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需要一个传奇，于是就有了清朝“医痴”——叶天士
叶天士自称“时医”，所谓“时医”，其意即是“走运”，所谓“天授”，也与这种“时运”有关。
“天医星”叶天士：“仁术”几变“忍术”
在民间，叶天士向有“天医星”下凡转世之说。
关于此说，《香岩径序》记载有两说：一些星相家根据叶天士的生辰八字推算，他一生中有天医星入宫；另说是，某年月日，龙虎山张天师莅临苏州，一行人浩浩荡荡过万年桥，一众人等正待拾级而上，张天师令停官轿。他静立桥头，朝桥下缓缓驶过的一叶扁舟深深作揖遥拜，足足一刻钟之久，才起轿过桥。
张天师以其道教至尊地位，却向这微末一舟致敬，苏州士人顿时喧哗起来，桥下经行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张天师回答，天医星过，必得避让。
天医星是谁呢？好饭后包打听且喜闲谈空话的苏州士人马上就弄清楚了，当时小舟中坐的正是叶天士。于是，叶天士是天医星转世下凡的说法就不胫而走。
叶天士，清康熙乾隆时人（1667-1746年），祖上从安徽歙县迁居苏州阊门外上津桥，三世行医。其祖父叶紫帆长于儿科，其父也从医，不过早逝，叶天士是经其父亲弟子转学成才的，家学渊源未断，儿科仍是其衣食之源。民间关于叶天士的故事也多与儿科有关，尤其是与治痘有关。
对于痘疹（也称麻疹，学名天花），台湾学者梁其姿认为，天花大约在公元4至5世纪传入中国。据说叶天士能“远立而嗅之，生死立判”，可谓神乎其技。据《苏州府志》记载，他的第二个孙子出痘，叶天士揭开帐帷即闻出是“死气”，后果不治。
叶天士的治痘之法千奇百怪：
如用三年老公鸡剖腹后贴在出痘的小孩胸前背后，将痘逼出而得救；或者剥光小儿的衣服，放在大木桌子上辗转翻动，桌子必须是新做的，且要准备十多张，每张桌子一发热，就得换一张新的再滚，“如是迨遍，至夜，痘怒发，得不死”；
更离奇的是一种近乎调戏妇女的法子——这法子要是放在当下，其性骚扰、性侵害的罪名怕是百口莫辩了——某天，叶天士坐轿路过乡下，看到一采桑少妇，就令轿夫趁其不备上前将其紧紧搂抱，少妇吓得大呼救命，其夫也赶来与轿夫扭打，等到好戏做得差不多了，叶天士才悠悠然出来解围，告知，采桑少妇的痘毒，已经在皮膜之间，因火甚不能出痘，所以采用这一激将法将其及逼出，并告知，“今夜可遽发，否则殆矣”，后果然如此——叶天士甚至借助这种“调戏妇女法”，替自己的外甥成就了一门美满婚姻。
此外，还有一则“惊险”故事：
叶天士有个刚一岁的外孙，痘闭不能出，女儿抱回来求治，叶天士表示无能为力，女儿悲怒，以头撞墙，说：父亲说过痘无死症，现在却不能救活外孙，不如女儿先死给你看，当即拿剪刀准备自戕。叶天士不得己答应救治，他寻思良久，将小孩剥光衣服，赤裸着反锁在一间空房子里，自己竟然就出去斗叶子戏了。女儿欲见儿子，不得，几次派人叫父亲回来，但叶天士正斗得不亦乐乎，哪管他外孙死活，弄得女儿哭得死去活来。到了深夜，叶天士才缓步回来，他打开门锁，见“儿痘遍体”，自然，痘发出来了，也就有救了——据说，这叫做“蚊蚋叮咬”法。
不难发现，有关叶天士的传说和故事，场景总是安排在叶天士身边，人物干脆就是他的亲人，这样的“情节设计”更能增加叙事的张力，当然，也就更证明它的“故事”性质了。
传闻自然不好当真，却又不能不以比当真更加隆重的态度对待——那些过于认真的学者往往蔑视这些素材，也因此就在这样的知识傲慢中固步自封——它提示着一个极为重要却被严重忽视了的层面，普通民众对于痘疹、对于治疗、对于疾病与身体的认知。
“岂理有是哉”？“岂理有是哉”？！
明清之际，汉族成人虽已很少死于天花，但儿童患天花的死亡率却很高，近乎四分之一。所以，对于每一个生命来说，出痘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是再一次命运的择选。
时人认为，痘是内毒，是父母交感所带来的淫毒，因此必须让它发出，才能成人（满族入关后因被汉人传染天花，造成大量死亡，皇族身份登记中于是区分未出痘的“生身”与已出痘的“熟身”，未出痘的不能算是成人，不仅禁止入京，而且没有继承权），但何时出痘以及出痘到什么程度才是安全的，中医无法回答，也反对任何干涉，“小儿疮痘，固是危险，然要不可扰之”。于是，出痘过程就成了一种完全不可控的状态。
