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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尔恺郭尔看来，最为危急的关头与他自己的或者任何个人的恩恩怨怨或者喜怒哀乐无关，而是哲学问题中的高峰，从学理上讲它就是“瞬间”，或者叫作不连续性。这个不连续性在学理上的原因又在于它是悖谬的。也就是说，它不清晰不确定，不可能说清楚它在于它是没有答案的，它无解！这是一个从卢梭、叔本华、尼采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问题（鉴于尼采与叔本华的特殊关系，我把尼采列在比他年长的克尔恺郭尔之前，以方便讲述）。如果从大海中取一滴海水就能窥见海洋的本质，那我选取解读克尔恺郭尔的《哲学片段》一书。书名首先就与德国古典哲学区别开了，“哲学片段”，不成体系：用片段对抗体系、用瞬间对抗永恒。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瞬间”是危急的、悖谬的。哲学就是去思考那些不能被思考的问题，这已经是悖谬了。例如人的出生，“出生”是一个与瞬间有关的问题：“一个事关出生的问题是可以思考的吗？当然可以，为什么不行呢？可是究竟该由谁去思考这问题，是那些已经出生了的人，还是尚未出生的人？说是后一类人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做梦都想不到这一点；而已经出生了的人也绝无可能生出这样的念头。当一个已出生的人思考其出生之时，实际上他所思考的是从'非存在’到'存在’的转变。”［7］（P18）人类是由已经出生过的和尚未出生的人组成的，它包含了对于人的生命而言一切现实性和一切潜在可能的现实性，于是克尔恺郭尔的意思就是说，即使关于人的出生这样看似常见而简单的问题，事实上都是人类没有能力回答的，它是一个悖谬，或者说，我们的回答总是错的！对于不能说的问题硬去说，这是天才哲学家的任务（因此维特根斯坦所谓“应该沉默”之说是肤浅的，因为这有违哲学的天性与使命）。于是就“硬说”出这样荒谬的判断：所谓存在不过是假象，存在是由“非存在”构成的。按照“存在”的思路一路思考下去，走错了方向，而当我们说“非存在”时会说出更多的真实。这个“非存在”就是后来德里达所谓“不在场”（absance，缺失）的话题，它不能被思考，因此它从来就没有被思考，即使上帝也是被列入“存在”话题范围的。严格说来，“不在场”或者“缺失”在表述上强于“非存在”，因为“非存在”容易使人联想起逻辑上的“是与非”的判断（肯定与否定判断）。事实上，克尔恺郭尔并不是在表达一个逻辑上的否定判断，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类似在描述这样的情景：“如果你结婚，你会后悔；如果你不结婚，你也会后悔；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你都会后悔……相信一个女人，你会后悔；不相信她，你也会后悔；无论你相信她还是不相信她，你都会后悔。”［8］（P36）在这里，“后悔”相当于在语言的海洋里随意捞起来的一滴海水，它代表语言或者语言表达能力。糟糕的是，这个能力十分有限，因为它可以对应完全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内容。言不尽意，这就是语言的宿命！换句话说，语言不值得相信，但我们又不得不使用语言进行思维，这已经是悖谬了。语言表达相当于以上我说过的“骰子落地”，它总会呈现一个结果，但它的不真实性也显而易见，它没有表达出我们内心深处晦涩的真实——那难以言表的思想与情绪（狂喜、深度无聊、绝望等）。那么，思维是否可以离开语言？新启蒙精神说“可以”，凭借无语言状态的直觉（无意识的自由想象状态），它不仅涉及哲学和文学艺术，甚至数学家和科学家中也有类似看法。①我觉得克尔恺郭尔写作的基本特点是在他还没完全想好想要表达的意思时，句子已经从笔端流淌出来了（他只活了42岁，却给后世留下了40余本著作），似乎句子比脑子动得快，就像天才的足球守门员下意识的身体肢态的反应肯定快于他的判断一样。缺少判断而单凭直觉的准确，这是各个领域里的天才人物的共同特征。“缺少判断”说得不准确，应该是缺少“充足理由”（论证）式的间接判断，但却有丰富的直接（直觉）判断。帕斯卡尔说柏拉图是怀着消遣的心态写出《理想国》的，帕氏此说绝非戏言。哲学是有闲者的奢侈事业，闲得无聊，与其无所事事不如写书玩。没想好就下笔在内容上就会东拉西扯，但令人惊叹的是，整部作品完成之后就像是一件精美的后现代建筑——它是一种精神风格。我说它是一种新启蒙，就在于与传统启蒙思想家不同，它决不打着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民族的旗号，甚至也不为了正义和美德。什么都不“为了”，“目的”这类东西不过是身外之物。如果一定要说为了什么，那就不妨把这个“什么”说两遍，比如“为了艺术而艺术”，这好像是回到了事物本身（自在之物）。是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悖谬的事情发生了，为了消遣或者好玩儿写下的东西成为了学术经典，就像本意就是想好好地活出自己，在效果上受益的却是全人类。因此，和语言一样，“动机”这个东西也是靠不住的。所谓“意思”，就是去创造还不曾有过的意思，它不太可能预先想到，除非你把每时每刻都当成“最为危急的关头”。（就像一句箴言：把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当成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但是，悖谬的是，那意思就成为“没有意思”了，因为谁也说不清楚死到底是什么意思。