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 回故乡过年

回故乡过年

文/何鹏

2016年除夕的前一天，我赶回老家过年。侨

路上，我问不满四岁的儿子：“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

他说：“知道！去爷爷奶奶家。”

“那你知道爷爷奶奶家在哪里吗？”

“不知道。”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要记住了。”我郑重其事，一字一顿地说：“麻，城。”

“麻，城。”

“对，那是爸爸的老家。那我问你，你是麻城人还是黄石人啊？”

他仰头望着我，转动着眼珠，突然声调高昂地说：“我是中国人！”

车厢里爆发一阵哄笑。我笑着扭头望向窗外，窗外倏忽而过的是山脉、树林、村庄和农田。我知道，我离故乡越来越近了。

美国作家何伟在《甲骨文》开篇写到：“从北京到安阳——从现在的首都到被视为是古中国文明摇篮的城市——搭火车要花上六个小时。我坐在床边，有时不免觉得单调麻木。窗外的风景如壁纸一样地重复：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这份重复的感觉并不新奇。”

是的，这样重复的风景在我们曾经的旅途中随处可见。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那些矗立在中原大地的无数村庄中，有一个就是我的家乡。如今，这样的风景有了变化，农民很少见到了，一片片的田地上很突兀地出现了正在建造的厂房和高楼。大部分年轻人都进了城，一年在外，村中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孩子，纯正的庄稼人越来越少。

到家时已近黄昏。刚放下行李，我就让父亲给我准备一捆黄表纸、一把香，一挂鞭炮。我领着妻儿向村头南边那片麦地走去，爷爷已经默默地在那里沉睡了两年。说实话，几年前的我对烧纸祭祀这种乡村风俗还很不屑，认为是陋习。而如今，却主动地去做了。我原来一直不明白烧纸钱能有什么用，后来在书上看到说，纸钱焚烧时化作烟雾的形象能使人产生进入冥界的想象。直到我跪在爷爷坟前，看着火光中的纸钱随风舞动，一缕缕灰烟又袅袅升起，飘到我去不了的地方时，我才深深理解了这个传承了几千年的祭祀方式。

我沿着湖边那条长满杂草的小路向村子走去，这条路还是儿时走过的那条路，那时觉得这条路好长好宽，如今却觉得好短好窄。我在长大，故乡也在老去。

安静的夜里，我也会怀念故乡，无数次想到的就是这条通向村外的路和那间早就不住人的老房子。曾经有次做梦，梦到回老家的路变成了一条布满荆棘的独木桥，而我被刺的浑身是伤依然不停的奔跑在这条路上，但是老房子却越来越远，怎么也走不到。

暮色渐渐笼罩下来，远处村子里传来一两声犬吠，我清晰地听到时间的风声。我想起阿根廷文学巨匠博尔赫斯的名言：你的肉体只是时光，不停流逝的时光，你不过是每一个孤独的叹息。

也许，对于某些人来说，生活不过是一天天的重复，浑浑噩噩，不需要反刍，只是埋头过下去，或是为生计奔波，或是汲汲于名利，等到某个时刻，停下脚步，才发现时光已经远去，很多东西永远也回来了。可是，对于某些人而言，每到岁末年初，总会有异样的感触。回望来时路，梳理过往的点点滴滴，珍藏美好的记忆，审视无可追悔的往事，追求尚能仰望的梦想。

在朝着梦想前行的途中，不可避免的有着这样那样的挣扎、失落、期许、无奈、抱怨。于是，那些记忆中诗意美好、宁静清新的故乡成为我们的向往，浓烈的乡愁在心灵深处蔓延。或许，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乡愁。

除夕那天下午，家家户户开始清扫门前屋后的垃圾，张罗贴春联。我家门前是一个池塘，池塘那边是大伯家的两间大平房。两个堂哥是我儿时最要好的玩伴，我们在池塘里钓鱼摸虾，在他家屋后的竹林里戏耍。后来大伯家就搬到了镇上，可是过年时两个堂哥是会回来的。那时候一到寒假我就天天盼着他们回来。

