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论】上一章讲，圣人治世应当去彼取此，去人道而行天道。本章接着讲，圣人宠辱不惊，不以己身为身，而以天下为身，则可以替天行道，居天下之王位。本章主要讲“圣王一体”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天下之王。圣人有一个基本的外在表现，就是宠辱不惊，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正如《道德经》第五十六章描述的那样：“（圣人）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本章还可以结合“天长地久第七”来理解，第七章中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成其私”的意思是说，成就圣人自身至尊至贵的地位。“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只有“无我”而以天下百姓为身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天下之王。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也是同样的道理。还有，为什么董存瑞、黄继光等人民英雄们在战争中会奋不顾身呢？因为他们已经把一己之身和家国之身融为一体，他们明白，即使自己死了，但他们为之奋斗的家国将会得以保存。这也是“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如果能保天下之身，那么一己之身虽死而不悔。虽然他们自身陨没了，但是家国之身常在，他们的精神也与世长存。虽然他们称不上圣人，但是他们的身上，以及无数为民族存亡而献身的人民英雄们的身上，都流淌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热血。宠辱若惊【人之情，喜宠而恶辱，然宠辱之至，互相倚伏，得之皆当若惊】【白话】人之常情都是喜欢受宠而厌恶遭辱，然而受宠和遭辱到了极限，则会像福祸相依那样相互转换，因此普通人遭受宠辱都会惊惶忧虑。贵大患若身【人莫不贵其身而恶大患，然大患当贵之，与其身等】【白话】世人莫不看重一己之身而厌恶祸患，这样的人也就会特别重视祸患而患得患失，因为忧患与自身利害相关，所以同等重要。何谓宠辱？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宠辱皆非吾本性所固有，得失俱当若惊也】【白话】受宠和遭辱，都是外人给予的而不是人们自身所能够掌控的，于是得失都会令人感到惊惶而如临大患。①《道德经》通行版本句为“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与“宠为下”，虽然用词相反，但从前后文的语境来看，其表达的意思相近，应该是描述问题的视角不一样。宠，是被别人抬举至上位。辱，是被别人贬低至下位。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宠，是居下位者才会有所谓的受宠。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有身而后有患，则患之来原从身，而有是患，正所以成其身也，故身可贵，则患亦当贵】【白话】普通人看重自身就会因为外物之得失而感到忧患，这样看来，患得患失的感觉，都源于太过于看重自身。有身和有患互为因果，人们之所以会患得患失，正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身、存身。所以，以一己之身为重的人，就一定会看重自身的利害与忧患。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乃可以托于天下【圣人知其然也，于是后其身而先夫民。贵则不贵其身而贵天下，则天下亦贵之，而可寄于天下之上。爱则不爱其身而爱天下，则天下皆爱之，而可托于天下之内矣。此则宠辱大患皆不能变动其心，而超乎宠辱患害之外者也】【白话】圣人明白这些道理，所以把一己之身抛在天下人之后，反而能得到百姓的拥戴。圣人不以自身为贵而以天下为贵，这样天下人就都会尊崇圣人，于是圣人就能替天行道而居天下之王位。圣人不独爱其身而兼爱天下，这样天下人就都会爱戴圣人，于是圣人就能顺应天命而将天下纳入自己的统御之中。这样的话，世俗所谓的宠辱大患，都不能触动圣人之心，因为圣人已经超脱于世俗的宠辱患害之外了。①《道德经》通行版本句为“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乃可以托于天下。【白话】世人受宠和遭辱都会感到惊惶忧虑，看重外在的荣辱忧患，就像看重自己本身一样。宠辱的本质是什么呢？宠是被人抬举，辱是被人贬低，都不是自己本身能掌控的，所以得失都会感到惊惶忧虑。什么是贵大患若身呢？我之所以会感到忧患，是因为我以己身为身，所以就会看重外物得失对我的利害影响。如果我不以己身为身，而以天下为身，将我与天下合一，那么我个人的得失利害，又谈得上什么利害之患呢？因此，不以自身为贵而以天下为贵的人，才能成为天下人的寄托。不独爱其身而兼爱天下的人，才能成为天下之王。【明论】受古装宫斗剧的错误影响，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只要工于心计、敢于杀伐就能为君王。其实，纵观每一位开国之君，无一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等等，哪一位不是以战止战，救世人于水火？从近现代来看，为什么只有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才成功推翻了腐朽政权，实现了民族自立，让中华民族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重新站起来了？看下面这段文字，或许能找到答案：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后来，毛主席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浓缩成“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并悬挂在党政机关的门前，而这也就是党政机关执政的合法性来源。
【作者简介】徐大椿（1693—1771），又名徐大业、徐灵胎，晚号涸溪老人，江苏吴江人，清朝著名医学家。他自幼习儒，十四岁开始涉及诸子百家，并对《道德经》独具慧心，遂详加注释，历时二十年写成《道德经注》。徐大椿是一个医学天才，因家人多病，他便以道入医，遍览医书，自学成才，而后悬壶济世，救人无数，著作等身，终成一代名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