（人们不是不明白物理意义上的死亡现象，而是永远想不通究竟有没有前生和来世，人们盼望有前生和来世是因为无法忍受彻底的虚无，它比人生的孤独还难以忍受。虚无的话题之所以属于哲学，在于它不可思议。）但是就像为了圆一句谎话就得编造另一句谎话一样，与这个悖谬接踵而至的是另一个荒谬：正是因为人必有一死，人生才是有意思的，如此等等。我是在模仿克尔恺郭尔以上关于“出生”问题的悖谬，以便揭示恼人的哲学问题无所不在，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为什么这本书叫《哲学片段》呢？因为克尔恺郭尔以跳跃的方式把不同的哲学问题串联起来。如果是成体系的书，虽然有着逻辑上的连续性，但不过等于只讲了一个问题，以至于只需要读其中的几页就够了。（因为全书的大小结论，都出于一个同样的大前提。）而《哲学片段》就好像是毕加索的立体画，把从不同视角（如上所述，尼采也发现了“思想视角”的问题，后来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也类似之）看见的内容，同时拼接成一幅画面，即写成一本书，读者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而要灵机一动从字面的意思想到别的意思，好像是从显微镜下看到的东西。从逻辑证明的观点，以上从“非存在”到“存在”（无中生有）的过渡，是不可理喻的，因为这个过程中有性质的改变，它违反了逻辑规则，有点类似于芝诺那个经典故事：快腿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乌龟。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问题就出在芝诺太遵守数学逻辑了，他忽视了“确定性”（象征着逻辑与语言）只是外表，不确定性（运动就是同时既在此又在彼，即自相矛盾）才是真实的内容，因此，我们甚至不可以说从“非存在”到“存在”，而要说既“有”又“无”是同时的，既“活”又“死”是同时的。因此，克尔恺郭尔所说的“瞬间”并不意味着数学上的一个点（位置），而是亦此亦彼的处于绵延中的瞬间，即如柏格森所言，不能用空间的语言描述时间：瞬间本身就是由悖谬组成的，无中生有是一桩最有激情的事情。①“瞬间”强调一切时刻都是“当下”的时刻，而“当下”意味着创造（无中生有，所谓“最为危急的关头”），这就丰富了“绵延”的内容（柏格森也是把绵延与创造性联系起来思考的）。换句话说，一切“又一次”都不是重生（重合），而是“出生”（初生）。重生是外表，“出生”才是真相（人生是由大大小小中断而持续着的“出生”所组成的，如此串联起来就构成人生这本大书。“到处都是'急就章’”，叔本华如是说），这就是瞬间的哲理，这就是克尔恺郭尔为什么要强调“瞬间”如此重要的根据。“出生”当然意味着创造，如果人们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艺术的，即使平淡的日子也会过得有滋有味而且乐观向上；如果人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会把“出生”误看成重生（日复一日），从而导致平庸、心情沮丧。“悖谬是思想的激情，一个没有悖谬的思想家就像一个缺乏激情的恋人，他只是个平庸之徒……去发现某个思想所不能思考的东西，这就是思想的最高形式的悖谬。”［7］（P44）这个说法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反动，尤其与唯心主义辩证法相冲突。简单说，思辨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斯宾诺莎曾经说：要理解，既不要哭泣，也不要大笑。斯氏这句名言表明，纯粹理性主义者认为热情是无用的激情。但在克尔恺郭尔看来，没有悖谬简直就谈不上什么理性，而悖谬之所以是思想的激情，全在于它就像无中生有那样不可思议！它深深吸引我们去思考——因为它无解，不会有想通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种精神的（高贵）疾病。就此而言，哲学貌似宗教信仰，但哲学绝不是宗教，它与宗教之间有着细微但却是本质的差异。西方文明到了20世纪，新启蒙运动的大幕全面拉开。我称它为“新启蒙运动”，意为它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有诸多相似之处：它是人类精神文明全面创新的时代，旧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中国发生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写出了《西方的没落》。这让正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情何以堪？这本书当时没有在中国有大的反响，它所关注的问题在“二战”之后才真正在思想界全面“开花结果”。它表明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真正了解西方文化该是一项多么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这句套话用在这里是一句大实话：我们正在以谦逊的态度学习西方人正在反思和怀疑（甚至准备放弃）的“东西”。这个事实本身与当时中国和西方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关：同时的不同时性，颇有意味的是，这个判断本身，就是新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话题。