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和他的《西厢记》
文/肖旭
《窦娥冤》和《西厢记》是元杂剧中的两颗明珠。
《西厢记》作者是王实甫，元大都人，他与关汉卿生活于同一时代。他曾经做过官，但很早就退隐了，从事杂剧创作。他一生刨作了十三种杂剧，全本流传下来的有《西厢记》、《丽春堂》、《破窖记》三种。《西厢记》是他的代表作。是一个以多本连演故事的杂剧，一共是五本二十折加一楔子。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
《西厢记》的内容很丰富。这里只讲三个问题：一、《西厢记》的主题。用比较的方法，从《西厢记》的故事演变中，分析王实甫《西厢记》主题的高度。二、谈谈《西厢记》的形象塑造，分析崔莺莺在爱情问题上的“作假”，以此来看王实甫描摹人物的细腻和深刻。三、关于《西厢记》语言上的成就。
一、《西厢记》不是一般的才子佳人戏，它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主题。全剧通过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自由幸福的摧残，歌颂了青年男女反抗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并且明确地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终成眷属”的进步的婚姻准则。剧本所表现的进步思想、主题的高度，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不把《西厢记》和别的爱情戏相比，只从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的几个演变阶段作比较、来说明这一问题。
张生和莺莺的爱情故事，最早见于唐元稹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所描写的是张生与莺莺“始乱终弃”的故事。“乱”指封建时代男子对女子的掠夺和占有。小说写张生被莺莺的美丽外貌所引动，但是他在获得了莺莺的感情，满足了个人的情欲之后，却又把莺莺抛弃了。张生是个负心人，他用封建礼教对自己的无耻行径进行辩护，说莺莺是“不妖于身必妖于人”的“尤物”，而作者却赞美张生的负情是“善补过”。散布了女人是“祸水’’的偏见。因此我们说《莺莺传》的主题有严重的缺陷。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流传到民间艺术，内容有了改变，宋人赵舍时的鼓子词《商调·蝶恋花》批评了张生的“寡情负心”，唱道：“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同情莺莺，作品表现的思想倾向是比较进步的。到了金代，就产生了《西厢记诸宫调》，即《董西厢》。《西厢记诸宫调》对《莺莺传》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突出了莺莺、张生同老夫人的矛盾，张生的形象有了根本的改变，他由一个负心人变成一个多情人；作品把老夫人写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表，把她推到前台加以批判，把莺莺的悲剧性结局改成大团圆的喜剧结局。《董西厢》从根本上改了《莺莺传》维护封建礼教的总的思想倾向，成为歌颂青年为争取婚姻自由进行斗争的作品。因此，具有了反封建的思想主题。
第一，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王实甫把说唱艺术改为立体的舞台艺术，通过戏剧形式扩大了张生、莺莺爱情故事的影响，使之成为家喻户晓。王实甫的《西厢记》主题更鲜明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西厢记诸宫调》已经提出反对从家族利益出发，要求门当户对的婚姻。但王实甫《西厢记》写莺莺、张生爱情，一而再、再而三，遭到老夫人的阻挠破坏，从而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幸福的摧残。贯穿在《西厢记》的基本冲突，是张生和莺莺要自主婚姻的愿望与封建婚姻制度的冲突。围绕着这一点，《西厢记》的人物就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老夫人，一边是莺莺、张生和红娘。老夫人是封建婚姻制度的代表者，是封建礼教的化身，她的一切言行都是从维护相国门第名誉这一点作为出发点的。她要求莺莺成为符合封建礼教要求的女性。为了保持家族的利益，他希望女儿与郑尚书之子郑恒成亲，而不能容忍女儿与张生的结合。她多次从中阻挠和破坏，张生设计退了孙飞虎之兵后，因为张生的门第不高，老夫人赖婚了。张生质问她，她以相国在世时已将莺莺许配给郑恒为借口，实际是要维护封建的门第观念。但张生对她家有活命之恩，因此老夫人在明许明赖之后，又留下了张生。当他知道莺莺已和张生私会，为了怕事情张扬出去，有辱相国的门楣，她只好把莺莺许给张生。这样作的出发点，仍然是出于封建思想。但事情并不能这样了结，张生必须进京赴考，中了官提高了门第才能回来娶莺莺。