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广州等城市的数字经济新政策， 看疫后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培育的新思路
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后，几组统计数据让数字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从全国来看，一季度全国GDP同比下降6.8%，但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表现亮眼，逆势同比增长13.2%。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130亿元，同比名义下降20.5%，而同期全国网上零售额13712亿元，同比仅下降3.0%。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1233亿元，增长3.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1.5%；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类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26.4%和7.5%，穿类商品下降18.1%。
从区域来看，各地2020年1-2月财政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众多省份2月份的财政收入降幅普遍都在20%左右，降幅最小的是北京（下降6.6%）、杭州（下降1.3%）。根据浙江省公布的财政情况，财政增收主要来自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311.3%。数字经济是疫情期间为数不多的新经济亮点，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认识到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价值，快速出台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相关政策文件，抢抓疫后发展机遇，数字经济成为城市间竞争的主阵地。
广州发布数字经济“1号文”：3月30日，广州发布《加快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引领型城市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数字经济创新引领措施》），这也是广州出台的首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建设100个技术领先的优质应用场景示范项目、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争创国家级平台等系列政策。
成都深化新场景：3月31日，成都召开了“2020成都新经济新场景新产品发布会”，面向全球持续发布1000个新场景、1000个新产品，助力消费升级，释放市场需求，为有志于逆势进击的企业提供更多新机会。
发改委全面部署“上云用数赋智”：4月10日，发改委和中央网信办联合发文《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上云用数赋智实施方案》），以全面加快全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为目标，大力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深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据供应链，以数据流引领物资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的数字化生态体系。
上海发展在线新经济： 4月13日，上海发布《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以下简称《在线新经济行动》），将聚焦无人工厂、工业互联网、远程办公、在线金融、在线文娱、在线展览展示、生鲜电商零售、“无接触”配送、新型移动出行、在线教育、在线研发设计、在线医疗等12个重点发展领域，开展全方位布局，打造在线新经济发展高地。
国家发改委、上海市、广州市近期出台的文件集中反映了各方对于发展数字经济的新认识、新思路和新举措，值得认真研究，以作为各地方政府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借鉴。
笔者认为，近期出台的数字经济促进政策体现了8个方面的创新：
1.通过数字要素流通制度创新打开数字经济增长的巨大空间
数据的确权、交易规则和收益分配问题是关乎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安排，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化发展，国家开始推动数字要素流通制度创新。
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基础要素，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三大举措：一是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二是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三是促进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安全保护。
刘鹤副总理曾指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反映了随着经济活动数字化转型加快，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凸现，成为最具时代特征新生产要素的重要变化。”《意见》希望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形成对其他要素的效率倍增作用，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使大数据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广州作为广东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核心承载城市，在《数字经济创新引领措施》文件中，将建设粤港澳数字要素流通试验田作为三大优先任务之首。计划在穗港澳三地数字经济核心数据要素的确权、流通、治理等方面开展先试先行，提出加快探索数据安全高效治理新模式、探索建立穗港澳数字经济创新要素高效流通体系、全力打造适宜数字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加速公共数据整合应用和数字经济应用场景释放等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抢占数据治理体制机制新高地和数字经济创新创业创造高地。
可以说，从准入政策、产权制度、交易规则、报酬机制、监管体系等层面入手加快构建数据要素流通制度，形成数据市场的基础性制度，有利于促进和培育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充分释放数据红利和创新红利。而聚焦细分领域和行业的数据要素流通机制创新，则是地方政府抢抓数字经济竞争优势的关键举措，将会有效促进城市成为吸引数字经济企业集聚的“磁力场”。
2.全力布局新基建，夯实数字经济爆发式成长空间
对于“新基建”，中央谋篇布局已久。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此后国家先后有8次重要会议对“新基建”进行了强调。国家布局“新基建”，既有面向未来塑造数字竞争力的考量，更有应对当下经济疲软的现实需要。“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与传统的基建项目相比，具有更大的“乘数效应”。