人类20世纪的科技发明超越了从前所有时代的总和，它不可能不对人类精神“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我在此不可能一一细数这些科学理论的创新与应用，但它表明人类进入了一个“速度”的时代，印刷术时代开始落伍了。一千多年以来，书面语言或者书籍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主要载体，但是20世纪影响人类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科技发明（这些新发明具有广义上的图像或影像效果），都在揭示不使用狭义上的语言同样能够传达意义。在描述本世纪西方思想学术界对近代启蒙理性的反省与怀疑（针对启蒙时代指出的各种“确定性真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数学逻辑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包括类似“进步”和“规律”等概念）之前，我们只要以电影（显然，电影最能体现人类新文明的综合艺术，它含有科技新成果，如果伏尔泰在世，他会觉得电影的效应简直就像是幽灵）为例，就能表明20世纪人类文明处于消解从前各种“界限”的世纪——就像实现了的幽灵效应，正如20世纪初法国诗人萨尔蒙①说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可以实现，无论在哪方面，无论在哪里。”［9］（P1）帕斯卡尔在他著名的《思想录》中区分了“几何精神”和宗教哲学艺术所体现的“微妙精神”。但是在20世纪，似乎这种最重要的界限也在渐渐消解：由于对直觉和无意识的研究已成规模，几何精神（数学与逻辑精神）在微妙化，这当然同时表明“微妙精神”在“几何化”（就像德里达说的，启蒙的光也不是一个样子的）。虽然空间问题与时间问题密不可分，但对时间问题的关注明显超过了空间问题，对时间问题的思考引领着空间问题。近代启蒙运动曾经统一思考和革新所有学科，那是一个混沌的打破学科界限的时代，也是形成新学科的时代（《百科全书》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至少在形式上，20世纪的新启蒙运动也与之类似。以上从卢梭到克尔恺郭尔，都在批评“存在”概念（或者说，广义上的本体论），揭示那些从存在的立场出发似乎并不在场的因素。这些因素似乎是抓不住的、不可能的、转瞬即逝的。但是，它们在20世纪正在一一得到“验证”：再也不是“眼见为实”了，X射线和非欧几何这些看似与艺术无关的发现直接影响了现代艺术，也包括语言的艺术（例如小说），它们与处于世纪之交的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探索有关，从而关于心理的医学也要求助于哲学家的智慧了。“这是一个脱钩的时代”，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引用了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这句话。我说的“新启蒙运动”主要指由20世纪德国与法国哲学家主导的后现代思潮，它与同时期在英美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物理主义等追求“确定性”的哲学流派是冲突的。我之所以将“后现代思潮”称为新启蒙运动，在于它抓住了以上我所描述的时代精神脉搏，而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你或者跟着它走，或者不情愿地被它拖着走。后现代思潮在学理上的批判首先针对着语言本身。我这里简要分析一下德里达的批判，它来自他的《哲学的边缘》（Marges de la Philosophie，Minuit，1972）一书的第一章“延异”（我选取它，是因为我熟悉，反复读过多次）：它不同于维特根斯坦的名言，不但没有对不能说的东西保持沉默，而且用“延异”表达那些不能说的因素。这些因素德里达有时也称作“痕迹”，它们处于哲学传统之外，没有被看到，因此亦称“边缘”。“延异”取自“différance”，它是德里达发明的一个不存在的拼音文字系统中的“非拼音文字”，表达了“将拼音文字象形化”的欲望。“Différance”的发音与法文单词“différence”（差异）相同，但单词的字母组成中的“e”被换成了“a”。也就是说，在法语（象征着西方语言）中，本来听到语音就能写出文字（这是西方语言的本质特征，德里达称之为“语音中心论”。索绪尔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分析正是针对语音系统），但是，由于有了一个古怪的“a”，“différance”就不再处于拼音文字能管辖的范围了，因为它是“形象”，是被看出来的“差异”。于是德里达说，“différance”既不是一个词语，也不是一个概念，但它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différance”式的思考是可能的，“无语言的思考”是可能的。于是，“差异”被“延异”化了。两者的区别在于，“差异”是以“存在”概念为基础的，就像在传统本体论和逻辑学看来，“不存在”也是一种存在，“不是”（否定）也是一种“是”（肯定）。在这里，德里达认为，传统的“差异”概念并不是真正在时间之中思考的，而“延异”之所以区别于“差异”，就在于真正引入了时间因素。问题开始晦涩复杂了：传统哲学当然也谈到时间，但那是“在场”（présence）的时间概念，德里达说“痕迹”也意味着有缺失的（absence，不在场的）时间。于是，在“延异”中思考，就是在缺失的时间（所谓“缺失的时间”的一个例子，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重要基础，是发现“同时性”是不同时的）因素中思考。