人生最大的焦虑莫过于面对威胁时的无知与失控，这种生命峻急的情境，有时甚至将叶天士这个“天医星”也逼入了绝境，可见天花所造成的恐慌在众人心中留下了多大的阴影。虽然，在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叶天士总能急中生智，或福至心灵，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法破有法，最终将痘毒逼了出来，但故事中的叶天士不得不以那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对治天花，以“忍术”而非“仁术”对待自己的亲人，大约也算作医学自身的无力境况吧。
奇怪的是，在叶天士的时代，“仁术”确实存在，麻疹预防与根治的新技术不仅简便轻捷，而且已经十分成熟了，但叶天士似乎与之完全无关。
依据中医预防史学家范行准先生的说法，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长江下游一带就已经实施预防天花的人痘种植技术了，留下直接证据的，是江苏名医张璐（1617——？）的《医通》一书。是书出版于1695年，对于人痘技术有着详细的记载，书中说人痘种植技术：“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也就是说，在17世纪，人痘术已经普及了。
当时的人痘术有三种：一是用棉签取患者的痘浆，纳入接种者的鼻内，“男左女右”，或者用已经干枯的痘痂代替痘浆，再则就是采用直接传染法，把新出痘小孩的衣服给接种的儿童穿，令其感染出痘。1713年出版的《痘疹定论》，先后重版过23次，对于上述三种技法也有详细描述，且介绍了比较适合在“穷乡僻壤”之处采用的第四种办法，“续补种痘之法”：“以纹银命银匠造一根管，约有五寸长，其管之孔合鼻之孔，可以入得鼻内，先著痘痂末于管内，对上鼻轻吹入鼻内”。
《痘疹定论》一书的作者朱纯嘏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征选入京担任御医，他说自己入都以来二十五年间，以人痘技术给皇族种痘，“十种十全，百无一失”，此说应非夸大之词。乾隆时期清廷组织编写的《医宗全鉴》（1743年）中也收有《幼科种痘心法要旨》一章，其中区分种痘法为“痘浆种法”、“水痘种法”、“痘衣种法”和“旱苗种法”四种，且说“旱苗法”已经普及民间社会，可见种痘之术不仅是成熟的，且获得了官方的认可。
人痘法本来起源于南方，叶天士祖父、父亲都专研儿科，且其祖居之地安徽又是人痘法的主要传播区，按理，叶天士应该是熟悉人痘法这种预防天花的新技术的。
然而，在人痘种植技术已经普及的江苏，“天医星”叶天士为什么不采纳这种既简便又安全的“仁术”，却非得等到死神降临时再去折腾辗转呢？难道仅仅为了能借机出卖些草药以营利？或展现自己高明而神秘的“活人之术”？
对于前贤当然不好做这样的诛心之论，而应做同情的了解。百姓对种痘术的普遍接受，是因为百姓重实效，但贵为“郎中”“大夫”，却重在维护医学的正统性。叶天士留下的医案中收了不少治疗麻疹的方子，草药配伍也是连翘、银花、桔梗、干草、杏仁、黄芩等等中规中矩的药物，其理论主张是“痘宜温，疹宜凉”，据说这种辩证对治“对后世影响很大”，也显得平正而温和，可见其治痘确实属于正统之中。在这些正统派“大夫”们看来，天花既然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内生”“淫毒”，就应让它自然发作，“痘为疹事关先天，生死预定，乃欲以人工夺之，可乎？”。人痘术这种预防之法不仅有干天意，而且内毒始终没有排出，以此方法治痘，“岂理有是哉”？“岂理有是哉”？！
