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传播真理，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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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1891年1月18日-1977年10月29日），男，汉族，中共党员，浙江义乌人，教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共产党宣言》的首译者。陈望道原名参一。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1919年回国后，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20年，他参加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首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先后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兼任上海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育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作文法讲义》《因明学》《标点之革新》等，译著有《艺术简论》《艺术社会学》《伦理学的根本问题》等，建立了中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
少时求学：留学日本，启蒙萌芽
1891年，陈望道出生在义乌分水塘村一个中农家庭，他先后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浙江之江大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获中央大学法学士学位。这期间对他思想改变最大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影响。在日本，他结识了著名的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努力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并渐渐将其确定为自己的终身信仰。
1919年6月，他回到中国，担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不久，即遭到反动当局迫害，反动当局责令校长经亨颐将他革职查办。此令受到一师校长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反动当局随即出动警察包围学校，从而酿成了著名的浙江“一师风潮”。这一风潮得到全国声援，最终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成命。在这次风潮中，陈望道通过革命烈火的磨炼受到深刻的教育。他进一步认识到，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他的革命的决心日加坚定。
承译巨著：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1920年3月，陈望道接到《民国日报》邵力子的来信，表示《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希望他能翻译《共产党宣言》并连载于该刊。本来戴季陶可以自己翻译，但是他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他认为完成这本小册子的翻译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了解；二是至少要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要有较高的语言文学修养。陈望道曾在日本留学四年半，留学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结交日本社会主义者、博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保证了他的日语不错，而且留日之前他原打算赴欧美留学，在上海和浙江精修了两年英语，英语水平也很高；他术业专攻在语言学方面，语言文学素养出色。所以这三个条件陈望道都充分满足。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1920年8月、9月版
其实，由陈望道来翻译《共产党宣言》更是历史的选择。从1919年3月至1920年1月间，陈望道在报刊上发表的“扰乱与进化”“我之新旧战争观”“改造社会的两种方法”等文，以及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唯物史观的解释”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先进思想、国文素养和翻译功底。所以，邵力子推荐了陈望道，戴季陶亦欣然同意。
陈望道认为“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于是接受了翻译的任务，带着戴季陶提供的自购日文版、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开始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选择了离自家不远的一处柴屋为翻译之所，为的是避开各种干扰，一心一意斟酌译文。柴屋是用来放柴的地方，年久失修，仅一面靠墙，实际上三面透风；屋里除了一块铺板、两条板凳，什么都没有。陈望道带上了几样简单的文具、生活用具、一盏煤油灯就来到这里翻译，又是冷、又是熬夜，很快消瘦许多。陈母很是心疼，特地包了粽子、合着家乡特产的红糖送进去，想给他补补身体。过了一会儿在外面问：是不是还要再添点红糖？只听得陈望道在里面回答：“够甜，够甜了。”结果陈母进去收拾碗碟时看到陈望道满嘴都黑乎乎的——原来他全神贯注于翻译文本，错将墨汁当成红糖蘸粽子吃下去了。就是在这样不畏艰苦、全然忘我的状态下，陈望道终于在1920年4月底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然后他携译稿再赴上海，得到李汉俊、陈独秀的帮助，校订工作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后来有上海读者致信《星期评论》，问《共产党宣言》的发行情况，该刊的另一创办人沈玄庐回答“一书花了比平时多五倍的时间”。原本计划是当年5月把《共产党宣言》印出来，但苦于经费不够，直到8月共产国际来上海商议建党事宜时予以资助，才在“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第一版封面用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坐像，一般称红头本。此书首版仅印1000册，全部送人。目前初版国内仅存11本，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一大”会址纪念馆、鲁迅纪念馆里都有珍藏。由于仓促，首版《共产党宣言》标题错印成《共党产宣言》，所以9月份再版1000册，封面书名得到修正，同时封面的马克思坐像底色改为蓝色，故称蓝头本。