如果“同时性”是同时的，那一切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时间中的某时刻就像几何学直线中的某一位置，但柏格森说这样理解不行，因为它等于用空间思考时间。“Différance”中的“a”默不作声，连同缺失的时间因素一起，像古老的金字塔及其象形文字一样神秘，但它们是真实发挥作用的因素，而决不是梦幻。这里的真实指的是如实描述事物是如何出场的，而不是从已经现成在场的概念出发。那么，事物究竟是如何出场的？径直说：由于时间因素时刻起着作用，事物总是以有别于自身的方式出场的，以至于任何动机或者愿望总是以异样的方式实现的，初衷不可能原样地实现，被永远推迟，即它的结果总是别的样子。于是，单义性、起源、目的之类概念遭到彻底质疑，因为它们都是我前几节分析过的“已经”（静止）而忽略了时间因素的作用。于是，“在场”的，就像礼仪和礼貌一样不可能是活生生的，真正活生生的、实际起作用的因素只能是那些“不在场”的混沌因素，它们不确定，亦此亦彼。如果一定用语言描述它就会显得怪异（但更真实），例如德里达说：翻译是必需的但同时又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宽恕是对不能原谅的事情表示原谅，如此等等。“哲学是延异的哲学，哲学在延异中显得活生生。”［10］（P18）后现代思潮流向德里达所说的不在场的因素，它首先向叔本华和尼采致敬，他们启发了弗洛伊德：“大脑里必然有一个错综复杂的思想储藏室，待在意识之外，却一直保持警觉，随时准备接受征召，开拔到清醒时的思考舞台上。”［11］（P92）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思想储藏室”里，有直觉、无意识、冲动、自由想象力、意志，它们有巨大的能量但含混不清，它们与语言有某种天然的冲突，因为语言的本性是清醒的、逻辑的、理论的，而“错综复杂的思想储藏室”里充满热情的行为，就像一头横冲直撞的野牛。这就像交往中的礼仪和内心不断涌出的念头之间的区别。社交场合的语言总是彬彬有礼的，但我永远不可能清晰地知道正在与我谈话的某位男士或女士当时对我的真实看法是怎样的，这与其说是拘于礼貌，不如说是语言的界限（人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尽管字面上似乎听懂了），这就是我与他人之间的天然鸿沟。①传统哲学想到了每个人都自称“我”，但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互为“他者”的关系，永远都不能“见面”的内容不是由于难以启齿，而是没有能力用语言表达。关于“他者”的话题，以思辨的方式延伸了由卢梭开启的关于“孤独”的话题，它是近代启蒙思想的另一面、背面，就像“划过光明的黑暗”②。本文的标题是《确定性的丧失——20世纪新启蒙运动的来龙去脉》。关于“去脉”是无法预判的，因为“确定性”已经丧失了。但是，有些重要迹象还是可以描述出来，值得人们反复思索。近代启蒙的重大问题来自人类对自身的探讨，批判基督教神学，因为神学已经异化为束缚人性的工具。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以极大的勇气与热情探讨“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的前途何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贡献了天赋人权和人道主义的伟大思想。20世纪新启蒙运动决不抹杀“伏尔泰们”的伟大贡献，只是指出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局限性。换句话说，人性的可能性是开放的，人类的精神视野在变化，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方向。在人性新的可能性中，有必要重申上述法国现代诗人萨尔蒙的名言：“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可以实现，无论在哪方面，无论在哪里。”近代启蒙思想曾经极度重视“正确”这个字眼，而且是一些高度抽象的大字眼，作为标签贴在了具体的、活生生的，同时具有相互矛盾性格的个人身上。不幸的是，这种长期以来被视为“正确”的态度对于它所认为的“不正确”态度，做了无数次人为的甚至是残酷的讨伐。它把活生生的个人看成一个空无内容的形式，并因此积攒起本来可以避免的仇恨，制造了人间悲剧，也许这是人类走向更加宽容与文明路途中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就像康德说的启蒙要使人从孩子走向成熟的“成熟”二字不能只有一种理解一样，启蒙的光也不可能只是一种颜色。尼采也有他的局限性，例如他截然区分了“末人”和“超人”，平庸的人与高贵的人。就像绝对平等的理想是人类美好的设想从而表现了人类思想的时代局限一样，对人类做贵贱的区分也是一种局限。尼采呼吁“超人”，但也许他没有想过“非人”也是人的一种可能性，而且并非贬义的。我指的是当代人类这样一种趋向，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不再为是否正确而争吵，也不再不惜发动大规模战争去纠正那些“错误的人类”。虽然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长达几十年的争论在哲学上具有重大意义，但人们对这些意义表示淡漠，因为量子力学在这几十年期间获得了应用方面的空前成功，人们在享受这些成功带给自己的方便与舒适时，量子是否是某种“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的客观实在”问题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我的意思是说，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人类对趣味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正确观念”的关注。