人痘种植术因其与中医经典理论阴阳五行、五脏六腑、气血营卫、奇经八脉之类八竿子打不到一点边，与辛苦甘寒之类的中医药性论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就被“大夫”们判定为游方郎中的“方术”——中医地位本来就是打倒方技获得的，何能再向这些巫术投降？让它登大雅之堂？！
“趁我十年运，有病快来医”
叶天士不仅在民间有“天医星”下凡转世之说，正统医学界对其评价亦甚高。《清史稿》有传，说他“切脉望色如见五脏，治方不出成见”，王宏翰《古今医学史续增》说他“病之极难摸索者，一经诊视，指示灼然，真乃吴中中兴之大名家也。”当今的医史界也评价他是中医温病学的奠基人，称其温病学“乾嘉以来，东南医家，多奉为指南”，甚至有加诸他“汉唐宋元后一人”的桂冠的。
但是，叶天士自己究竟是怎样看待中医、如何自认的呢？
民国时期发动拯救中医运动的海派中医陈存仁在其《我的医务生涯》中谈叶天士，曾举一件“文物”，是乾隆四年王晋画的叶天士像。画像后为宋大仁得到，遍征中医名家题咏。
其中丁福保的题词为短篇，云：诚哉，非天资敏慧，读破万卷书者，不足以为医，但操术虽仁，而无仁心以济之，则为仁亦仅。叶天士先生声誉之隆，并世无两，其存心未必不仁，然而若子若孙未闻绳其业者，古谚有云：药医不死病，病死无药医，予将不敢言医矣！
“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算是丁福保这位近代医界大佬替叶天士代言，也是他自己的真言，更是说出了民众所普遍接受的医学哲理、生命哲理。
叶天士的声誉，或者说整个传统中医的声誉也就是建立在这种“宽容”之上，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本来，社会对于中医并没抱多大希望。这一点，叶天士是清楚的。
画像中另有胡朴安的题诗，是“聪明学力两相资，医可为兮不可为；仁心仁术真无匹，戒子名言世所推。”胡朴安题诗涉及一个典故，叶天士临终前，告诫自己的子孙：“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无轻言医！”
还有一首沈恩孚的题诗，是“名医自昔由天授，慧业于今不世成；安得十年乘我在，为君一一保康宁。”典故则是依据叶天士自己说过的一句口号：“趁我十年运，有病快来医”——叶天士自称“时医”，所谓“时医”，其意即是“走运”，所谓“天授”，也与这种“时运”有关。
“天授”之说当然还与“天医星”有关——不过，在医界内部，这个天医星是要划引号的——它多少出自叶天士的“自我运销术”。
梁章钜《浪迹丛谈》“叶天士遗事”条记载：相传江西张真人过吴中，遘疾几殆，服天士方得苏，甚得之，而筹所以厚报。天士密语之：“公果厚我，不必以财物相加，惟于某日某时过万年桥，稍一停舆，谓让桥下天医星过去。”真人许之，而是日是时，天士小舟从桥下过，城内外遂喧传天士为天医星矣。
叶天士曾说过“读书十年，无可医之病，诊病十年，无可读之书”之类的话，大约这是对于经方派的嘲讽，但我以为更应该算做他对自己五十余年行医经验的一个总结，也是他对中医的一个总结。
在他那里，中医之“学理”多是书上的空论，中医之技术也不过是“方技”——这些可以传授给每个人的普通知识，并没有多少价值；真有价值的，与其说是经验与智慧，不如说是个人的悟性与机缘，是时运与天启，这些是无法传授也不能强求的。“天医星”就算是他自己制造的神话，却并非凭空虚构，这既是他的自我体认，也是时人的期许与追加，既是医界内部权威塑造的结果，更是“医患”双方的共同创造，是一个社会性事件。
天花出痘，原本就是重生，叶天士的传奇，就在于他能将一个枯燥乏味的技术过程与深奥玄妙的抽象医理展开成可以观看的社会景观，演绎为一场步步惊心的戏剧冲突。在这种演出式的治疗中，患者不仅是病人，更是演员，他与医者共同参与、协调合作，完成了一场医学与生命的即席表演。淹没在技术之中的疾病意义，最终在这种社会景观中苏醒复活。人们因此唤醒了身体的重量与灵魂的分量，并获得这个社会所稀缺的生命体验、知识体验与存在体验。
叶天士适逢其会，于是有了“天医星”，有了叶天士的传奇。
中医需要这样一个传奇，以拯救自己，救人倒在其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