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禹是西汉琅琊人，八十岁时被汉元帝提拔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大约是自觉人生已快要走到尽头，贡禹很希望能多做一点事情。于是，“自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他只做了短短几个月的御史大夫（死在任上），却给汉元帝上书几十次，提了一大堆旨在改善民生的建议。其中一条，是建议皇帝将针对儿童的人头税，从三岁征收提高到七岁时再征收。贡禹说：
“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
大意是：从前，国家是不向孩子征收人头税（口赋）的。这项税的起源，是本朝武帝频繁征伐，向民众征收各种重税，其中之一，便是老百姓生了孩子满三岁，即须缴纳人头税（有研究统计称，这笔钱约占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库收入的7.5%）。老百姓活不下去，无可奈何，只好生了孩子便将其杀死。这实在是令人悲痛的惨剧。建议朝廷变更政策，等孩子年满七岁之后，再征人头税。年满二十之后，则普遍改征算赋。如果不是贡禹的这番上书，被扼要简短地保存在了《汉书》之中，这些一生下来便被亲生父母亲手杀死的、没有名字的孩子，就会从历史中彻底消失，半点痕迹都留不下来。后世之人能够记住的，便只有刘彘（刘彻原名彘）那所谓的“雄才大略”。汉制，“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对年满15岁到30岁之间的女性不嫁者，分作五等，每上升一等，即加征1算的未婚税，到30岁时，即每年加征5算，也就是必须缴纳600钱。目的，自然是为了逼迫男女早点婚配早点生儿育女，好给朝廷增加可汲取的人口资源，也就是扩张韭菜的规模。缺乏避孕知识，一面是被政府逼着生孩子，一面是生了孩子也养不起——不但养不起，还要再多遭受一重政府的盘剥（口赋）。父母们唯一的选择，便只有“生子辄杀”。贡禹的建议，似乎是被采纳了。此后，“民年七岁至十四岁，出口钱”。但这点政策上的小变动，远不足以改变那些无名之子的命运。到了东汉桓帝时代，底层的情况仍是：
“小民困贫，多不养子。”
在那个时代，所谓“不养子”，即大体等同于杀掉新生的孩子。新息令贾彪是一位饱读儒家典籍的学者，又是以“孝廉”的身份出仕，实在不忍见到自己的辖区内频繁发生父母杀子的惨剧，遂以“母子相残，违天逆道”为由，对杀子的父母实施严惩，“与杀人同罪”（汉制，杀子并不犯法）。《后汉书》里说，贾彪在新息执政的数年时间里，“人养子者千数”，百姓们将生下的男孩称作“贾子”，生下的女孩称作“贾女”。由一个小县在短短数年间，多出了上千名新生儿，可以推知当地之前，有多少孩子没有留下名字，即被亲生父母忍痛杀害。由“贾子”“贾女”这种民间称呼，也能推知当地百姓对待这些被迫抚养下来的孩子，怀有一种怎样的矛盾心态——与其说这称呼是在感激贾彪，不如说是为了让地方政府（至少包括贾彪）意识到，他们对这批被迫存留下来的孩子，也负有养育的责任。晋代史料《零陵先贤传》里，有一段相似的记载：“郑产为里啬夫。汉末产子一岁，即出口钱，民多不举产。乃令民勿得杀子，口钱自当代出。因名其乡曰更生乡。”这位郑产，是一位有同情心的基层官员。他劝说自己辖下的百姓们不要再杀孩子。为此，他愿意代那些困顿的父母们出孩子的口钱。史书没有记载这些“贾子贾女”、“更生乡新生儿”的后续命运。但大致情状不难推知：汉律不禁止父母杀子。贾彪的酷刑，只是他在任期间的一种特色政策，且他也只能管控底层百姓不在孩子刚出生时将之杀死，无法管控抚养过程中的“意外”和无能为力造成的死亡。郑产再如何富有，个人的能力也很有限。当贾彪离开新息、郑产去世，“小民困贫，多不养子”的状态，便会全面复原。新息与更生乡之外，没有贾彪，也没有郑产，情况自然更糟。个别人的修修补补，解决不了秦制帝国那些“制度性暴政”造成的恶果。所以，在北宋真宗时代的两浙、福建、荆湖与广南等州，因针对儿童的人头税收得特别狠，底层百姓依旧不敢养孩子：
“民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童仆，或度为释老。”
到了明帝国，事情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变态发展。用明朝人刘吉的话说，便是：
“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孙，日赴礼部投进。”
所谓“自戕其身及其子孙”，便是将自己与子孙阉割掉，然后跑进京城，天天蹲在礼部的大门外，请求朝廷收纳入宫成为太监。按明代人陆容、沈德符等人的记载，这些被阉割的孩子，大多是家中的次子。他们一生下来，便被穷困潦倒的父母安排好了阉割之路。比如弘治六年五月，军人马英之妻罗氏，自己动手阉割了“其幼男马五”。成化二十年五月，大兴县百姓田政等四人，请了一名山东人李安，将各自家中十余岁的儿子给阉割了。罗氏被朝廷处死，田政等人被发配河北遵化炼铁。但父母阉割孩子的风潮，在明帝国激荡了近一个世纪。成化十三年三月，锦衣卫杖打了九百余名聚集在京城的自阉者（包括自己动手和父母动手者，以后者为绝对多数）。成化十五年二月，又一次性驱逐了两千余名自阉者。嘉靖元年正月，竟发生了自阉者“万余人诣阙自陈”的大阵仗。嘉靖十一年，又来了一次相似的事件，这回是八千余人。尽管只有极少数被父母亲手阉掉的孩子们，在史册中留下了名字。但那些困顿底层的父母们仍然认定，在明帝国，最有效的摆脱困境、乃至实现阶层跃升的办法，从来就不是读书、经商与努力耕作，而是：
将孩子阉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