人类发现兴趣和热情本身是更为根本的人性要素——这就像量子力学应用的情形一样，与其说它是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作为哲学研究者，我想到的是，事实本身恰恰就是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这样的倾向是危险的，人们会为了趣味而忘记了规则，并因此而受到惩罚。20世纪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科耶夫提出当代人的一个重要精神特征：无动机行为，或者动机上的任性化。他通过当代法国女作家萨冈①在小说中的描写，揭示旧人类正在走向终结，新人类正在诞生。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萨冈并非纯粹在虚构，类似的情景在当今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是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经常发生的现象：在《某一种微笑》中，主人公多米尼克告诉我们她英俊的年轻情人只是“肌肉、本能反应和棕色肌肤的组合”，他的毛发“温暖而浓密，就像动物的一样”。她发现他能满足性欲，但在别的方面却令人厌烦。后来，多米尼克发现自己被一个中年男子吸引。尽管在肉体上，他比不上年轻的情人，在智识上，他更有教养（他读萨特），因此是个更有趣的伴侣。此外，他能付得起戛纳的豪华宾馆。但是这段关系的有趣之处，在于他们两人彼此依恋，因为他们同样“丧失道德”和“缺乏真正的感受”。他们满足于没有深厚感情和依恋的人生，并且认为这很自然。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是很严肃的，但是，他们又不把自己看做是愤世嫉俗者——他们认为自己具有现实的而非纵容的生活观……唯一让这些小说有意思的，是这些最近解放的女性和绅士人物的相遇，后者无望地爱上她们，不料竟然只被玩弄，接着被无情地回绝。［12］（P92-93）换句话说，曾经是人类非常严肃正经的问题，现在被这些“新人类”视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使我想起了卢梭在《忏悔录》中的表述：那毁灭他的与拯救他的是同样的行为。这种悖谬性本身揭示了人生本来可能就是由悖谬组成的。但是，我并不同意科耶夫的结论，他认为人类历史正在走向终结，人类重新成为了一种新的动物。我认为人类应该在兴趣（热情）和规则之间（在拯救与毁灭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而这种新平衡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将走向更加宽容的时代，一切都可以重新定义，既然它们从前的意义也是人类自己赋予的。因为我们是人类，是宇宙间最有性灵的生命。最后，我想以尼采一句著名的话作为结束语：那一切不曾杀死我的东西，都会使我变得更强大！①说启蒙是一场运动，是说它是欧洲当时声势浩大的主流思潮，几乎影响到人类文明的一切学科领域：政治、经济、道德、法律、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就是要全方位地展示启蒙新思想的成就。②“形式这一概念那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相信卡西勒在说出这句话时没有想到它是多么切中要害，它同时是19世纪以来欧洲大陆哲学新发明的核心，又是20世纪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核心问题，也是哥德尔对逻辑学和数学的最伟大贡献。参见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彼得·盖伊编，王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2页。③在这里，请允许我冒昧地引用“颠覆了”整个经典逻辑和数学基础的“哥德尔证明”的结论：任何一个形式化的数学系统之中，都包含真而无法证明的判断(哥德尔这里说的“真”是在理性直觉意义上的。其实类似的例子在数学史上早有先例，即在没有完全证明的情形下仅凭理性直觉做出的真理性质的判断，比如哥德巴赫猜想和费马大定理)。我的勇气来自毕加索说过的一句话：“当我读爱因斯坦写的一本物理学书时，我啥也没弄明白，不过这没关系，它让我明白了别的东西。”参见菲利普·福雷斯特：《薛定谔之猫》，黄荭译，海天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④这是卢梭《忏悔录》的第一句话，参见卢梭：《忏悔录》，焦文逸译，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⑤这个区别，就是卢梭《爱弥儿》第一卷第一句话的意思：“凡来自造物主的东西，本来都是好的，但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都变坏了。”这句话对康德的道德哲学有深刻影响。所谓来自造物主、人本来的样子、天赋都是一个意思，卢梭正是把这样的意思理解为“善”、尊严、良心、人权、天然的自由，等等。