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儿万里行----澳洲01
2020年春节,在澳洲。因为疫情,决定放弃继续去其他景点的企图,马上结束旅程。同时,对于原来打算回程取道香港、深圳的计划,也做了改变,最终变成2月2日从澳洲直接飞回来。
2月3日凌晨到达北京,随后,正式开始进入了疫情下的生活,至今正好一年。
当时很多朋友在看了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的行程照片后,奇怪地问,你是怎么出去的?
其实什么也没有怎么,就是按照正常的手续和流程出去的。因为我离开北京的时候,疫情虽然零星被报道出来,但是还没有武汉的事情。生活跟疫情前是一样的。
与以往的出行不同。这次因为接收了很多关于澳洲山火的报道,曾经犹豫过要不要坚持这项计划,一家人之间有过多次讨论。
与2019年国庆西北游临时起意不同,这次澳洲行,是在2019年的春节结束后,儿子就开始安排的。陪同他游历,是我一个很大的心愿,如果不是遭遇重大事件,我们都不大愿意放弃。
因此,就采购了很多口罩,用于万一空气不好时,做一下防护。
不曾想,口罩们没有被用于空气污染,却被用于了防疫。
过去这一年,人们的生活都因为疫情而或多或少都发生了些变化,有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有令人心中温暖的暖人事迹,更多的,是在生活轨迹遭到冲击后的坚强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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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故事,已经有太多的人讲过了。我也曾经把这次旅行做过一个简单的游记。忽然觉得,虽然当时在国外还显得一切正常,但是终究与以往有点异样。所以,还是想把这次旅行,用更加详细一点的笔触,再记录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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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发
1月23日,农历十二月廿九。中午,深圳边检站。
考虑到这几天疫情已经开始被逐渐提高调门宣传了,而且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特别是这天武汉宣布封城,加上已经到了农历年关,事先预估到过关可能会人比较多。但是到了关口,我还是吃了一惊。
这两天在深圳逗留,关于疫情的消息一天多似一天。三天前刚刚到达的时候,去儿子学校附近的社区里吃饭,已经有点提高警惕的味道,但是仅限于对于吃喝的东西,譬如不吃生的东西,尽量吃粉、面之类的煮过的带有汤水的食品。但还没有戴口罩的习惯,街上也没有几个戴口罩的人。
毕竟是一种新的疫情,谁也没有先见之明,一开始大家都没有深刻的认识。
从北京机场出发时,是全程戴了口罩的。在深圳逗留期间,并没有佩戴。甚至在21日,我们还从深圳和香港往返一次,也是在火车上戴口罩,在市面上不佩戴的。
可以说,从19日到23日,这几天中,心里的紧张,是一天天地积聚起来,有个递进过程的。
住在儿子不远处的旅店里,眼见得这两天旅客越来越少。最后一天,只有我们,以及另外一家三大一小。
餐厅服务员是外地人,在讨论还回不回的去。随着宣传调门的提高,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惊慌的情绪。对于这次出行的不安感,也时时在心中浮现。
但是,我们三个人,都尽量平静地去讨论这件事。毕竟,事到临头,反复讨论不确定因素,一方面于事无补,二来也容易影响心情。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既然还能正常旅行,就说明没有大的问题。但是自身的准备工作要做好。
因此,对临近年关出关,有了心理准备。
在深圳从容地喝了一次早茶后,我们出发前往关口。
虽然是农历年底,但是对于在澳门整整工作生活了七年多的我来说,这种暖暖的气候,和浓厚的广东年味,我并不陌生。当然对于在暖而且有点躁动的氛围下,面对排大队过关这种并不陌生的情形,我也有点沮丧。
“不用排队。那边有香港的中巴,就是做拉机场客人的生意的。”这些年对于出行已经非常有经验的儿子说。
说着,他就往不远处一个看上去组织客源模样的香港人走去。
虽然我是港澳深珠地区的老一辈住户,但毕竟离开这个环境回到北京也有20年了。时代发展一日千里,无论从生活模式,还是出行习惯,已经变得我们无法适从了。
除了客观的一面,主观上,这些年,我非常愿意扮演被儿子张罗的角色。
从儿子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用项目管理的模式让他练习。这种习惯的养成,在他后来的学习工作中,展现出了非常优秀的组织才能(当然主要还是他自己有天分,后天的训练是其中一个方面)。自从2017年起,我基本上完全不干涉他的安排,出门完全扮演一颗“拨一拨动一动”的棋子。
我享受被张罗,儿子也享受张罗。
一会的工夫,儿子就回来了,谈好了价钱。我们跟着那位中巴车中介,上了其中一辆。
不到三分钟,又上来一男一女,看上去像情侣模样。一共五个乘客,这样就可以开车了。
跟多年前一样,在大陆这一侧的边检,要人车分离,但是行李不用搬下来。这样徒手过边检,也很方便,而且在跟车通道这一侧,旅客也不多,不像纯徒步旅客通道那样。几分钟就过去了,跟中巴车在边检站后面汇合。
香港一侧可以人随车行,不必下车。但是明显比以往严格了。
除了查验证件以外,多了平时没有的测体温环节。
检查员从中巴车打开的车门里对乘客进行检查。因为另外两人中,有一个是年轻女子,坐在后排离门最远的角落里,检查员单独对她问了一声:
“有没怀孕哪?”
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就把门一关,做了个手势,让我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