陈译《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反响很大。鲁迅得到陈望道的赠书后，当天细读一遍，赞赏有加云：“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它的出版为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成为日后党重要的宣传工具。同时，它通篇采用现代白话文翻译，促进了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出版后广受欢迎，十几年内一再出版，成为了国民党统治下流行最广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一特别之处是陈译本当时并没有保留版权，民间都可以翻印，为的就是尽传播马克思主义之用。事实上，自首版发行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民间“盗版”不计其数，是名副其实的国内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据相关统计数据，在“又新印刷所”之后，仅“平民书社”在1926年1月至5月间就重印了10次，5月时已是第17版了。
从1920年初版到1938年最后一版，在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前18年间，陈望道的译本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历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结缘复旦：以笔做矛，革命先驱
1944年9月1日国立复旦大学新闻馆奠基典礼留影
作为《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的陈望道，一生荣誉甚多，他被冠以社会活动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等多个头衔。而对于复旦的师生而言，他更为亲切的身份则是——抗战时期与学生共患难的复旦新闻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之后复旦大学首位校长。
陈望道来到复旦后，最大的影响当是复旦新闻系的发展。上海国定路400号，这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现今的院址。2005年1月，新闻学院才正式迁入这个新院区，在它90年的发展历史上，曾几度变迁院址，经历过停办危机。1920年9月，陈望道被安排到复旦国文科工作，出于对新闻事业的热爱，陈望道将新闻学讲座引进了学校。1927年，陈望道任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将学科内的新闻学讲座扩展为新闻学组，还特聘新闻名家讲授“新闻编辑”“报馆组织”“新闻采访”与“新闻学”等专业课程。正是有了这些理论建设基础，1929年9月，复旦大学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改科为系，原中国文学科分别设立中国文学系与新闻学系，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正式成立。
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复旦大学新闻学系随着国运坎坷而颠沛流离。为了给学生继续上课，学院几易其址，艰难求生。1937年12月底，日军侵略，上海沦陷后，新闻学系与复旦大学其他院系部分师生迁至重庆，借用位于重庆菜园坝的复旦中学校舍复学。1941年5月，敌机轮番轰炸重庆，新闻学系高年级学生随之又迁往重庆另一处乡镇化龙桥上课。
在重庆办学期间，为了解决学生的学习场所问题，1944年4月，陈望道发起面向社会募捐的新闻馆创建计划，建馆筹款目标是100万元，但半年内就已募到150多万元。一年后，1945年4月5日，新闻馆终于落成，这是一间面积400平方米的西式平房，位于重庆夏坝校园西北角。
重庆时期，陈望道创新式、前瞻性的办学理念和方法为复旦新闻学系打下了稳固的根基。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在当时条件艰苦的抗战时期，恢复了新闻学系原有的复旦新闻通讯社，并且自任“复新通讯社”社长、出版复新社的《通讯稿》刊物，由学生当编辑。另外，他还鼓励学生办壁报，所办的壁报有《夏坝风》等30多种。
1943年，陈望道提出“好学力行”四字作为新闻学系系铭。当了校长后，陈望道在给毕业生的题词中语重心长地写下：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学术巨匠：深耕学科，夯实根基
陈望道作为老师，他以德服人；作为政治活动家，他贡献卓越；作为学者，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同样为世所瞩目。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陆续撰写了《作文法讲义》《因明学》《美学概论》《修辞学发凡》等著作，亦文章学、逻辑学、美学、修辞学等多个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尤其是他于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奠定了现代修辞学的基础，被后人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
陈望道与苏步青、谈家桢在一起，右三为陈望道
陈望道六岁时即开始读《大学》《中庸》《论语》。他有两个舅舅。一个舅舅爱写清真文章，主张文笔简练，要求文句通顺，因而希望他体会《四书》《五经》中文笔的简洁通达。另一个舅舅是个秀才，爱写华丽的文章，讲究文字的形色声调美，并且爱喝酒，一喝酒，华丽的辞藻就会脱口而出，摇头长吟，得意非凡。陈望道小时候深受这两个舅舅的影响，长大之后，学了外国修辞学，才知道两个舅舅所爱好的是两种不同的修辞手法，一种是消极修辞，一种是积极修辞。
陈望道1915年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修辞学的摇篮。陈望道在早稻田大学虽不是主攻修辞学，但他对修辞学的兴趣和知识在这时打下了基础。从日本回国后，1920年9月他刚到复旦大学任教时便开设了修辞学课程，并开始撰写《修辞学发凡》。该书最早的油印本问世于1923年。到1932年正式出版前，油印稿已先后修改印行过5次。
陈望道之所以要研究修辞学，是为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据他自己所说:第一，当时西学东渐，有些人一味崇洋迷外，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行。他听到有人说中国语文没有规则，比外国语文低一等，非常气愤，决心驳斥这种谬论，从而决定研究修辞和文法，以探讨中国语文的规则。第二，当时旧的被否定了，新的一时还未建立起来。许多学生确实不知道白话文文章该怎么写。有的人造句时只会写“花是红的”这类句式。因此向学生讲授作文和修辞的规律就成了当务之急。
陈望道撰写的《修辞学发凡》融古今中外先进方法为一炉，运用了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他既批判地继承古代之精华，又批判地借鉴外国的经验，并从汉语修辞现象的实际出发，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的修辞学理论新体系。因此，该书问世后即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产生深远影响。刘大白在《序》中赞誉《修辞学发凡》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著作”。在该书问世后短短的六七年间，我国修辞学界第一次掀起了“修辞热”，相继涌现了20本左右的修辞学著作。
（原题为《百年风华·沪上侨杰 | 陈望道：传播真理 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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