4月20日，发改委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基本内涵：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包括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融合数字技术的传统基础设施，例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新基建”对于数字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毋容置疑，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更需要思考立足本地产业发展的需要应如何安排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的机制创新，将巨大的“新基建”投资转换成为产业收益。一方面，应当优先从本地重点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需要出发，来考虑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平台等基础设施的布局，同时将场景作为激活基础设施的重要方式，引入平台模式，培育基于基础设施的创新生态。另一方面，还应当进一步拓展对于新型基础设施的认知，对数字经济起到基础性支撑作用的平台、服务都应该列入“新基建”的范畴，例如百度的飞桨人工智能平台，因为在许多条件下，“软平台”相比“硬设施”会发挥更大的“乘数”效应。
3.全力培育在线新经济，抓住疫后增长新赛道
虽然早在2015年，国家就已将互联网+作为重要的产业培育方向，但是各种爆发式成长的互联网+新业态，如短视频、直播电商、线上诊疗等，一直未能成为政府抓经济发展的“牛鼻子”。
疫情在无形中加速了全社会对线上新服务的接受过程，防疫常态化使得政府逐步认可将无接触服务、云办公、智能医疗、线上教育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作为加速经济恢复和增长的重要举措。
上海是第一个将“在线新经济”作为抓疫后经济发展重要举措的城市。在4月13日发布的《在线新经济行动》中，上海提出要花3年时间，将上海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领先的在线新经济发展新高地。
上海计划重点培育12个领域的在线新经济领域，包括无人工厂、在线办公、在线金融等新赛道，并将各项任务分解到市政府各部门，分三类部署：第一类是“无中生有”体现“新”，包括远程办公、“无接触”配送等疫情倒逼下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第二类是“有中启转”体现“转”，包括借助新兴技术手段的在线展览展示、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将线下成熟的业态模式转移到线上线下相互融合；第三类是“转中做大”体现“大”，包括无人工厂、工业互联网、在线文娱、生鲜电商零售等，主要是因疫情导致线上需求激增的领域。上海大力发展在线新经济不仅是着眼于燃眉之急，更是将其作为强化科创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的结合点。长期而言，在线新经济对于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拉动消费新需求、营造产业发展新生态，都将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国家发改委在4月20日新闻发布会上讲到，发改委深入研究促进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问题，系统梳理了新业态新模式的总体发展情况和各个领域发展的具体表现，提出了15个新业态新模式重点方向，许多新业态新模式在抗击疫情中形成的相对成熟的商业模式、高质量供给和消费习惯，正在适应、引领、创造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新需求，带来新的机遇，未来将展现出强大的增长潜力。近期，发改委将联合有关部门制定出台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
疫情让全社会认识到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巨大生命力，正如早些年所有地方政府开微博、开微信一样，如今的直播带货成为了中国县长躬身亲为的新现象。在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机遇期，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巨大带动性还有待深度发掘，各地方政府应当重新思考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高成长价值和高带动价值，将其作为发展经济的优先任务之一。
4.降低数字化转型门槛，加速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增长
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一直被列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是最难以实现的目标之一。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门槛越来越高，所需要投入的转型成本和商业模式转化所带来的经营风险是让许多企业负责人犹豫不决的现实问题。
国家发改委4月10日发布的《上云用数赋智实施方案》，主要目标之一即是要解决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长期面临的“不会转”、“没钱转”、“不敢转”的问题。
针对“不会转”的问题，将开展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鼓励提供转型服务的平台企业开发更多转型产品、服务、工具，形成数字化转型的市场能动性；支持开展区域型、行业型、企业型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引导建设数字化转型开源社区，强化平台、算法、服务商、专家、人才、金融等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
针对“没钱转”的问题，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 探索“云量贷”，根据云服务使用量、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改造的投入，联合金融机构对经营稳定、信誉良好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低息或贴息贷款。
针对“不敢转”的问题，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和“虚拟产业集群”，充分发掘企业间协同放大效益；支持具有产业链带动能力的核心企业搭建网络化协同平台，带动上下游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链向更高层级跃升。
《上云用数赋智实施方案》为地方加快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明了一个可行的方向，即通过降低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门槛、投入成本、经营风险的方式，从数字化转型服务的供给端入手，让企业放下包袱，主动转。
地方政府应当抓住疫情防控常态化逼迫传统产业全面转向数字化和在线化的机遇期，通过联创模式、云服务模式、开源技术支撑等创新模式，降低转型门槛，帮助传统产业导入数字化转型的能力和轨道，实现传统产业向数字化产业的平稳转换。
5.依托平台型企业构建云上产业链
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在抗疫复工中展现出卓越的资源调度和组织能力，有效保障了城市生活的有效运行、供应链的畅通衔接，并支持了大量的传统产业实现线上转型。平台企业的价值已经从以电商为主的“交易平台”不断深化，成为产业运行的支撑平台，例如支付宝、抖音直播，更进一步成为重要的产业链组织平台。依托平台企业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路径。