⑥康德的Anschauung(对应英文intuition)也给叔本华的思想注入了活力，它可以被理解为“直觉”、“抽象的视觉”，它是概念思考的基础。这里亦含有混沌之处：概念思考既可以遵循逻辑的方向，也可以接受直觉的引导，而逻辑与直觉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关系，其性质全然不同。将概念融入直觉，并且凭借抽象的直觉创造概念——显然这个方向更合叔本华的心意。⑦Arthur Schopenhauer,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Liaon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China,2016,p.5.(该书是叔本华德文原著《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英译本，列入辽宁人民出版社“最经典英语文库”系列丛书影印出版。)⑧这些能力例如：奔跑、绘画、歌唱、狂喜、厌恶、无聊感、忧郁、愤怒、悲伤、绝望、自杀、性爱等，它们是身心融为一体的生命活动(冲动、本能)。20世纪欧洲大陆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身体哲学。叔本华应该是“身体哲学”的奠基人之一。⑨这里顺便提一下，海德格尔曾经把获得真理的过程形容为“一道闪电”。⑩这本书不同于任何一本哲学书，它几乎没有引用或者转引任何人的著作，是纯粹“拍着自己脑袋”空想出来的思想，记忆不好或者知识不足都不会影响到这本书的质量，因为这本书与以往的知识没有关系，它在燃烧自己的过程中自己创造新的“知识”，并且被尼采称之为“快乐的科学”。(11)萨特这句名言也像一句广告词，他还有“存在先于本质”、“人是无用的激情”等标志着他独有风格的语言。可见，这种创造判断(格言—广告词)的能力是哲学家的基本功。(12)“最为危急的问题”，例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当然不是指某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一天由于迷了路而问路的情形，知道它别有深意就走到了哲学的门槛，但还不等于已经进了门。(13)可以参考一本名著，雅克·阿达玛：《数学领域中的发明心理学》，陈值荫、肖奚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14)这个寓意参见克尔凯郭尔：《哲学片断》，王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请仔细阅读该页的头两段话。(15)萨尔蒙(André Salmon,1881-1969)，法国著名诗人。(16)德里达说：“永远不会有人知晓我的写作源于怎样的秘密，即使我说出来也改变不了什么。”(我读了他的这段话，较真地想，德里达夫人也不知晓吗？是的!有隐私和秘密真好!)参见伯努瓦·皮斯特：《德里达传》，魏珂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17)有兴趣的读者，可继续阅读我写的《重识“划过光明的黑暗”——反思当代中国的启蒙困境》，载《争鸣与探索》2015年第1期。(18)Francoise Sagan(1935-2004)，以其处女作《你好，忧愁》最为著名，这篇小说发表于1954年。[1]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彼得·盖伊编，王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2]Arthur Schopenhauer,The World as Will andIdea,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China,2016.[3]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叔本华及其哲学的狂野时代》，钦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Nietasche.Untimely Meditations,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7.[5]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黄明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6]Friedrich Nietzsche.The GayScience,translate by Walter Kaufmann,Vintage Books Edition,1974.[7]克尔凯郭尔：《哲学片断》，王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8]S.Kierkegaar.Either/Or,volumeon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9]阿瑟·I.米勒：《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方在庆、伍梅红译，关洪校，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10]Jacques Derrida.Marges de laphilosophie,Minuit,1972.[11]欧文·亚隆：《当尼采哭泣》，侯维之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