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母3、4（节选自长篇传记文学《虐生》）/ 轩诚撰稿（第1811期）

养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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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了端履门的房子后，我们搬到了东厅门16号，大约就是现在西安高级中学正对门儿的地方。养母的脾性是越来越坏了，经常毫无由头的就打我。因为院子里的人都算是老邻居，也知道我是买来的，就有人会在背后议论她，被她听到了，我就又多了一顿打。

东厅门 16号的院子坐南朝北也很大，是一座标准的三间两进的院子。从街道要上好几级台阶才能走到大门口，整座房子就显得很有些高高在上了。前院的房子有门房、过厅、厅房，院子里东西两边各有三间厦房。房子大都租了出去，房客们都是在屋檐下搭个灶台做饭，记忆中像个大杂院。我和养母住在二进院的正房里，两边也有厢房。在最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后院，好像听说以前这个院子作过铜匠铺。我在院子一个大坑里经常会挖出来许多麻钱，有时候几天就能穿一大串，他们说那个大坑就是以前化铜的地方。

养母一直以书香门第自居，对我要求很严格，给我制定了许多的清规戒律。每天早上起来，我先要收拾屋子，把前一天炉子里的炉灰清理干净、把今天要烧的柴火整理好才能去上学。我上学的时候要走过前院租客们住的那个大杂院，凡是遇到年长的，都要站立鞠躬，张大妈、李大婶儿的挨个行礼问好。每次放学回来还没进大门儿，我就会看到继母站在后院儿的门口，盯着我进门后再次一一给家里的房客鞠躬、问好。

每个月该收房租了，我的苦日子就又到了，因为养母一辈子不识字，所以这事都是我的。那时人们的日子都过得紧巴，不能按时收到房租是常事，每当我惴惴不安的拿着没收到房租的折子回到后院时，等着我的肯定又是一顿打。时间长了房客们摸到了规律，就说：“看娃可怜的，咱们就岔开日子给吧，多哄房东太太开心几次，叫娃也少挨点打。”我就这么着又过了几年。

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吃过鸡蛋，也不知道鸡蛋怎么做熟。有一天养母躺在炕上懒得动了，就叫我给她打荷包蛋吃，看着圆溜溜的鸡蛋，我不知道如何下手，就在灶台上试着磕，试了几下都没打开，就加大了力气，一不留神一个鸡蛋就打的流到了灶台旁的煤堆里，养母颠着她的小脚就跳了过来，扬手就是几个大嘴巴子，我被打得满嘴流血、耳朵也出了血，她依然是不管不顾，逼着我跪在地上舔干净流到煤堆里的鸡蛋汁子。

小时候我嘴很硬，一般养母打我时我都不会给她回话，但有一次把我吓坏了。那天我帮养母洗她抽过的水烟袋，洗完倒水时没留神把烟袋嘴和脏水给一起倒到了后院的枯井里，养母发现了顺手操起桌上我写大字的铜镇纸就砸了过来，哗的一下我头上的血就冒了出来，人也栽倒在地上，养母根本不顾我死活，拖着我就要把我朝枯井里扔，让我下去给她找烟嘴。那个枯井有几丈深，吓得我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求饶，哭喊着：“妈，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后来在邻居们的劝说下，养母总算没有扔我下井，就罚我头上顶了个二十多斤的木头凳子跪在地上，没想到我没跪多大一会儿就晕了过去。这一次不光给我头上留了一道终身的疤痕，还因脑震荡后遗症，让我很多年都疑似患上了羊角风（医学上称为癫痫）。

养母打我是顺手拈来的事，她不光是掐我、拧我，手打脚踢，也不管手上拿的是擀面杖、木棒槌、煤铲子或别的什么，举手就来，有时候一棒槌下来，打的我脚踝骨一下子就肿的像腿肚子一样粗。我挨打受了伤走路还不许跛，她会说我是装的、扮可怜相，跟上来就踢。那些年我身上的伤就从没有断过，每次回家见到她我都会瑟瑟发抖，有一段时间甚至到了小便失禁的程度。

我小学是在开通巷小学上的，上学不久老师们都知道了我的情况，学校的老师们说起我都不叫名字，“可怜娃”成了我的代号。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我的学习很好，考试经常都是第一名。记得那时试卷最高的评价是老师在卷子上写一个大大的“特”字，有一次放学，邻居一个和我同年级的女娃看着我手里的卷子说：“人家都说你是个可怜娃，你学习咋还这么好的？”

学校那时已经开始学习国语（1956年以后改称普通话）了，我的国语也讲得很好，每年都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基本次次都拿第一名。我舅舅和姨家也有几个同龄的孩子和我一起在开通巷小学上学，他们由于都是上学前从农村来的，成绩都不咋好，所以每次看到我考试或是参加演讲比赛获奖了就很羡慕，所以我拿回家的奖品养母就会要去分给他们，基本上都没我什么事。