国家发改委在《上云用数赋智实施方案》中提出，要在两个方面依托平台型企业发挥关键作用，一是支持互联网企业、共享经济平台建立各类增值应用开发平台、共享用工平台、灵活就业保障平台，支持企业通过开放共享资源，为中小微企业主、创客提供企业内创业机会；二是支持行业龙头企业、互联网企业、金融服务企业等跨行业联合，建立转型服务平台体，进行跨领域技术攻关、产业化合作和融资对接，打造传统产业服务化创新、市场化与专业化结合、线上与线下互动、孵化与创新衔接的新生态。
平台型企业在数字经济体系中承担了开放创新和资源共享的关键角色，以平台模式重组产业链和社会资源，为传统产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技术赋能、流量赋能、场景赋能和商业赋能，以生态的模式，帮助众多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探寻基于平台之上的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形成“平台+小微”的新型组织形态，为高质量就业提供了众多机会。
工业经济是空间地理为核心的集群模式，而数字经济则是以平台为核心的网络模式，平台型企业重构产业链组织模式价值将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加速显现。从长期看，平台赋能模式将全面改变我国产业组织的整体模式、供应链合作方式、人员就业模式，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新动能。
6.以场景驱动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
场景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价值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场景是数字经济的高效应用中心和创新中心，为企业爆发式成长提供重要引擎，为新兴产业生态的形成提供凝合剂。
成都市走在场景创新探索的前沿。3月31日，成都启动新一轮城市场景创新的探索，发布《供场景给机会加快新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面向全球持续发布1000个新场景和1000个新产品。在政策设计方面有不少亮点，包括和前沿科技企业共同打造创新应用实验室、未来场景实验室，在城市级场景、产业级场景、企业级场景三个层面同时发力，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集聚资源打造应用场景“IP”等重要的政策创新。
上海、广州也将场景作为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抓手。上海《在线新经济行动》提出要推出“100+”应用场景，完善“揭榜挂帅”机制；建立模式场景动态发布制度，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依托临港新片区等重点区域，探索设立在线新经济应用场景实践区；建设集研发设计、数据训练、中试应用、科技金融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载体。广州《数字经济创新引领措施》提出，首期推出超过100个技术领先的数字经济领域优质应用场景示范项目，面向全球征集解决方案。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场景承担着起承转合的关键作用。一方面促进技术与需求的融合，加速技术落地和商业化；另一方面，场景也成为激活新型基础设施的关键手段，通过场景，新型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转换成为支撑研发创新、启动市场，以及支撑产业生态运行和集聚的基础。
好的应用场景设计和培育机制，不仅仅需要征集和发布方案，而是要围绕“大场景”精准谋划、统筹资源、集中培育，融合城市的场景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加速形成“城市方案”，实现“平台+生态”的整体发展。
7.将制度供给作为释放数字经济活力的重要手段
放开创新的空间，让企业放手干，是许多数字经济创新企业共同的呼声，也是许多城市设计疫后数字经济政策重点考虑的创新方向。数字经济企业对于制度创新的需求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包容性的监管模式，提供鼓励、容许创新的营商环境；二是行业性的新业态专项制度支持，允许新的服务、新的产品进入市场。
广州在《数字经济创新引领措施》中提出，要对数字经济形态实施“包容、审慎、开放”的监管模式，实施包容期柔性监管，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研究制定市场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免罚清单，审慎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希望通过包容监管模式，为数字经济新业态提供更为宽松的创新试错环境。
上海《在线新经济行动》文件中也明确提出了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探索适用于新业态新模式的“沙盒”监管措施，放宽融合性产品和服务准入门槛，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均应允许相关市场主体进入，探索扩大免罚清单等容错监管方式。
国家发改委在《上云用数赋智实施方案》中针对具体行业的创新需求，提出要加快在卫生健康领域探索推进互联网医疗医保首诊制和预约分诊制，开展互联网医疗的医保结算、支付标准、药品网售等改革试点；在教育领域推进在线教育政策试点，希望通过改善行业的监管制度，加快各类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发展。
目前，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智能汽车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已经进入了只有制度创新支持才能得以大发展的阶段。符合数字经济新业态需求的制度供给，例如允许AI+诊疗进入临床、允许自动驾驶车辆上路等制度创新，将会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培育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的首选措施。
8.建设数字园区，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载体
在新时代，数字园区拥有全新的内涵和价值，不再局限于网络基础设施和在线服务，而是要成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制度的“试验场”，成为新业态、新模式的“孵化器”。数字园区的建设思路也应该顺势而变。
上海《在线新经济行动》就体现了数字经济园区建设的思路转变，文件提出要建设在线新经济生态园，通过老厂房、老仓库、工业标准厂房和商务楼宇等存量资源的改造提升，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功能错位、相对集聚的在线新经济生态园；构建以在线新产业为核心，集平台、技术、应用于一体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营造在线新经济发展良好生态。其创新思路在于，不是为企业提供宽阔的空间和高端的商业环境，而是在数字经济企业所偏好的产业生态、人气和创新平台上投入更多资源。
建设新型的数字园区，应该以应用和场景驱动，通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数据要素供给、新型基础设施，创造数字技术应用示范空间，推进园区内企业数字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整个园区的数字化，从而吸引和培育独角兽等高成长企业，营造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和培育数字产业的生态，培育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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