裔”。

唯有金之女真、元之蒙古、清之建州，都无意自诩黄帝之后，甚至公开拒绝中原士人所提出的改认祖先以利统治的建议。这种拒绝，大都是因为自认为统治实力强大，同时也认为中国的政治重心，不在“黄帝”，而在“孔子”；不在种族血脉，而在儒学传承。例如雍正、乾隆都强调：“华夷之别”只在于文化，与种族无关。

上述种种与“黄帝”有关的攀附或排斥，都只是皇权游戏。中国人开始普遍自称“炎黄子孙”，“黄帝”成为国人的“共同祖先”，其实是很晚的事情，与梁启超等人的救亡图存活动有密切关系。

在“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等人的救亡法宝，仍然是孔子及其儒学，只不过他与康有为把儒学改造成了“儒教”，认为经过“康党”改造过后的“儒教”，可以与西方的基督教相抗衡；其目的，也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国”，梁启超说得最明白，“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我们的核心工作是传教，不是从政，是拯救世界，大清国的存亡一点都不重要。

维新失败后，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眼界稍有开阔，救亡的法宝，逐渐从“孔子”和“儒学”，变更为“黄帝”和“种族主义”。不过，梁启超等人当时的“种族主义”思想，在今天看来有许多很荒唐的地方。譬如，1897年6月，梁启超在文章中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

康有为的“种族主义”思想更极端，他认为只有白种人和黄种人有资格谈平等，至于那些“性情太恶”的棕、黑种人，应该“饮以断嗣之药绝其种。”既倡导种族主义，“孔子”自然不合用，所以“黄帝”应运而兴，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对华侨演说，开口即称：“我国皆黄帝子孙”。

不过，康、梁口中的“黄帝子孙”，和革命党人口中的“黄帝子孙”有所不同。康、梁认为，从种族、血统上来讲，满、汉同属黄帝的后裔。但革命党人拒绝承认满族是“黄帝子孙”，邹容公开说满族乃是“西伯利亚人种”，章太炎说则强调纯血统的黄帝后裔不存在，黄帝后裔指的是被华夏历史同化的所有种族，但满人拒绝同化，高高在上以外族统治者自居，所以他们不能算“黄帝子孙”。

清末民初的这场“种族主义”救国潮流，确实将“黄帝”迅速抬上了“国族共祖”的地位。滔海志士陈天华曾在黄帝的肖像前如此恸哭：“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叫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在天之灵，能不忧恫？望皇祖告诉苍穹，为汉种速降下英雄。”

历史进入1920年代，“种族主义救中国”渐被纠正为“民族主义救中国”，“黄帝”的“国族共祖”地位也愈加不可动摇。1929年，顾颉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被国民政府查禁。原因是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较真精神，在书中认为“（黄帝）实在的事迹，还是暧昧难明，……或许是后来的人推想出来的一个奠土建国的古帝”，结果引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震怒。戴认为：“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至此，“炎黄子孙”这一概念，获得官方保护，成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