后来，我们慢慢长大，各自在外忙着求学、工作、结婚、生子，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两个堂哥，老大安家苏州，老二留在镇上。再后来，只有在每年除夕时大伯一人回来给老屋贴上春联，然后匆匆离开。2016年6月底，大伯去世了。今年，这空荡破败的老屋还会帖上春联吗？

正想着，一辆摩托车停在跟前。是两个堂哥回来了！我扔掉手上的扫帚迎了上去。大伯家两间平房，其中一间已经倒塌，野生着一片杂草灌木。我们给另一间还健在的老屋贴上了春联。我们就站在那片残破的屋院前聊起了各自的近况，聊起村子里的现状。

如今，我们都渐渐步入中年，半生回望，意味深长。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了曾经年少的时光。

其实，我明白，早在我们离开了乡村之后，就都变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异乡人。而乡愁，就是一种致命的浪漫，背后是多少的无奈与辛酸，怀旧多少只是我们的强颜欢笑。俄裔女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一书中，把“怀旧”描述为一种疾病，她给“怀旧”一词下的定义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这就像我们总觉得儿时的一首歌能打动人心，其实不是因为它的动听，只是因为那首歌牵动了儿时的美好记忆。对于故乡而言，我们在远方怀念她并不是怀旧，只有在我们返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乡，却再也找不回到家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怀旧。

聊了许久，他们要回去了。最后，我说：“如果这间屋子也塌了就没必要再贴春联了，你们还会回来吗？”二堂哥说：“春联是不用再贴了，但还会回来。”大堂哥补充说：“因为爸爸还埋在这里。”

目送他们远去，我拾起扫帚，继续清扫门前的垃圾。

我想到了著名导演王小帅。他一直痴迷于拍摄关于“三线”的故事，正是因为他想找到故乡。他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他在上海出生，幼年跟着父母从贵阳搬到武汉，在北影读完大学去了福建，在福建待了两年后又流浪北京。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却写了一本关于故乡的书——《薄薄的故乡》。他在序言的最后发现了真相：现代人的“故乡感”已经越来越淡化，哪里都一样，更多故乡的意味只有在记忆中去寻找。“你可以失去故乡，但是不可以失去记忆，记忆将成为另一种故乡本身，很多时候，你可以通过记忆回到故乡，无论你身在何时，何处。”

除夕夜里鞭炮声不绝于耳，十二点整，所有人家都同时点燃了鞭炮，这鞭炮声合在一起震得地动山摇，震得人头昏耳鸣，一时间空气中硝烟的浓度远远超过了氧气的浓度。放完了鞭炮，父亲领着我去村头的小庙烧香拜神。这也是我们这个小村庄延续多年的传统。

一路走一路在想，当我回到故乡，我印证着似曾相识的一切，但印证之后，却不知拿它们怎么办。我们总在吟唱着乡村的挽歌，却又必须回到在城市中继续生活。只是在冥冥中，我感觉乡村的一些东西在悄悄瓦解和崩毁，同时，另一些东西正在艰难地重建和确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今天的乡愁表现在春运的路上，表现在奔向故乡的急切的脚步声中。奔波是我们这一代人寻找乡愁的宿命，个中滋味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的下一代呢，他们还会有乡愁吗？生活在城市的我们，是靠乡音找到一种身份认同。而我的儿子，他既不会说麻城话，也不会说黄石话，将来的他会不会也像王小帅一样成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而我的故乡，他会找到认同感吗？他还会回来吗？最后我想通了，他会回来的，他还是会把这里当成他的故乡，因为这里埋着他父亲的遗骨。

近处的、远处的毕毕剥剥的爆竹声连绵不断，夹带着丝丝寒意，拥抱了整个村庄，家乡的天空被绚烂的烟花衬得美轮美奂。在这耀眼的火光中，心中的疑虑和惆怅，全给充满喜庆的空气一扫而净，我知道，新的一年到来了。

2017年2月7日