老夫人很明确地说：“俺三辈不招白衣女婿。”她维护封建等级的态度是很坚定的。她要张生“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我们说作为母亲是爱莺莺的，可以说是很爱她的女儿的，但这种爱是要被统一在封建思想下面表现出来；她赖婚是为了维护相国门第；许婚的动机同样是出于这一点；逼张生赶考仍然是为了这一点。而她认为这样做，是爱女儿。王实甫写老夫人多次阻挠莺莺与张生的相爱，说明了封建礼教对青年幸福的摧残，是何等的强大、顽固而残酷。由于老夫人这一形象的加强，使全剧戏剧冲突展开的就更充分了。一方面暴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束缚和摧残；一方面表现了青年男女追求真挚爱情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冲击力量。作者明确的反映了反封建的思想，表达了主张婚姻自主。这就使《西厢记》的反封建礼教主题表现得很深刻。
第二，王实甫在《西厢记》里，准确地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终成眷属”的婚姻准则和进步的思想。他提出了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而不能以门第等级为基础，这就触动了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在封建社会，有多少青年有情而不能成为眷属，造成了无数的悲剧。王实甫从人道主义出发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我们说更可贵的是他对这一问题采取了鲜明的、进步的态度。他热情地赞扬了在当时看来是犯罪的爱情，他充分肯定了莺莺、张生恋爱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而且他给这一爱情以崇高的美学价值。他认为这种爱情是美的。因此，在《西厢记》剧中，他把这种爱情描写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王实甫写爱情已突破了儿女私情的范围，而获得了政治的内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厢记》在爱情婚姻问题上，表现了平等民主的思想，它的主题是有高度和深度的，因此《西厢记》在中国爱情主题的演变上有着重要的划阶段的意义。
二、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对剧中的主要人物进行了加工，使他们的性格更鲜明，使人物的精神世界更丰满。
张生多才多艺、忠于爱情，是个志诚情种。他轻视功名，虽然家业凋零而不急于入仕宦之途。作者特别强调了他对莺莺的痴情、愚腐、酸气。当然也不能忽视他身上有着某些轻狂的言行，这与元代杂剧作家某些放浪的行为是有联系的，也是为了杂剧在演出时迎合某些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而过分渲染的。因此这些轻狂的言行并不符合张生这个人物性格的主要倾向。
红娘这个劳动者的形象，对封建礼教最有冲击力量，她聪明、热心、爽朗、勇敢，她从正义出发促成了张生与莺莺的结合。在《拷红》一场她利用老夫人既想告张生又怕坏了相国家声的矛盾，勇敢地为张生、莺莺辩理，以情以理说服了老夫人，反守为攻，扭转了局面。红娘这个代表人民愿望的小人物，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力量。她不是《西厢记》中的主要人物，但她光彩夺目惹人喜爱，为《西厢记》增添了民主的光彩。
《西厢记》是一部反映爱情的作品，是一部完整写出恋爱心理的作品。剧中对人物描摹最细腻最深刻的是莺莺，作品揭示了这个深沉、幽静少女青春的觉醒，她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她走上封建礼教叛逆者的过程；特别是描写了她自身的思想的矛盾和恋爱心理。这突出地表现她在爱情的“作假”上。【闹简】一折写红娘探望张生回来后，带回来张生的一纸情书，莺莺看过了情书，马上装腔作势的骂红娘；接着又写了约会信，约张生“待月西厢下”。可是对红娘却说：“我写将去回他，着他下次休是这般。”这一番的作假，写出莺莺处于这一热恋中的名门闺秀，她在“人前巧言花语，没入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的复杂心理活动。【赖简】一折是莺莺作假最突出的地方，当张生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赴约相会时，莺莺却板着脸，满口封建说教的把张生训斥了一顿。这次连精明的红娘都被莺莺瞒过了。莺莺这次的作假，是—怕张生不可靠，二怕红娘不忠心，三怕老夫人知道。张生挨训以后，病情转重，莺莺当然知道张生的病源，她给张生写“药方”表明了心计，并且决定私奔张生。当她让红娘送这封信的时候，她又假意说是给张生治病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