我的女班主任名字叫胡艳君，后来我填写档案时小学阶段的证明人都是填的她，所以这个名字我记得很牢。胡老师一辈子没结婚，是个老处女，她看我经常都是身上带着伤来上学，就专门备了一瓶红药水，每次我到学校她觉得不对劲了，就会带我到她房间，检查后给我抹上药才让我回教室上课。

在我家过厅旁的屋子里，住了一名上海《申报》的记者，名字叫张登迎，老家也是蓝田的，人很好，长的也是高高大大、一表人才的，他每天中午还在我们家搭伙吃顿中午饭。每天晚饭后，我都会去给他送开水和暖壶，有时候看到我走路一瘸一拐的，他就会疼爱的摸摸我的头说：“你妈又打你了？没事，我明天告诉她，再继续这样我就把她的恶行登到报纸上，她就不敢打你了。”第二天他好像真的说了，我难得的有了几天安生日子。

张登迎在我家一直住到1949年5月份，西安解放的前两三天他忽然就消失了。后来听别的邻居说，原来他是个地下党，跟着队伍南下了；也有人说他后来去了台湾，继续他的地下党生涯。前些年有个很火的电视剧《潜伏》，看到里面的主人公我就又想起了张登迎，就想着说不定他还真是潜伏去了台湾。虽然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张登迎，但没想到的是他在临走之前，不知是出于同情或是善良，竟然给我安排了一件几乎改变我一生的事情。

4

搬到东厅门后不久，我不记得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里多了一个男人，也是个蓝田人，名字叫胡俊凯（化名）。养母说这是她收的干儿子，让我把他叫哥。胡俊凯是国民党派出所的一名户籍员，他原本来我们院里是打算个租房子住的，不知道怎么着三说两说的就和我养母勾搭到了一起，他来我家后直接就睡到了以前只有养母和我的一个大炕上。时间长了前院里人也都知道了，有时候院里好事的人就逗我：“增荣，你家就一个炕，晚上你俊凯哥是怎么和你们睡的？”这时候旁边就会有人搭话说：“快嫑逗娃了，让她妈知道了，又得一顿打。不用问，都喔式子了，肯定不是简单的干儿子么。”

胡俊凯很会讨养母欢心，他不但可着养母的小脚给订做了一双皮鞋，还专门找木匠做了一个打我的板子。板子就像一个小棒槌，半寸多厚，一尺多长，做的很精致，把手的地方还包裹了绒布，拿着也不硌手。做好之后他还专门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碎女子，你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吧？出去之后不许乱说话。”这个板子后来就一直放在养母的炕头上，每次看到了我都会瑟瑟发抖。

养母和胡俊凯每天晚上都会去骡马市21号院子打麻将，有时候也去隔壁的三意社看秦腔戏。每次他们出门前，养母就会把那个板子在柜子上一拍，吓的我就是一哆嗦。有时我正在写作业，就说：“妈，我马上写完了就出去。”他们怎么会让我一个人在房子里点着灯浪费煤油，就会一板子打过来：“你还想咋？一个女娃子，你还想上天不成？”我再慢一点，她就会揪着耳朵把我往外扯。一个冬天，我的耳朵是又流血、又流脓的，从来就没有好过。他们锁门走了之后，我害怕就一个人躲到过厅后墙角的一个破缸底里。

抗战胜利那一天，我正好发烧躺在炕上，睡得迷迷糊糊就听着外面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像过年一样，人们都在喊：“打跑了、打跑了，日本人完蛋了！！！”我睁眼一看，胡俊凯就在旁边，正在对我养母说：“醒过来了、醒过来了，这下死不了了。”

胡俊凯和我养母的关系持续了很多年，直到解放后几个月，他才走了。解放后胡俊凯作为留用人员，在西安市总工会参加了工作，之后又在老家蓝田娶了亲。形势稳定后，胡俊凯又和养母偷偷的把关系维持了许多年，直到我都结婚有了孩子他们还一直来往，我的几个娃后来都把他叫舅舅。

多年后我想起这些事，心里也很有些同情我的养母。她小小年纪就嫁给了我的养父作填房，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上有老、下有小，自己也没能生养个孩子，就一心善待前房留下的一双儿女，没成想日子不久就接连失去了丈夫、女儿、儿子和婆婆。哥哥走后不久，唯一被她视作亲人的嫂子宁肯给人做小妾，也不愿再留在这个家里了。养母眼看着儿媳妇也改嫁做了他人妇，自己却只能守着一个贞节牌坊与孤灯作伴，也就导致了她性情大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