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味五行互含与方剂设置特点（三）

“使”对“臣”也可以有“佐”和“监”两方面的作用。如此则“使”也非如现代一般概念中的引经报使，因为引报使实际上应当是君药的功用。试想，若君药所归经络脏腑与其症状所属之经络脏腑不一。如何能称君而主病？譬如列国诸侯，虽并得称君制，而犹归宗周，君臣之中，亦当如此。所以门冬、远志，别有君臣，甘草国老，大黄将军，明其优劣，不皆同秩。

此段文字的意思是用药如同建立人事制度一样，主要领导人设置过多，而下级官员少，或官员多而办具体事少，则势力分散而不圆满统一。而从仙经或世上流行的道家药方的组织设置来看，也不完全像上面所说的。道家医方，大体上是养命的药多作君药使用，养性的药多作臣药使用，治病的药多作为佐药使用，还需要按照药物书上所说的药物性质反复斟酌而定，使用这些方法时，还应考虑到上品药中，尚有贵贱之分，不宜混用，比如列国时期分封之诸侯，虽然得到君王的地位，但是还要称臣与周王，药方中君药和臣药的关系，也应当这样。所以麦门冬和远志有君臣之别，甘草称之国老，大黄被叫做将军，以表明它们有性能的优劣，不属于同一等级。

从道家医方中对君臣佐药的不同选择方法，可以看出佐药所用的是“治病之药”，治病之药与养性，养命药相比，提倡养生的道家当然是以佐使药所用等次最低，用“立人之制”来分析，它应该服从臣的需要，在这里陶氏“佐”列为最低等级，并未提及直接与君药的关系。故此佐使药有佐监臣药作用的看法，远比佐药为辅佐君药的认识重要得多，这是与《辅行诀》的不同点。

从道家医方中对君臣佐药的不同选择方法，可以看出佐药所用的是“治病之药”，治病之药与养性、养命药相比，提倡养生的道家当然是以佐使药所用等次最低，用“立人之制”来分析，它应该服从臣的需要。在这里，陶氏是把“佐”列为最低级，并未提及直接与君药的关系，故此佐使药有佐监臣药作用的看法，远比佐药为辅佐君药的认识重要得多，这是与《辅行诀》的不同点。

从本草经集注上段文字还可以看出陶氏选用药物的准则，具有道家性命学和儒家三品说的思想。

所谓性命之学，是佛、道、儒都很注意的问题，命是一切动植物的生活能力，性则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如人之善恶，气质等。道家经典《周易参同契》中说：“将欲养性，延命却期”说明了“欲养其性，不可不延命”的观点，虽然道学的最终目的在于长生不老，即以修命为主，但是他们亦主张性命兼修，不过须先修命，既了命之后，又当修性。这种思想反映到方剂结构中来，即是如前所述的“养命之药则多君，养性之药则多臣”，在他们看来，修命养性远比治病却疾重要得多，故“治病之药则多佐”。

《辅行诀》的体用与性命之义相通，是以体为性，以用为命，而其补泻方剂，根于体用，是以用虚为虚证，体虚为实证，其组方则补泻所取君臣各异，君用养命、臣以养性，难以作为补方和泻方用药通则。泻方之君和佐臣为助本脏之体者，即养其性者，不符合君以养命的原则；补方中之佐臣为本脏之用味，即养其命者，不符合臣以养性的原则。

至于佐使药的选择，按“仙经世道”诸方，应多为“治病之药”，即《本经》中之下品药，多为峻猛攻伐之品。诸补方例中之使即本脏之化味，所用反而多纯良之品，亦与“治病之药”不符；小泻方中之使药缺如。

治疗病涉整体之大补方，系由本脏小补汤加入本脏之子小补方之君臣（佐监之臣）而成，而子脏小补方之君药在本脏大补方中迁降为臣，此臣药乃他脏助援之格，暂称之为“援臣”；其臣药（佐臣）则亦迁降一级而为（佐）使药。这即如《本草经集注》所云诸侯分封，“虽得君制，而犹归宗周”。因为子脏小补方所治，乃本脏病的继发证或并发症，不是主要的方面，故其君臣在其母大补汤中，也迁降一级。大补方用药七味，为君一臣三佐使三之制，其组织结构如下：

大泻汤的组织结构，亦如大补方，仍以本脏小泻方之君臣为君臣，另加其子脏小泻方之佐、监臣及本脏化味药（本脏之母脏小泻方之佐臣）为佐使。大泻方共用药六味，为君一臣二佐使三之制。其组织结构图如下：

综上所述，《辅行诀》方剂的组织结构的设置，吸取了儒家的君臣等级观念。在药物选择上，不完全符合道家“仙经世道”诸方的制度，是以体用补泻和五行生克原理为取舍根据，并把所创五味五行互含说作为用药法则，总结出古代经方组织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